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发现邓小平在1975 年的整顿中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在肯定还是否定文革问题上拒不让步，因此决定重新换马，用华国锋取代邓的位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毛泽东还认为邓是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一棍子打死，一批二保，让邓“专管外事”。“四人帮”的几件机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也只好称他们要批的是“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志”二字表明邓还不是阶级敌人。可是后来，1976 年4 月，毛泽东因听信“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反映的假情报，把“清明节”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后台。据此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还是党员，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后面再没有“同志”二字，因为据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转化成对抗性矛盾了。邓正式被打倒，这是他建国后第二次被打倒，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他的对手们希望这一次他永远不能翻身。
然而再次中箭落马的邓小平还是看不出有什么消沉、绝望的表现。像在江西的“牛棚”中一样，他仍旧在庭院里一圈一圈地散步，仍旧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仍旧坚持用冷水沐身，尽管此时的他已经72 岁了。当年的警卫人员向人们回忆邓散步时的样子：“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①邓的沉着自信来自两点：一是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四五”运动可以印证；二是朝中元老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不久，邓和叶剑英元帅曾交过一次心。那时邓就作好了被打倒的准备，但是他相信，只要有老帅们在，有其他老同志在，他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叶剑英表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当两个对手相互较量时，得利的往往是第三者。邓小平和“四人帮”的斗争无疑便宜了华国锋。毛泽东既不信任想翻案的邓小平，又不相信有野心的“四人帮”，于是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英明决策，把权力交给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华国锋。毛希望华能起到平衡、中和作用，同时为两种势力所接受。由于估计到自己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为了预防身后的不测，毛还作了有意识的安排。他不仅把周恩来之后代总理一职明确交给华，而且破例地把华安放在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但是“四人帮”对毛的这一精心安排是不服气的。他们竭尽全力打倒邓小平决不是为了给华国锋这个圈外人掌权扫清道路。倒邓的“胜利果实”应当归他们享受才对，怎么能落到华国锋手上呢？因此邓下台以后，最高领导集团出现新的变化，华代替邓成为“四人帮”争夺权力的对象。这一矛盾随着毛的去世更加突出。证据之一是宣传机器在继续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时，又多了个“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已经不能“走”了，谁还在“走”呢？人们很清楚指的是华。
华的有利条件是他位居第一副主席，并且有毛写给他的三句话保证其继承地位的合法性。这三句话是：“莫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看出这三条最高指示的含糊性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他另外杜撰了一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背着华大加宣传。“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就含义说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六个字中有三个字不同。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马上就会产生疑问：毛主席的遗嘱冒出两条来，谁知道哪条是真的呢？舆论控制民意的特点是先入为主。如果华国锋试图纠正这三个字，反而可能被认为想篡改最高指示。这时到底谁真谁假又取决于谁掌握了舆论。更重要的是，人们只知道毛主席嘱咐他们要按既定方针办，但既定方针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没说。这就意味着”四人帮”想说什么，什么就是毛主席的临终遗嘱。这些都说明华的地位正在受到“四人帮”的威胁。
华国锋与“四人帮”间的角逐反过来又有利于邓、叶等元老派。现在无论对华还是对“四人帮”来说，批邓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邓已经成了被打倒的死老虎。这样邓就有可能重新组织力量。据说毛去世后的某一天，邓正在院内散步，突然王震将军来访。邓见王后第一个话题就是打听叶剑英最近住在什么地方。王告诉他叶常住在小翔凤。第二大，邓即以“上街看着”的名义悄悄来到叶的住所。叶和邓同是落难人，在邓被解职时，叶也被宣布“生病”而停止工作，只是尚未正式“罢官”，而这可能正是邓找叶的原因。邓叶两人这次密会到底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交谈中少不了如何对付“四人帮”这个老话题。邓当然相信叶是有能力收拾残局的。据叶的秘书1979 年回忆说：“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密谈。一次说到‘王、张、江，姚’的问题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又往下按了按。王震想了一会儿，终于会意：毛主席还在世，不易轻举妄动，要等他去世以后再作计较，要等待时机。”①现在毛走了，时机已经到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取得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支持和配合。由于毛去世后，华与“四人帮”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虽然华对“四人帮”中的江青有顾虑于已故主席的体面，但是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他不能不为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着想。这样，华、汪等人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很快就达成一致。结果众所周知，“四人帮”于10 月6 日束手就擒， 10 月7 日产生以华、叶、汪为主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四大后在301 医院接受前列腺炎治疗时获悉这一消息。他的高兴心情一点也不亚于5 年前在江西听到林彪灭亡的消息。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可能只是5 年前的那一次使他感到有些惊讶，而这一次多少在他的意料之中。邓意识到又一次新的转机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像5 年前那样第一件事就是给党中央写信，惜以表达他此刻“最深刻的感受”。邓在这封简短的信中，除了表示他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取得制服”四人帮”这帮坏蛋的伟大胜利“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外，还向华作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表态：“我衷心拥护中央的决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和军委主席。我为这个决议高兴喝彩，它不但对党而且对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讲国锋同志都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他的年龄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将稳定15 年或者20 年。对党和对人民的确是一项英明决策！
