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10 月13 日邓小平对匈牙利工党总书记卡达尔说：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其实在1974 年到1975 年我们就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邓选》ⅢP.255）
邓小平从江西的“牛棚”回来后，开始一段时间协助周恩来管理一部分国务院工作。1975 年初，周病情加重，邓受命于危难之际，代替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对邓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尽管当时邓手上有毛泽东加允的三项大权：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是他的政治对手“四人帮”实力也不小：王洪文在政治局的职位不低于邓，张春桥在政府和军队中的职位仅次于邓，姚文元仍操掌舆论大权，江青组阁
企图受挫后更加发泼，四处咬人。毛泽东对邓小平和文革派所采取的策略是平衡制约。邓的主要优势来自周恩来的支持，还有他自己长期主管党务工作的经验和威信。在这种三足鼎立的权力结构中，邓小平的整顿能够进行，关键取决于他怎样处理与毛的关系，取决于毛的无平倾向哪一边。
邓明白他在大刀阔斧的同时，必须处处以毛的名义行事。这并不是邓的风格，只是因为他的对手在这方面是专家，他必须好好向对手们“学习”，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不被对手剥夺。所以邓在每一次有关整顿的讲话中，都没有忘记申明他是根据毛的某一指示或经过毛同意了的。例如他说：“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邓选》ⅡP.12）“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邓选》ⅡP.32）
邓用来对付“四人帮”、推行全面整顿的主要武器是毛泽东的三条指示。邓巧妙地利用了其中的两条：“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抓住这两把尚方宝剑，从各个领域向“四人帮”及其社会基础和各种“文革”“成果”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邓要整掉的第一个东西是“派性”，“安定团结”这把宝剑正好在这里发挥作用。但是邓知道光喊几句“安定团结为好”是不足以制服这个“文革”顽症的。多年的党务实践告诉他，对付派性最有力的手段是强调党性。邓的第一步高棋是用党性去取消派性的合法性。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把党性放在第一位”。（《邓选》ⅡP.2）“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选》ⅡP.14）邓分析当时的派性活动，“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邓选》ⅡP.10）他不像毛那样对什么都作阶级分析，不管你是什么派，他统统拿来与党性对立起来，并把这种反派性斗争与中共党内历次反宗派主义，与毛泽东“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联系起来。这就一下子剥夺了派性分子的发言权，令那些号称“革命左派”的人动弹不得。
第二步，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邓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尤其精明的是他把“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邓选》ⅡP.32）他说：“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邓选》ⅡP.25）邓分析当时领导班子存在三个问题：软、懒、散。“软”是因为斗怕了，不敢负责，尤其不敢碰派性。软的结果是“懒”于管事，走向消极无为。“散”与闹派性有关，是班子内部存在派性的表现。整顿的办法，一是给那些被造反派打入“地下”、不敢负责的原班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不要怕摸老虎屁股。二是“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由中央和省委给予支持。（《邓选》ⅡP.8）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配好一、二把手，建立起一个敢字当头的硬班子。这样一来，邓很快重振了“文革”前他所掌管的党政系统的权威，解决了“没有党的领导”或者“党讲话不灵”的问题。
第三，有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后，邓即开始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把各地的派性头头从原单位调开。“调动后又钻出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们‘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邓选》ⅡP.7）调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占着毛坑不拉屎”的问题。当时还不能把这些人怎么样能把他们支开就不错了。例如国防工办当时就曾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他们无法妨碍别人。
最后，发动群众站起来共同反对派性。邓是不喜欢群众运动的，但是对付派性，还是必要的。因为那些闹派性的人，往往以群众组织形式出现，中央和省委都不怕，基层领导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邓选》ⅡP.9）这一招使派性失去群众基础，失去“革命群众”的保护色，自然很有效。
闹派性的人之所以能成气候，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阶级斗争”这个“法宝”。邓用“安定团结”抵制派性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削弱了“阶级斗争”的地位。“把经济搞上去”则是邓用来直接抵制“阶级斗争”的另一把利刀。
毛的公式是“抓革命促生产”，看上去似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者都要，实际上他始终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人用生产冲击革命。所以毛领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懂得一条规律：“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许多人就因为抓了生产而获罪，成了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分子，邓当然也不能改变毛的公式。他只能在实际操作中悄悄把重心移向经济生产。他讲道：“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选》ⅡP.4）然后他把当时“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生产形势和四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个全党的大局加以对照，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现代化和经济生产既然是全党的大局，革命和阶级斗争自然退居次要地位。
邓以铁路运输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因为铁路既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又是派性危害的重灾区。铁路系统整ⅢⅩ了两个月即见成效。邓以此为起点依次整顿了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系统等要害部门。到是年9月，整顿工作已在工交、农业，科研、文教各战线全面展开。整顿的内容包括恢复各方面的秩序，严格各方面的纪律，恢复健全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调整文艺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等等。
整顿的成效是显著的，据说至少有9 项生产指标在当年6 月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军队的整顿及时有力地阻止了“四人帮”插手军队的企图。科研、文教方面实效不大，因为积重难返。但初步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例如科研上不去要拉整个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不能闭关自守，要实行业务领导、充实专业队伍、加强理论研究，白专总比占着茅房不拉屎强，“七·二一”大学不是唯一的形式，等等，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整顿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思想，还解放了不少人，邓根据毛泽东“要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一口气释放了300 多名长期关押的高级干部。邓还把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贺诚分配工作的信转给毛泽东，从毛那里得到“贺诚无罪”的批示后，邓又乘机把落实干部政策推进一步。这些被解放的干部是邓第三次复出的重要基础。
但是当邓小平围绕“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毛的“三项指示”中的另一条——“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却被“四人帮”抓去大做文章。这帮秀才先后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运动，并想通过反经验主义和批投降主义来扳倒周恩来和邓小平。然而他们没有成功。原因是这几顶帽子都被毛泽东顶了回去。毛认为这些都不能成立，真正使他看重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1975 年9 月底至11 月初，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先后几次向毛汇报了他在底下嗅到的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最令毛泽东感到不安的是以下几点：今年以来有一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风，这股风似乎比1972 年批极左还凶；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批判17 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条，即生产上去了。
毛泽东很快警觉起来：原来邓小平半年多的整顿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不是要翻17 年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走回头路吗？毛绝对不能容许有这等事情发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毕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果让邓小平照这样整下去，那文革的一系列成果就会付之东流。他必须再一次扭转航向。于是他迅速改变支持邓小平搞整顿的立场，并发起一场旨在捍卫文革成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随之被“四人帮”说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复辟的还乡团头子”。
邓的第一次改革试验受挫。但对他来说又有很大收获。他因为整顿而再次受屈，同时也因为整顿而深入人心。整顿中邓主持制定的三个文件①后来被“四人帮”批为“三株大毒草”。可是当这“三株大毒草”和邓的其他一些“翻案复辟言论”在批邓中与人民见面后，人民竟发现此公所讲的，正是他们心里所想的。邓的所言所行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前摆到每个中国人面前。人们从邓身上看到了中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前途，除了毛式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一种更加诱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是1975 年的全面整顿，广大人民也许不知道中国还有颗新救星可以盼望。“1976 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 年到1975 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选》ⅢP.255）为什么邓第三次复出后敢于采取那样大的动作同“凡是派”作斗争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幅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呢？正是因为他经过1975 年的试验，深信人民会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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