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刘伯承坦然分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到1947 年11 月，共歼敌3 万余人，解放县城24 座，建立了33 个县政权。
但是，严重的敌情仍未有丝毫的减轻。11 月下旬，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任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中原五省军政大权，要以所谓的“总体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白崇信受命之后，立即组织了15 个整编师及3 个旅的兵力，配以战斗机、轰炸机的支援，于11 月27 日，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
面对更加严酷的敌情，刘伯承与邓小平分析，大别山山高路窄，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因此不宜集中过多兵力于大别山区。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
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显然更艰苦一些。谁留下？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比你年轻12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还是我留在大别山，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刘、邓作出了具体部署：以野战军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采取宽大机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敌人。以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坚持大别山斗争。由邓小平政委具体负责指挥这一部署。刘怕承司令员则率领一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机关一部暨中原局，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同豫皖苏军区配合，创造新的根据地，从外线配合大别山内线作战。同时，指挥刚到大别山的后续部队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向桐柏区、江汉区展开。与进入伏牛山地区的陈质兵团成犄角之势。
这一部署，是继挺进大别山之后的又一次出敌意料的绝妙的战略行动。
1947 年12 月10 日夜，刘、邓握别后就各奔东西。在临别时，刘怕承告诉邓小平：“警卫团给你留下了，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此后一段时间，刘伯承与邓小平两个人，就一个在外，一个在里；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两人虽分开了，但行动却未分开。里外两个指挥部，在分开的时间内，一切电报指示仍然照旧由“刘邓”联署签名。不管人是否在一起，刘、邓都是一体。
邓小平率领一支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指挥留在大别山地区的第二、三、六纵队，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反“围剿”作战。
第二纵队在掩护第十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演川、固始，吸引敌人第四十八、五十八师匆忙回救，待两敌将近时，第二纵队分数路插向皖西，歼敌四十六师一部，迫敌东调。陈再道率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将敌第十、十一师牵在淮河以北，尔后渡河折向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高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十一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从皖西太湖、霍山等地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人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演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人第七、二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四十六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18 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巨任务。
第六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带领第十六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山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肢，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一纵队则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兵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 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四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成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的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如果把所有的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邓大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1948 年来到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重点伤御，妄图继续坚守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和中原。蒋介石特别关注中原局势，命令要集中主要力量加强防御。
中原是全国棋盘上一枚极其重要的棋子，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多次电告刘伯承和邓小平、要集中力量想办法调动敌人，消灭敌人，夺取中原。朱德总司令还特意托陈毅转告刘伯承和邓小平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光荣的岗位！”
