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秋，27 岁的邓小平完成了他在广西的使命，率部投奔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党指派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上任不久，原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也陆续进入苏区。瑞金遂成为“红色首都”——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邓作为中层干部，不得不把位于让给上海来的同志。1932 年5 月，邓离开“红都”到南边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这三个
县位于“红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地区。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邓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办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毛泽东来会昌检查工作，赋诗称“风景这边独好”。
中心苏区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呢？王明一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奉行一条从莫斯科进口的“进攻路线”，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线”。毛泽东本人因为“不尊重中央领导”而失去在红军中的职务，只剩下苏维埃主席一个空头衔，毫无发言权。
上层领导内部的这场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所在的边缘地区。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的领袖连根拔掉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后，又打算公开批评毛的观点。可莫斯科方面不同意，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本人“不予深究”。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路线的影子。罗明在一份工作意见书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出异议，他说：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区别边沿的游击区和牢固的中心区，不能平均摊派任务。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边沿地区应着重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分期分批地发展主力红军，而不能硬调硬编。在目前情况下，要在杭、永、岩敌后或接近敌后区扩大主力红军，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地方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左倾的领导将这些意见概括成反国际的“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幽灵般地回荡在中央苏区上空。临时中央很快又发现在江西的会、寻、安也有一条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不久，毛泽谭、谢唯俊、古柏等人也圈了进来。这样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四人都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而邓是四人中的头子。
谁都知道“罗明路线”实即毛泽东路线。王明等人心想只要把邓小平和罗明等人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就可以完全缚住“巨人”毛泽东了。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掉到矮个子身上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邓选》ⅢP.375）①60 年后邓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对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接踵而来。他先是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并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作检查反省。幸好在这里他碰上三位在巴黎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留法派与留苏派不同，他们可不认为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他只是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分。
这下更触怒了王明的临时中央。于是斗争向纵深发展，“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扩大成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整个“江西罗明路线”，受到猛烈的批判围剿。在批斗会上，邓、毛、谢、古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成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最后，四个人同时被撤职。邓失去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还受到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受到撤职警告处分的邓小平还必须对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他不得不违心地批评自己对“进攻路线”的意义估计不足，想以此过关。但他的对手对这简短的自我批评十分不满，于是把他发配到苏区前线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一名巡视员。
邓在政治上被党一脚踢开了，随之家庭生活也发生变放。他任瑞金县委书记时才结婚的妻子金维映离他而去，嫁给了带头整邓的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即李维汉）。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委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以首长相称。邓一点也不感到窘迫，沮丧。“首长身体可好？”“啥子首长罗同志们好。”他索性把问题挑明：“中央及省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江西代表和执行者。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我坚决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坚持正确路线为什么丢了官？邓回答说：“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人们这才明白为什么他受了重重打击还如此坦然。
在南村巡视不到10 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邓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邓在这里煽动谋反？
信任程度如此之低，回宁都自然不会有好日子过。左倾领导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开荒去。挥锄开荒邓不在乎，早在巴黎的雷诺工厂他就炼就了一副硬身板。但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邓默默地挖山不止。
好心的蔡大姐得知邓忍饥挨饿，还要抡着大锄头，马上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准备清邓回来饱餐一顿。邓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但他怕连累老同学，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地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美餐了一顿。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向有关领导反映邓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属留苏派，但他比较注重实际，尤其爱惜人才。当他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连叫“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埋没人才！”目前正值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为了拯救这个人才，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总政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秘书长。经王多方努力，邓才结束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
来到总政机关，邓头上那顶“右倾”帽子并没有动。邓不在乎，他好好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次机会，把个《红区报》办得红红火火，还约请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由于有《红星报》主编的担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才得以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他的人生道路会怎样呢？同邓一起被打倒的毛泽谭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这两条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南方的青山绿林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1935 年1 月，邓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邓的“右倾”、“反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了。第一轮劫难从落到起，整整经历了三年。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终于在历史上相遇了。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0 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来说是“祸”，不是“福”。但是，40 年后，这个“祸”变成了“福”，1972 年8月4 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还有（二）（三）（四）。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除了“人才难得”等等；“毛派的头子”无疑是个关键性因素。
当然，这是邓始料未及的。历史证明了邓的政治逻辑：坚持真理，对自己对革命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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