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虽然吃香，但很容易犯错误。干部不是依法行事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是毛执行正确路线的工具，而正确路线又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要在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永远站在正确一边，始终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严格按上一级的指示办事也不解决问题，因为“错误路线”恰恰是从上面来的。最高领导集团内每进行一个回合的“路线斗争”，甚至毛泽东脑子里每来一次辩证的反复，都会影响到几千万大小干部的政治命运。干部们有终身为人民服务的权利，他们不必为专业不称职而担忧，也不必考虑何时退休的问题，但就是怕犯错误，特别是怕犯各种各样的政治错误，因为这种往往不是自己严于律己可以避免的。好在毛泽东对犯错误同志的政策是批评和团结两方面循环使用。每人次政治运动都免不了要整一批犯了错误的干部，这种整当然只能由另一部分没有犯错误的好干部去整。好干部整坏干部同样难免整错，因此过不久又需要纠正这种错误。这就形成了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整干部和解放干部交替进行的规律。毛泽东希望犯了错误的人，挨过整后，那怕是整错了，也可以吸取教训，重新解放出来以后，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小些。
邓小平是不主张用政治运动来整干部的，但在毛泽东当家时，他只能在解放干部这道程序上发挥作用。1962 年，身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即按照毛泽东辨别平反干部的精神，主持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解放干部的活动。这年4 月，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判断和处分完全错了及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辨别平反”。所谓简便的办法，就是由上一级组织出面召集干部大会，或党员、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一律平反。邓要求对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错了的，统统滴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其理由是，“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邓选》IP.301）当时需要辨别平反的估计有1000多万人的问题。他计划把县以下的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县以上干部的问题。那知这年8、9 月，党的主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变了调，批评近来刮平反风不对，说1959 年反右倾不能一风砍。毛重新提出要抓阶级斗争，邓的第一轮解放干部工作只好到此打住。
1975 年邓小平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各方面的工作，有机会再次触及干部问题。不过这一次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据说文革中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审查，仅中央和国家部委被审查的干部就有近3 万人。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国家干部约200 多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和没有立案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当时毛泽东还健在，邓要一揽子解决所有这些人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相机行事，重点突破。这年4 月邓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邓还不能否认这些应释放的人中有的属于敌我矛盾，但他主张对这种人有劳动能力的要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要养起来，有病的要安排医院治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更要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工作，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在邓的努力下，有300 多名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获得释放，一些人还陆续地分配了工作。邓还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贺诚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信后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傅连障被迫致死，理应予以昭雪”。邓根据这个批示，又把落实干部政策推进了一步。但是不久，毛泽东发现邓的整个做法是冲着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邓还有好多干部没来得及解放，自己就被毛泽东罢了官。
再次复职后，邓小平决心把解放干部的工作进行到底。他用三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其中大部分属于干部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因为文革中几百万冤假错案经过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很少，绝大部分是法外政权的政治性案件。这类案件落到普通工人农民头上去的机会不多，绝大部分由“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享用”去了，其中尤以容易犯路线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居多。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内容是指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
这一次邓解放干部的努力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配合。1977 年底1978 年初，胡接连在《人民日报》上组织了四篇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大造舆论。这些舆论使受害者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原中央组织部部长称胡的文章是大毒草，还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他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谁是很清楚的。阻力既然出在组织部门，那就只有通过组织手去解决。1977 年12 月10 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撤销原来那位部长的职务。改组中组部当然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复职半年的邓小平意识到要对付凡是派，必须首先从组织路线、组织部门入手。
胡耀邦不负厚望，上任后很快使中组部变了个样。但是胡的中心工作还没拉开序幕，就被高高在上的中央专案组挡住了。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了各种申诉案件，不允许平反昭雪，有的人还说：“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撅，都翻到我头上来啦！”这个专案组是文革怪胎之一，它把各级党政职能部门抛在一边，拥有超越法律立案审查干部的权力，文革中属于干部的冤假错案都是他们的杰作。邓小平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就决定要撤销中央专案组，但未遂愿。现在邓重新回到中央，一时还不能把这个钉子连根拔掉，只有通过组织部去与之抗衡。在邓的支持下，胡耀邦断然决定超越中央专案组，直接向中央负责，请示汇报工作，中组部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安置干部的工作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
胡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在胡的督促下，中组部从1978 年1 月起，连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干部的平反、安置问题。到7 月份已重新安置了干部5344 人。下半年随着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深人，落实干部政策势不可挡，到年底已有相当一部分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或名誉。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取得了一项大快人心的胜利，即正式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并决定以后不再重新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干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对1959 年以来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200 万干部的档案材料进行清理销毁，对文革中被各类报刊文电点名批判的干部一律予以平反。到1982 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 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活着的人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了待遇，补发了工资，死了的补开追悼会，恢复名誉，解决子女家属问题，大范围地解放干部到此基本完成。
这些干部蒙冤受屈一二十年，他们像邓小平一样，在各式各样的“牛棚”中饱尝了文革的苦果。因此当他们有幸获得第二次解放、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以后，对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工作，其积极性是很可观的。遗憾的是这些干部已人迟暮之年，等到邓小平发现他们的年龄和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又不得不说服动员他们以保留待遇为条件，从各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一上一下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对开创邓小平时代却是绝对必需的。邓小平正是依靠了这支干部力量来同凡是派抗衡，来代替文革中的“三种人”，来系统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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