这难道不是大家高兴的事？”①
邓小平的这封信使朝野要求邓复出的势力有了根据。但是华对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反应很冷淡。在他看来，粉碎“四人帮”是他华主席的胜利，而不是邓小平的胜利。“四人帮”的罪行并不能抵销邓小平的错误。当然，两个冤家对头现都打倒了，问题有点复杂化。10 月26 日华在听取宣传上的汇报后提出四点意见，初步表达了他处理邓小平、“四人帮”和毛主席三者关系的思路：（1）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4）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在12 月份的会议上，华进一步强调了批邓的必要性。
华抓住批邓不放，是因为邓在党政等几方面和朝野人士中拥有比他高得多的威望，能力上的差异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让邓出来，华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邓在他的政府中往哪里放，弄得不好很可能对他刚刚取得的领导地位造成威胁。此外，华还有另一层考虑：他是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来安身立命的，而批邓这件事是毛主席生前固定的，如果现在改变了，岂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即使邓出来后对他没有什么威胁，他也不能这么做。这两层考虑中当然后者更有说服力。所以华在公开场合坚持批邓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了这两条，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阻止邓小平复出，而且可以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丝不苟地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实际上很清楚，华对毛并不是什么都“凡是”，也不可能什么都“凡是”。例如有人反驳：毛泽东曾于50 年代在所有领导人死后都火化不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决定上带头签字（也算是“画圈”），可是华在保留毛的遗体和造纪念堂问题上毫不犹豫。还有毛生前并没有说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华却同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凡是”论经不起推敲，暴露出华的地位的脆弱性。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消失后，华国锋与邓派人物的矛盾又突出来了。两种势力的冲突在1977 年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化。会前起草报告时叶剑英就多次提出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在会上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华在这里显然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条线上。他所谓“反革命煽动”是指这年年初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在长安街刷写大标语，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称此案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华还因此大开杀戒，先后批发了对付这类事件的三个文件。华据此在会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华再次亮出他的杀手钢：两个凡是。为了强调它的份量，他把第二个凡是变成否定结构：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
但是华国锋低估了邓的支持者的胆量。就在这次会议的小组发言中，陈云、王震等人针锋相对，公开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 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做。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这些言辞的征服力比华的“凡是”论强得多，因此虽不准登会议简报，仍在会上引起强烈共鸣。会后，请邓出山的呼声更浓。于是华国锋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老人们的抗争给了邓有力的声援。但是他并没有坐等别人请他出山。4月10 日他又主动给华写了一封信。邓在信中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华主席最近的讲话和其他行动。感谢中央证明他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对华承认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特别高兴。这对华是个很大的安慰，多少可以打消一些华对他复出后的顾虑。但他紧接着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这显然是针对华护身法宝“两个凡是”而来的。邓还作了必要的自我批评，承认他在1975 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他真诚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和教导。C·泰尔斯认为“这种自我批评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安抚反对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当适当地维护毛主席名誉的人。”①最后邓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邓相信他在党内拥有广泛的支持，一旦他的问题公诸于众，少数人再想左右民心就不可能了。
5 月3 日中央转发了邓的信。邓小平问题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现在再阻止邓小平复出就会成为被孤立的少数，华国锋开始考虑如何同邓接触。几天后他派汪东兴和李鑫去看邓小平。邓开始主动反击。他首先把目标对准华汪等人的护身法宝“两个凡是”，使用的武器则是华国锋自己说过的两句话。邓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选》ⅡP.35）华想不到几天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迫说出的这两句妥协性的话竟与他抱住不放的“两个凡是”自相矛盾。现在华只有采取守势，并且手上只剩下天安门事件一张牌了。他派人与邓小平讲条件，即只要邓作出检讨，承认错误，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那么就可以让邓出来工作。华心想有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个枷锁，邓出来后就不是那么可怕了。然而邓的回答是：“找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之所以被打倒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现在他置自己的命运于不顾而为大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广大民众仗义执言，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支持率。华则因为丢失了最后一块阵地，除了让邓无条件复职外，再没有其他选择。
1977 年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5 个月前失去的所有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参谋长。打不倒的矮个子再一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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