2 月末和3 月初，为了使中原各解放军得以集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兵团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
关于三军会师后如何机动歼敌的问题，刘、邓于2 月12.日致电粟裕并报中央军委，提出了新的战略，即：大军转出大别山向西行，适时组织一个牵动整个全局的战役，达到“既要调动敌人，又要歼灭敌人”的目的。具体设想是：以陈赓、陈（士榘）唐（亮）两兵团先向西进，吸引敌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敌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
这个能够牵动全局战役的时机，选择在西北野战军获宜川大捷之后，当时，蒋介石急调陇海线裴昌会兵团兼程西援，造成潼关、洛阳空虚，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赓兵团和华野的陈唐兵团，乘机以迅速的动作，发起了洛阳战役。
3 月9 日黄昏，洛阳攻击战正式开始，这是解放军进军中原以来，第一次对蒋军有较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的攻坚作战。11 日午夜，解放军冒雨突入东门，将战斗引向市区。洛阳守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二○六师师长邱行湘直接向南京告急。但是，未等援军到达，解放军已以最快的速度，集中
了两个兵团的各种大炮，猛烈地轰击城内核心阵地，终于在14 日深夜结束战斗，全歼蒋军整编二○六师及地方保安团2 万余人，生俘邱行湘。
陈赓等兵团向西发动的洛阳战役，果如刘、邓所料，吸引了围攻大别山的蒋军主力十师、十一师西援洛阳，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在大别山第三个回台斗争中分开的刘伯承的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和邓小平的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得以会合，并领导部队进行了新式整军、补充兵员等工作。
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在中原地区的三支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陈赓兵团、华东野战军三军的会师，使中原战局的主动权从此落入解放军之手。整个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邓制定的“向西”方针的正确性。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三路野战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 多个旅中约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1948 年5 月，为迎接全国的胜利，协调中原各解放区及地方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原军区，下辖7 个军区，任命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中原军区政委，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委；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并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
被朱德称赞的襄樊战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中原三军的会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托从陕北返回中原的陈毅带话给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我必胜，蒋必败，中原行动是带决定性的，今后任务：继续向甫，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这样，胜利就来了。杀猪要一刀捅中要害。大别山进军，我们已捅了他一刀，要再来一刀！
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原三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从5 月到8 月，刘、邓又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发动了开封、睢相等战役，歼灭蒋军近6 万人。这其中，襄樊战役在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和战役的指挥上，都体现了刘、邓胸怀全局、趋利避害和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被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襄樊地区位于中原汉水流域的中段，地处川陕鄂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取此地，不仅可以遮断华中蒋军与西北蒋军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野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还可直接威逼武汉，进而南渡长江，西进四川。在6 月初，刘、邓就在野战军各纵队领导的会议上，定下了进行襄樊战役的决心。并给各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正当中原野战军积极准备进行襄樊战役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6 月17日发动了豫东战役。蒋军十八军兼程北上驰援，华中蒋军的机动兵团张答部也有沿平汉线北进的迹象。为配合豫东战役，刘、邓下令中原野战军暂停襄樊战役的准备工作。急调一、二、三、四纵队和华野的十纵队赴平汉线钳制十八军，阻止敌吴绍周兵团北援。唯独将六纵队放在唐河地区，按兵不动，令其待命。
六纵队的指战员不理解刘，邓意图、杀敌心切，纷纷要求参战。刘、邓再次电令六纵队“好好休息”。原来，刘、邓在以大局为重，抽出主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豫东作战时，并没有放弃襄樊战役的计划。六纵队作为预先伏下的“棋子”，被置于东可驰媛平汉。南可奔袭襄樊的机动位置，使部队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势头。
豫东战役于7 月6 日结束。刘、邓指挥中野进行了三次侧面阻击作战，歼灭蒋军700 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华野的正面作战，取得歼敌9 万余人的巨大胜利。
