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并没有满足于恢复官职、安享晚年。他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致力于排除各种障碍，以便在有生之年实现他酝酿已久的兴国大计。不过，这一次他的直接对手已不是“四人帮”，而是在他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得利的华国锋以及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大功的汪东兴这一批继续坚持文革路线的人。
也许是文革模式的惯性作用，新一轮的较量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即争论一个纯碎的哲学问题——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两种相反回答形成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实践派和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实践派和“凡是派”的斗争成了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尤其是1978 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凡是派”的纲领是立于1977 年2 月7 日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篇由汪东兴亲自组稿的社论代表当时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所谓“抓好纲”，是指深入揭批“四人帮”。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揭批“四人帮”首先就遇到了问题。“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写过两篇著名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揭批“四人帮”要不要批判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毛主席看过，不能批，要批也只能不点名地批评其中的错误观点。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1975 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如今对1975 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是搞的过去那一套。按他的逻辑，既然没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主席定的案。
人们含泪唱完了“绣金匾”，又开始唱起“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出了个华政委”。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个人崇拜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不解决“两个凡是”，等于换汤不换药。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重重。无论是知识分子想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为17 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来。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 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急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急待纠正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飙所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位老新闻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热浪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1977 年5 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在这里使用的反驳方法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第一条反驳抓住华国锋活中的自相矛盾，确令“凡是派”无言以对。但在第二条反驳中存在着一个类似说谎者悖论的自搞循环。如果“凡是派”有足够的逻辑常识，他们满可以反问：你们不是不要“凡是”吗？毛主席没有说“凡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呢？毛没有说“凡是”，他们说“凡是”，因此他们是说了毛没有说的，因此他们不是“凡是派”。而你说毛没有说“凡是”，所以我们不能说“凡是”，倒有点像“凡是论”。这说明“凡是论”从逻辑上是不易驳倒的。邓不久即取得复职的胜利，并不是“凡是派”被他驳倒了，而是党心民心等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在此之前（4 月10 日）邓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含着“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 月21 日）上，邓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的话句句是真理。邓还特别指出，引用毛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那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邓选》ⅡP.42）“是毛泽东指导思想的精髓”。（《邓选》ⅡP.64）。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如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 年8 月和9 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伸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 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毛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选》ⅡP.63）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同上P.64）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同上P.64）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 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邓选》ⅡP.46）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 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同上P.64）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邓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那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方便。1977 年底， 1978 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 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7 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主席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 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少。例如这年5 月《人民日报》披露： 1976 年11 月6 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查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毛主席语录”的。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主席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 年11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爆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 1971 年毛泽东关于17 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 17 年的估计不要讲的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 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
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最先跨出这一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与邓小平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一一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批评毛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主席，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一，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毋须实践检验；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一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 年4 月的一天，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章来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 年12 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政，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 年5 月11 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们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以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大即5月12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 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幅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①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击中了。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命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判据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主席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群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打了个严厉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汪东兴缓过神来。5 月17 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汪又把华国锋的亲信、中宣部长张平化找来吹风。张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
吴江说得对：这场讨论如果没有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开展的。5 月19 日邓小平开始表态。据说《光明日报》发文时，他没怎么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他才找来看了看。看过后邓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但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个倒嘛。5 月30 日，邓向几位负责人说话时，又针对“凡是派”指出：只要你讲的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实践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种思潮而来的。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在6 月2 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大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选》ⅡP.109）邓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 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三页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 段，这在邓的全部著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伸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邓选》ⅡP. 110， 112）最后邓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同上P. 113）据统计，在1978 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了650 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要算一篇，而且是最出色、最有份量的一篇。邓小平6 月2 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 月15 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两校”，现在是党校，这下完了。一些左派理论家大有反攻之势，他们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为此文先后6 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该文除论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两个凡是”，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第二篇文章的发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再起。7 月份，科学界和理论界先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这时汪东兴急了，他在山东开会向省委负责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 度转弯。邓小平把张平化找去，针锋相对他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9 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针对“砍旗”一说，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真正的高举就是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凡是派”的王牌就是“高举”，邓用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区别把旗帜夺了过来。
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汪东兴给《红旗》的方针是一花独放，不卷入当前的讨论。在汪的控制下，《红旗》沉默了五个月，没发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后来实在沉默不下去，就组织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汪也要求把问题限于学术材论的范围内。这与“四人帮”惯于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作法正相反，只能说明凡是派完全处于守势地位。汪希望保住《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终于没有守住。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 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把它写成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谭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后来官司打到政治局，邓小平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
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人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这一卷入，使凡是派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从8 月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标准的讨论。只有湖南省最听话，但也最后一个表了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表态，赞同实践标准实质上是支持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所以各省表态意味着凡是派陷入彻底孤立。实践派乘胜追击。在11 月10 日至12 月15 日历时36 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派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打乱了华国锋原定议题，一举形成如下8 项重要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撤销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3）为薄一波等61 人叛徒集团平反；（4）为“二月逆流”平反；（5）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6）撤销中央专案组；（7）审查康生，谢富治在文革中的罪行；（8）由各省、市、区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处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八项决定所涉及的人和事，几乎都是毛泽东圈定或点过头的要案，现在全部推翻，标志着凡是派全线失利。
12 月13 日，华国锋被迫在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对“两个凡是”进行检讨。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太绝对了，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汪东兴也作了几句不像样的检讨和说明。不管怎么说，凡是派服输了，实践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是此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实践派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会上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使其无法再过问宣传工作。同时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这一位置很快即向取代华国锋的方面发展。
邓小平在成功之际没有忘记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关键。他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越看越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选》ⅡP.176）的确，是这场讨论为邓小平赢得了党心民心，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邓小平彻底纠正“文革”错误，推行改革新政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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