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因为试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被毛泽东第二次罢官的。邓和毛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在于对文革的看法。毛坚持他的“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所谓三分错误，毛指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邓说，“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邓选》ⅡP.265）在他看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而实际上，他要否定的还不止这八个字。他的目标不只是把毛泽东的“三七开”颠倒过来，而是根本否定“文革”，否定“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实践，否定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邓小平1977 年复官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清除“文革”后果。这并不是出于个人意气，也不能用邓的倔犟性格来解释。根本原因是邓有一整套与毛泽东的“文革”作法相反的治国方略，从实现“四化”的目标到改革开放的手段。邓明白，毛泽东留下的文革后果如果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将成为他实现其政治理想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如果由他动手去清除这些后果，障碍就会变成巨大的动力。
邓小平决心纠正“文革”增误，构成他与凡是派冲突的主题。凡是派首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下一步他抓纲治国的方针，一是集中批“四人帮”，二是继续批邓，三是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在议论邓小平问题时，汪东兴的说法是邓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做得不好。甚至还有人把邓小平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凡是派不知道他们想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既批“四人帮”又批邓小平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包括邓小平在内一大批文革受害者正好利用了这个矛盾把中国引向另一个方向。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打算从揭批“四人帮”人手。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凡是派的共同点。可是凡是派领导的揭批“四人帮”，很有点令人失望。他们首先规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按照这个定性标准接连抛出的三个批判材料都不触及“四人帮”的极左实质。凡是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起，二是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因为他们知道一批判极左就会触及到毛晚年的错误。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错的，他们这些文革受益者作为毛泽东传人的合法性就会发生动摇。
为了打破凡是派的战术，邓小平想出一条妙计：把“四人帮”和林彪联系在一起。他于1978 年6 月指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邓选》ⅡP.117）“四人帮”和林彪在历史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1966 年那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生前总认为“四人帮”批刘、林有功。批刘少奇“有功”不假，批林彪有功很成问题。第一，林彪挨批时已经身败名裂，不批自臭。“四人帮”的批林另有用意，即所谓批林批周公（恩来）。至于批林本身，他们只限于批两头而不批中间，即只批林彪过去的历史和后来搞反革命政变的《571 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的极左路线则全包了下来，生怕批了林的极左露出他们的实质。毛泽东1972 年曾有过针对林彪批极左的指示，但很快就被毛用“反回潮”堵了回去。在批极左问题上，毛泽东和“四人帮”一样有顾虑，只是性质，程度不同。林彪和“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横行于文革十年，大怒人怨，作恶多端。因此邓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不清历史旧帐的问题”。（《邓选》ⅡP.117）退一步，即使这是旧帐，也非解一解不可。因为这样一“解”。势必触及到“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触及到整个文革十年的历史，进而触及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这一“解”就完全改变了凡是派的部署，使揭批“四人帮”转入邓所希望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我们现在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选》ⅡP. 209， 264）..
邓小平知道否定义革仅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还不够，还必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后一方面在凡是派面前最难以通过。但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邓开辟了道路。正是这场讨论给邓小平提供了重新评价十年文革的是是非非的有力武器一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决策，到底对不对，也要由实践的结果一一文革后果来检验一番。这个武器在1978 年底连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结出了硕果。
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八项重要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3）为薄一波等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4）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7）指控文革“功臣”康生、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8）文革中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据实处理。这些决定虽不是全部，至少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了。三中全会作出战略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即把全党全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因为它意味着彻底抛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指导思想。
这时邓小平已掌握了最高决策的主动权，他完全可以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时代那样把毛泽东大骂一通，历陈文革罪状。但是邓没有这样做。他知道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否定不仅不能真必达到彻底清除文革后果的目的，还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增加前进的阻力。所以邓把他的清算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否定上，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一样一样地来，而不忙于作政治结论，辩理论是非。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就是一个很具体也最有力的否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邓在三中全会上仍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主张“不必匆忙去做”，“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邓选》ⅡP. 139）后来，这个评价经过了三年零六个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式作出。在涉及到“九大”的合法性时，邓也作了个抽象的肯定，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是有个党存在”。（《邓选》ⅡP. 269）在三中全会上，邓甚至还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一一反修防修，似乎毛是好心办了坏事。“好心”可以安慰一大批人，“坏事”（通过改正）可以拯救一大批人。
在具体否定文革时，邓除了抓住关系到全局的工作重心转移这点外，还选择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切身疾苦的平反冤假错案作为突破口。这个口子的特点是一突破就不可阻挡，所以很快就冲决了凡是派的堤防，为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变成了邓小平的功绩，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变成新长征的动力。这是对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最实在最具体最有力的否定。
邓针对文革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步骤，采取由近及远的倒退法。首先争取为文革后期的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两案平反，然后深入到文革十年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翻文革中毛泽东对有关人物，有关部门，有关事件，有关文件的定案。例如推翻所谓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所谓统战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所谓中宣部是阎王殿，所谓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等错误结论；为所谓“二月逆流”，所谓“三家村”等假案平反；撤销1966 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推翻对17 年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等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倒以刘少奇为首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刘少奇平反昭雪了，那将意味着文革的案全翻过来了。但是邓小平没有急于迈出这一步。他首先利用三中会的胜利，为直接影响刘少奇所谓叛徒问题的薄一波等61人案平了反。在刘、邓、陶、王这一串“走资派”中，他首先为后三个次要角色平了反。等到这一切外围工作都做好了，到1980 年2 月，邓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
1980 年9 月19 日，中共中央又发通知：对凡属在文革中被错误点名批判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其证明不实之词统统推翻。文革还剩下什么呢？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大批“新生事物”，在邓的改革洪流中一件件地悄悄地消失了。毛泽东反修防修最重大的战略性措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早于1979 年停止，原下乡的数千万知青也于同时一阵风刮回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形式群众运动，被邓小平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禁止。最后，文革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历史决议》中得到正本清源。根据麦克法奇尔的看法，文革起源于1957 年。邓也许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他把否定文革的工作一下子彻底到文革前的“四清”运动， 1959 年的历次反右倾运动，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运动。总之，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后一件被邓否定得干干净净，尽管如此，邓还是”愿意给毛泽东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①邓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因为“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邓选》ⅡP. 206）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