豫东战役使蒋军惊慌失措，白崇禧判断解放军的两支大军要东西会合，向华中进军，乃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结果使汉水流域的部队陷入了孤立的状态。这样，刘、邓伏下的“棋子”六纵队就有了大用场。7 月3日，刘、邓适时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令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及陕南十二旅，立即发动襄樊战役。在六纵队和其他部队发起战役行动前，粟裕兵团又在豫东发起了瞄杞战役。这样，形成了南北配合、互相策应之势。白崇禧的机动兵团被钳制在平汉线上，南瞻北顾，无力回援，使襄樊的蒋军完全陷于坐以待毙的被动境地。
襄樊一战，中原野战军共歼灭蒋军2 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棋，解放了8 座城镇，使解政军活动的触角和解放区的发展方向，伸向了汉水以西、长江以北。
毛泽东拟发起淮海战役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又消灭了国民党部队94 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52 万余人，使它的部队减少为365 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扩大到280 万人。1948 年秋，全国各战场的解放军又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组织了辽沈、济南等战役，至11 月初，又消灭了敌人许多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时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有了优势。
此时，中原地区的蒋军各个集团已经不能构成完整战线，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的75 万人，只能分踞在徐州、武汉周围，处于被动挨打、面临覆灭的境地。而中原地区的解放军已经掌握控制了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的苏鲁豫皖地区、大别山地区，平汉路以西的郑州、洛阳地区，南阳、郧阳、襄阳、荆州等地区。蒋军的两条战略要地——陇海路的潼关至徐州线、平汉路的郑州至武汉线，已经被解放军切成若干段，被分别包围起来。
中原逐鹿、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制定了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战役的计划。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
1948 年10 月11 日，毛泽东拟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他把拟好后的计划交给周恩来、朱德审定。
朱德说：“只要首战完成中间突破，在徐东包围住黄百韬兵团，敌人的部署必然大乱，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周恩来说：“倘若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则中原野战军可乘势攻占津浦线上的宿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徐州守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对！”毛泽东赞同朱。周的见解，”歼灭徐州集团的最大难处，是它太靠近南京，分割比较难，集中力量分割徐东黄百韬兵团，是最好的一着。”
三位领导人商量后，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电发华野和中野，指示强调说：“这一战役按计划坚决执行。”
中央的计划与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酝酿的战役不谋而合。此时，邓小平正驱车由商丘附近的朱口、柘城东下，到达徐州西南的临涣集，中野一、三、四、九纵队主力在此，邓小平把四位纵队首长找去，召开了作战会议。
邓小平说：“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一直是国民党军的主要战场！徐州是南京的大门，津浦线是他的生命线！”他精辟地分析战局后，果断地下定决心，说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切断徐（州）、蚌（埠）线，敌人号称80 万众便陷于我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敌人便会不战自乱！”
蒋介石扬言决战失败就”自杀”
在中共中央军委研究淮海战役的同时，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也在思考着如何与解放军进行中原大决战。
济南战役后。蒋介石意识到，在济南已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若及早撤退，不仅可以使7 万蒋军不致束手就歼，还可增强徐州的力量。他在同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会晤时，表示要加强战略战术研究，“借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蒋介石倒也不失有点自知之明。但是，或许是他的忘性大大，或许是政治上的需求决定他在军事上不可能有明智之举。就在他说过这话之后不久，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之师，又由于他的撤守不定而陷入绝境，临到徐州战起，蒋介石依然拿不定主意。
蒋介石的犹豫不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带来无穷的麻烦和责难。对下面一会说在徐州打，一会说在江淮打，一会说坚守，一会又说不一定死守。弄得下面莫衷一是，火气冲天，明知不怨顾祝同，但还是骂他是个“吃干饭的！”
直到11 月5 日，也就是淮海大战爆发的前一天，顾祝同受蒋介石的指派，到徐州与刘峙等人商量作战方案时，仍然是带着撤守淮河与守徐州的两个方案，征求意见。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大部分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依托徐州拼一阵子”。蒋介石才定下了徐、淮决战的方案。
蒋介石的打算是：徐、淮决战按“一点两线”配备，以徐州为核心，以徐东的陇海线和徐南的津浦线为两段，以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为主力，再以冯治安、刘汝明、李延年等绥靖区部队配合，在宽300里、深200 里的丁字一横的陇海和丁字一竖的津浦线上，构成防御体系，与“共军”首先进行防御，而后进行决战。
蒋介石的战略是确定了，可是却无人挂帅。蒋介石希望由白崇禧来负责，然而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在蒋军接连失败之际，白崇禧一心盼着蒋介石早日下台，好由“副总统”李宗仁取而代之，故坚决推托，以致蒋介石已按捺不住，骂他是“落井下石，见死不救！”而顾祝同等人又担心白崇禧兵权大重，不好对付。
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只得下决心亲自指挥徐、淮决战。他说：“抽调两总，指挥徐、淮决战，由我亲自负责！党国存亡，就在徐、淮一战！如果这次作战失败，长江不保，南京陷落，在我撤出南京时，我就到中山陵自尽，你们谁也别拦我！”
