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的作者乌利·弗兰茨认为：“邓的党内政治生涯完全取决于高饶问题的解决”。
邓本人也承认，高饶事件他知道得很清楚。建国后，他们三人几乎是同时调进中央来的。此前，高在东北局，饶在华东局，邓在西南局，分领一方党政要务。表面上看，高职位和邓一样，都是一个地方局的第一书记。实际上高的地位更重要，因为高所在的东北从三个方面看对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里集中全国的主要工业，是朝鲜战争的后方，又是通往苏联的桥梁。高本人是斯大林多年的密友，在东三省权倾一方，人称东北的“太上皇”。1952 年10 月1 日，高在他自己的堡垒检阅游行队伍时，人群中高呼“高岗万岁”，却不呼“毛主席万岁！”不久，高被调到北京，任命他做国家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惯于表现自己、独一无二的高岗，根本不知道党中央的这种“提升”是把他同他的权力基地隔开，进北京后，权力欲进一步膨胀，想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位置，当党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他在党内散布“军党论”，将中共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把他自己划人“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白区的党”，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手里，因此必须改组中央。为了达到扳倒刘、周的目的，高还进行了大量“非组织”活动。他首先取得了饶漱石的配合。据邓说，高还得到了中南局林彪的支持。对西南方面，高用拉拢的办法，找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想争取邓同他联手扳倒刘少奇。邓保持警觉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还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邓觉得问题严重，立即把高岗的阴谋诡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反映后，反问邓：“山雨未来，风先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方呢？”
邓当然是支持刘和周的，但是他想了想，作了个更巧妙的回答：“在其位谋其政，应本份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力欲作怪呵！”
“权力欲”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一语点中要害，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毛听后，想了想，恍然大悟：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的权力欲存在，那将永无宁日。
很快，在毛泽东心目中形成两个司令部的概念。毛在1953 年12 月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不久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毛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邓小平负责组织中央书记处分别就高饶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拒绝教育，在一次会上当场拔枪自杀。
1954 年4 月，邓小平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接管了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一年后，邓跨进了由17 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大门，同时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还有林彪（这一点与林彪支持高岗的说法似有矛盾）。又一年后，在党的“八大”上，邓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政治局6 常委之一。常委会作出决定，书记处负责执行，邓领导这个重要机构一直到1966 年。
党内路线斗争犹如惊涛骇浪，每一次都有人沉有人浮。50 年代这样的党内斗争发生过两次。邓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这次斗争中连升三级，进入最高权力中心。这次成功主要因为他光明正大，从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几个人的小圈子，所以高岗的那一套在他面前没有市场。80 年代在作历曳决议时，邓还是认为反对高饶的斗争没有错。而另一次，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则错了。庐山会议在毛泽东的高压下，与会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原则甚至不惜人格，违心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用各种攻击性语言去揭发、批判、诅咒彭德怀的反党行为；要么像张闻天那样，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之一。邓有幸避免了这两种可悲的命运，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会前他打乒乓球不小心扭伤了脚未能上得山去。天助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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