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怎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直是非常清楚的。1975年9月27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说过：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对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了极好的说朗。口才也十分精彩。
然而1977年2月，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华国锋又在当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于1977年5月24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鲜明而简洁他说道：“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佯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⑥
不久，邓小平又干同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从整个体系入手；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引用一些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借以吓人。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了朝鲜后，回到了东北，在听取了吉林省委常汇报工作时说：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接着，邓小平还坚定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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