与敌人分崩离析的局面恰好相反，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在淮海战场，这种团结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门打狗”的战术
1948 年10 月下旬，淮海战役即将发动。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到达陇海路，指挥中野的主力，解放了郑州、开封。然后，挥军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以吸引徐州的蒋军西顾。国共两党两军的大决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中央军委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力求歼灭敌军主力兵团在长江以北，不让蒋军逃过长江去阻挡全国的解放。10 月22 日，毛泽东指示中野的邓小平、陈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坏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邓小平和陈毅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战略见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他们早已发现郑州的蒋军孙元良兵团正逃向宿县，而宿县是蒋军的重要补给站，屯积了大量军需品。他们已给刘伯承发电报，建议用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刘伯承也正在考虑全歼敌人的问题，就复电邓、陈，并报告军委，指出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我军已在东。西、北三面将其包围，津浦线是敌人唯一的补给线，我军应立即切断敌人的运输命脉，歼敌才有把握。
11 月10 日，邓小平、陈毅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中野陈赓、谢富治的四纵在华野三纵、两广纵队的协同下，于宿县以北向徐州方向发起攻击；中野陈锡联的三纵和秦基伟的九纵一部则不惜一切，开始夺取徐蚌线上的坚城宿县。
宿县城也叫“南徐州”，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城。城垛箭楼高接天际，实是雄壮。环城的是一条宽约3 丈、水深2 米的护城河，黑蓝的河水倒映着古老的文明和落日的余辉，只有残酷的战争环境才会出现这瞬间的动人心魄的美景。守城的是蒋军津浦路护城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张绩武，他向蒋介石表示：“南徐州城坚池深，可确保无虑。”
11 月13 日，中野部队开始攻击宿县，由于中野的大炮在进军大别山时扔掉了，陈毅就专门从华野调来炮兵，一阵猛轰，炸得城头土崩石飞，烟雾弥漫。张绩武在解放军的攻击下乱了方寸，将指挥部移到天主教堂，向东关连射数发燃烧弹，企图以火墙阻击解放军的攻势。然而，敌人的阴谋怎能得逞！
15 日深夜，合击宿县的东西两个钳头在城中心十字街头汇合，敌军全部投降。在俘虏中，有一个自称是中尉书记方晓会的，就是宿县守敌最高司令官张绩武，他脸上抹了许多黑灰。所部12000 余人，除打死的外，都当了俘虏。
解放军乘胜前进，扫除了宿县南北铁路上之敌。这样，就控制了徐州南面的三铺至固镇之间的铁路190 里，完全切断了徐、蚌之间的联系，使徐州“剿总”完全陷于我军战略包围之中。这一着棋十分厉害，使蒋军在徐淮战场上的7 个兵团处于互不联系、分崩离析的状态。
1948 年11 月16 日，中央军委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日趋扩大，南线战略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为统筹一切，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统一领导战区支前工作和后勤保障，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怕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从此，淮海战场上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全歼蒋军黄百韬兵团
1948 年11 月6 日，淮海战役正式开始了。
当时国民党以徐州为中心的兵力部署情况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防守徐州以东的陇海线为东线，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驻守徐州西面作为西线；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军队放在徐州东北面的合儿庄、枣庄地区挡头阵；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居中策应；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和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分布在徐州的东西两侧，以刘峙、杜聿明为首的徐州“剿总”驻守徐州指挥。从整个兵力部署看，黄百韬的5 个军从徐州以东到东海边，沿陇海路摆开，夹在山东和苏北两解放区之间，所处位置比较分散和孤立。
中央授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前委确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华野及中野一部共7个纵队，在徐州以东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止位于黄百韬以西的李弥第十三兵团东援。中野分为两部，一部以邓小平、陈毅指挥，举行徐蚌会战，切断津浦铁路徐州南至蚌埠的联系；另一部由刘伯承指挥，迟滞由西南方向而来的黄维第十二兵团。
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11 月6 日向淮海战场挺进：7 日，横扫陇海路北侧的敌人；10 日，切断了黄百韬西逃之路，将蒋军第七兵团合围在一个叫碾庄圩的狭小地区内。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特派他的得意门生杜聿明到徐州实施前线指挥，又调邱清泉、李弥、黄维等兵团火速去救。这样，蒋介石将淮海战场上的蒋军兵力加至80 万人。
黄百韬兵团号称华东劲旅，确实难打。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于11 月12 日对其展开攻击。毛泽东在14 日曾猜度“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可是，由于黄百韬负隅顽抗。直到19 日才攻下碾庄圩。21 日黄昏，绝望中的黄百韬决定突围，刚出门，就被击中，倒地死了。黄百韬兵团5 个军10个师共12 万人马全部被歼。
当粟裕听到黄百韬被歼的消息时，脑袋立刻一歪就晕过去了。若千年后，粟裕还说：“围歼黄百韬，上至中央军委，包括毛主席，下至我们，都黄百韬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后来我们碰了钉子，可又不敢向主席叫苦，只有豁出命来打..”
