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12 月12 日，毛泽东在他的大书房里召集了一次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很有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紧接着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是靠这首歌带出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党的，林彪事件后他不止一次号召他的下属齐唱这首歌。看得出他很希望把全党全军的步调重新统一起来，解决好林彪死后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现象。毛泽东早在这年年初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再次重申表明他觉得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把视线移向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像介绍特别来宾似的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接着对邓进行公开评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邓把“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毛泽东当众建议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还准备给邓配个政治局秘书长。邓不要这个头衔，毛就让他当军委参谋长。毛心想有邓小平的果断和魄力，不议政，不议军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主要因为邓人才难得，办事果断现在，他就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填补周恩来以后的权力真空。这种发展趋势引起“四人帮”极大的恐慌。首先出面反对重用邓小平的是江青。1974 年3 月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第6 届特别会议。毛泽东记得60 年代邓小平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较量的劲头，便提议邓去。江青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再次提高威望，极力加以反对，毛泽东没有偏袒他的夫人，反而严厉警告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意见。邓复出后与“四人帮”的第一次较量，由于毛的支持而取得胜利。
“四人帮”排挤邓小平，是因为邓和周恩来连在一起。周到1974 年身体越来越糟。如果邓一步步上升，将来周的接班人就非他莫属了。这是“四人帮”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他们几人都知道邓比周硬，因而更难对付，因此必须趁他羽翼未丰时加紧打击。1974 年7 月，毛主持又一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趁周不在场，由江青带头，其他三人配合，从不同方面向周恩来发起攻击，想通过攻周达到排邓的目的。毛泽东大为恼火，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即不要乱打棍子（设钢铁工厂），乱扣帽子（设帽子工厂）。江青等人不自量力，把看家本领用到周恩来身上，结果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和“四人小宗派”的概念，使江青等人在以后的较量中更加被动。
毛泽东的性格是他认准了的事，别人越反对他越坚决。“四人帮”攻周排邓是冲着周以后国务院总理的位子而来的。毛反其道而行之，于1974 年10 月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周以后的总理人选预作了安排。这下“四人帮”更慌了手脚。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如果人大后形成一个周，邓体制，他们的梦想就全部落空。无论如何。他们要阻止这一局面出现。这一次，他们经过预谋，决定拿“风庆轮问题”对邓搞一场突然袭击。10 月17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上的崇洋卖国问题，并且逼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邓面临两难选择：他不会同意江青的说法，但是如果起而反驳势必爆发一场无谓的主义之争，争论中很可能被他们抓住什么辫子，因为这帮人抓辫子很内行。于是邓作了第三种回答：我要调查。江青等人不依不饶，大吵大闹。邓气极：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待人。“四人帮”一拥而上：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忍无可忍，以更干脆的方式回答了“四人帮”的挑衅，他起身离席，拂袖而去。毛泽东后来称赞邓这一次不向“四人帮”让步，做得好。
“四人帮”这次突然袭击不仅没有捡到便宜，反而有可能要负搅乱政治局会议的责任。因此他们更加紧张起来。为了争取主动，他们决定恶人先告状，兵分两路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路由毛泽东亲手提拔的接班人王洪文出面，到长沙面见毛泽东，从正面告周恩来等人的状。另一路江青亲自出马，去找很受毛泽东信任的两名年轻翻译——王海蓉和唐闻生，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从侧面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如何大闹政治局会议，性质类同“二月逆流”，以及周恩来在医院里如何借工作为名经常和少数几个人搞串连等情况。首先使他们失算的是王、唐二人很快就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邓等人行得正、站得稳，并不急于向毛泽东表白什么。结果事情的发展又一次出乎“四人帮”的意料，他们的两路夹攻不仅没有争到主动，反而更加被动。
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往在医院里并不全是养病，而是每天找人谈到深夜，经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样频繁的往来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还特别提醒毛泽东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为他知道政治局内有两个阵线，他不能偏听一个方面，还需要兼听。第三天王海蓉和唐闻生来长沙向毛反映了事情的真相，毛心里有了底，要王、唐回京后转达他的指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在四届人大前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12 月下旬周恩来和王洪文一同来长沙见毛泽东，毛当着王洪文的面再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并直言不讳地说邓的政治思想比王强。接着毛一字一句地设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周恩来本打算让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纠正要以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理由是邓人才难得。邓在11 月中旬也来过一次长沙，当时他向毛表示，安排他做这三件工作，他没有意见，但是他觉得责任大重了一点，怕负不起。毛泽东鼓励他把担子挑起来。这三付“担子”“四人帮”伸手抢了好久，毛泽东就是不给。邓觉得责任重大，毛反而鼓励他干。这至少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主动和被动存在某种辩证转化关系：太主动了反而被动，适当的被动反而主动。
邓小平复出后两年中多次同“四人帮”交锋，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邓占上风，“四人帮”越来越被动。75 年夏天毛泽东甚至让邓小平主持过两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迫使江青和王洪义公开检讨认锗。邓能取得如此成功，除了有周恩来等元老的支持，“四人帮”的不得人心，邓本人的才能令毛泽东赏识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邓掌握了同毛泽东相处的方法。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无非是因为他觉得大权旁落，有人不听他的话，搞了一条他不同意的路线。邓小平复出后，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把过去的缺点改了一改，遇事都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当然是不卑不亢的，既尊重，又有个性，坦荡无私。毛泽东最反感的是别人背着他拉帮结派搞小集团，林彪垮台后他总结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毛泽东心目中，“四人帮”的马列主义也许不差，但后两条就大有嫌疑，所以他多次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邓小平的最大特点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毛泽东经过林彪的教训后对这一点特别欣赏。而有了这一条，团结自然不成问题。在中共党内帮派属绝对禁止的东西，但“帮”和“派”的概念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关键看你搞阴谋还是搞“阳谋”。所谓“阳谋”就是对最高权威公开。这种公开化意味着同最高权威站在一派，而这种“派”是合法的即不算帮派，不存在分裂党的问题。要说邓也是有倾向性的，对江青那一派来说，邓这边也有一派，即邓、周，叶、李等人。但是邓和周不像江青那样把少数几个人固定地搞在一起。这样即使有个“派”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因而可以容纳大多数，因而也就谈不上帮派。再加上邓事事向毛公开，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站在毛这一“派”上，这样对付“四人帮”就有很大的优势。
在邓小平与“四人帮”的这一段斗争中，毛泽东确实处处为邓撑了腰。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后来邓在评价毛泽东时坚持要把毛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罪行明确分开。邓在全面否定毛的文革时，仍称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江青在他眼中，则只有“零分以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的行径，甚至还说过“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的话，但他生前始终没有予以解决。这除了他认为“四人帮”在批刘、批林中有功之外，是否还觉得“四人帮”这张牌在某些时期还是有用的呢？后来邓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还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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