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邓小平对中曾根谈了“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观点，在此他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与大外交家的风范。他热情地要求日本来我国投资，共同开发，共同合作。
接着，邓小平转了一个话头，以平常心的大境界回答了中曾根提出的一个十分精彩的问题。中曾根问：“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
邓小平娓娓道出了他心中的欢乐和痛苦。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因据邓小平女儿毛毛的回忆：“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而这一次，邓小平却对中曾根敞开了心扉，由此可见他的真诚以及他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望。
邓小平说：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从这节谈话中，我们足以感到邓小平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它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如以佛家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至高境界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愁。”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个人，心中装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一心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正是因为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度过了各种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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