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邓独当一面施展报国理想的大好机会，同时又是对他的一场严峻考验。问题不在于能力和魄力，而在于“文革结”还没有解开。邓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他和“四人帮”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二，毛泽东对他的工作会支持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是同一把：把毛的旗帜抓在手里。
邓明白，他在大刀阔斧搞整顿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斗争策略，处处以毛的名义行事。这并不是他固有的风格。可是没有办法，他的对手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必须好好向对手们“学习”，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不被剥夺。所以在有关整顿的每一次讲话中，邓都没有忘记申明他是根据毛的某一指示或经过毛点头同意了的。
在1975 年7 月的一次讲话中，邓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三条指示反映毛在文革后期的矛盾心理：他希望结束文革混乱，但又不想纠正文革错误。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反修防修，现在要抓住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是为了把文革反修防修的成果和措施巩固起来、坚持下去。用毛的习惯语言说，三条指示，第一条是纲，二、三两条是目，纲举目张，目为纲服务。
可是对邓来说，毛的三条指示，后两条他是百分之百响应的。事实上80年代他主政中国的基础纲领还是这两条。至于第一条，邓即使不完全反对，也不赞成把它放在“纲”的位置上。分歧就出在这三条指示的关系上。以什么为纲是关系全局的原则问题，邓在原则问题很难作妥协让步。但他又知道自己拗不过毛泽东。这就不得不动用谋略智慧了。
好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规定他的三条指示哪一条是纲。邓利用这个“疏忽”，将毛的三条最高指示都称作纲。他强调：“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在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里，毛心目中的纲和邓心目中的纲都得到了满足”。
接下来，在强调具体落实时，邓说：“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选》Ⅱ.12）至于学习理论云云，邓没有反对，也没有强调，邓有意地从整体中丢掉了这一条。
但你不能说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这两条是邓的“私货”，因为这也是毛的最高指示。邓紧紧抓住这两把对他有利的尚方宝剑，用来推进各方面的整顿，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用以对付“四人帮”的明枪暗箭。
“安定团结”这把宝剑正好用来收拾“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邓猛扫几下，便收到极好的效果，他所需要的秩序很快恢复了。但是实现安定团结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的三项指示中最末的一项，在邓的心目中却是最重要的一项。
至此，邓把毛的三项指示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他不能单独搞国民经济为纲，不然，就会同毛一向的“纲”——阶级斗争——撞车。于是邓用了另一个词：大局。“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邓说，实现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这就是大局”。（《邓选》Ⅱ.4）他将四化目标同当时“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生产形势进行比较，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的公式是“抓革命，促生产”，看上去似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都要，实际上毛始终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人用生产冲击革命。所以毛领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懂得一条规律：“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许多人就因为抓了生产而获罪，被打成“唯生产力论”者、修正主义分子。邓当然也不能改变毛的公式，他只能在实际操作中悄悄把重心移向经济生产。他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选》ⅡP.4）不久，“四人帮”把这篇话称作“复辟纲领”。
邓的政治研究室还专门搞了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所谓“总纲”当然是指毛的三项指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项。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是以经济建设为纲。文章引用毛40 年代的语录：“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进而，文章尖锐地驳斥了忽视生产的错误倾向：“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后来批邓时，这份文件和另两份文件被“四人帮”称作“三株大毒草”。
邓用以发展生产的手段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生产责任和劳动纪律，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等等。说起来并不新鲜，不过是把文革破坏了的正常秩序和规则重新恢复起来，所以才叫整顿。
邓的经济整顿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因为铁路既是派性危害的重灾区，又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铁路系统整了两个月即见成效，邓以此为起点依次整顿了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系统等要害部门，到9 月份，整顿工作推进到各条战线。
整顿的成绩是可观的。据说至少有9 项生产指标在当年6 月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科研、文教方面实效不大，因为积重难返，但初步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但是正当邓小平围绕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复兴大业时，毛的另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却被“四人帮”抓去大做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来，江青又从毛泽东评说《水浒》的语录中找到了武器。她声称：“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罗？我看是有的”。这“宋江”自然是指邓小平。不过这一箭没有射中，“晁盖”似乎甘愿“宋江”架空他，因为他相信“宋江”并无恶意。
你能架空，我就不能架空？经过精心策划，“四人帮”想出一个绝妙主意：把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当一名“联络员”。毛远新于9 月进入中南海后，毛泽东的卧室里加了一部电话，供联络员使用，一头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毛泽东听到的声音和发出的声音，都要经过这里。这下，毛泽东几乎被“四人帮”“垄断”了。
11 月初的一天，毛远新奉伯母江青之命向毛泽东的耳朵里吹进一股风：有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联络员说：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似乎比1972 年批极左还凶。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批判17 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条，即生产上去了。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四人帮”“翻案复辟”这一箭射中了。毛泽东一生只于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怎能容许别人否定呢？毛的天平很快又倾斜过去。从1975 年10 月到1976 年1 月，一条条对邓不利的最高指示从毛远新的笔记本传达到政治局的会议室：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揭穿了邓小平以目乱纲的“阴谋”。“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起先，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不适合，婉言拒绝了。紧接着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巴拉奇·代内什将邓小平和周恩来进行比较，他说：“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仍被激流冲走。他要达到周恩来利用自己的策略未能获得的东西，需要5 年时间，有时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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