事实上，这一仗我军也伤亡惨重，有的纵队在5000 人以上，当年的担架排排长于培义事后回忆说：“黄百韬兵团难打啊..咱们的部队是踏着血往前冲啊！到处都是躺着的人..牺牲的同志没个数啊！”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是淮海战役我军的关键一仗，此仗的胜利结束，使蒋介石的部署全部成为被动的了。
用阵地战围歼黄维兵团
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节节胜利，和截断蒋军战略中枢成功，使徐州的刘峙集团完全陷入孤立，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惊恐万分，急令黄维，李延年两兵团驰援徐州。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共12 万人，装备精良，具有较顽固的作战特点。如能歼灭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军队，势必将加速整个战役的进程，对解放中原有重要作用。因此，总前委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为主，不惜一切代价，与黄维决一死战。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至商丘，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4 个兵团，都被我军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上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撄其锋，沿正（阳）新（蔡）公路浩浩荡荡地北进。其实，这正是总前委为它安排的诱军之计。
在黄维兵团中，也是战将如云、谋士成群的。有人就面对战场形势，忧心忡忡地对黄维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是中了刘、邓的诱军之计？”但是，邓小平等总前委对敌人了解得入木三分，知道他们色厉而内在，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孽划不明，将骄横计出而不用。所以算定敌人即使有的幕僚看出一些我军的用意，也只能成为吞食诱饵之鱼，是脱不了钩的。
11 月19 日，黄维兵团进到南坪集附近时，遭到我军阻击，伤亡颇大；其主力遂强渡浍河，企图速援徐州。当黄维渡过涂河后，才发现这里有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便于11 月23 臼下午令其主力向侩河南岸退缩。而此时，我中野四。九。十二纵队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六纵和陕南十二旅由南向北压缩；一、二、三纵队由西向东压缩，8 个纵队所构成的巨大包围圈，再加上华野的七。三和十三纵队协同作战，在11 月24 日发动全线出击，到12月2 日，已把黄维的12 万人马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 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内。
当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向总前委报告，已把巨大的袋形攻势的最后口子扎上的时候，邓小平愉快地点燃了一支香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刘伯承兴奋地说：“黄维这12 万兵马，被围在20 里长，15 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帐，平均每500 米长宽的地段上，就有400 多个敌人官兵，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邓小平说：“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他站起身来，在作战室里走了个来回，“我倒要看看他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黄维兵团被围后，蒋军曾多次向解放军阵地猛攻，企图冲破包围圈，其中尤以27、28 两日的攻击为激烈。当时，中原野战军已由运动战完全转为阵地战了。围绕着采用什么战法来合围黄维兵团这个问题，在中原野战军的决策机关里有两种意见：邓小平和张际春主张把敌人包围死，用阵地战消灭敌人；而司令部作战室的一些参谋则倾向于采用刘、邓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即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刘伯承知道这两种意见后，发表评论说：“邓政委和张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开始，我们也曾考虑过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以便割裂箝制以至歼灭之。但我们又判断，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而敌人每占一村，不但可利用原有的上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坚持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而我们采取一点一点吃的方法，逐渐削弱他，然后再把他一口吃掉。”
刘怕承根据邓小平、张际春等人的意见，果断地命令中原野战军部队猛力合围，并死死圈住敌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黄维的合围后，各部队按照刘怕承和邓小平的指示，一步步向里紧逼。一入夜，几乎所有部队都投入了挖交通壕和构筑地堡的土工作业，无数箭头都指向黄维的中心地带，将黄维兵团的12 万人马压缩到中原野战军的严密包围圈内，再也无力挣脱了。
蒋介石眼见其精锐的王牌军被围，随时有被解放军歼灭的危险，急令徐州杜聿明集团及蚌埠李延年兵团，南北对进增援，企图解黄维之围，但都被担任阻击任务的华野击迟。杜聿明建议蒋介石再调重兵，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向解放军反攻。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重兵可调了，即令是搬来些”残茶剩饭”，也无法挽回败局了。
从12 月3 日夜至15 日，刘怕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发动了对黄维兵团的阵地歼灭战。
歼击黄维兵团是一场硬仗。本来，中原野战军在跃进大别山及战略展开时，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部队拖瘦了，现在再来打黄维，的确很艰巨。但是，邓小平坚决地说：”消灭了江北敌军主力，我们就可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即使把中野全部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仍可以顺利夺取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划得来的！”
中原野战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终于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压缩，使其兵团部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在中野的火力之下。与此同时，中野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蒋军整连、整营、整团倒戈，甚至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也率师部及两个团向中野投诚。邓小平亲自起草了署名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的《敦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并于15 日黄昏率残部企图向西突围。中原野战军当即坚决堵击和追击，终于当日24 时全部歼灭蒋军精锐黄维兵团10 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
刘怕承后来曾评论歼灭黄维兵团之战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
败在刘、邓手下，心悦诚服
当黄维、吴绍周、王元直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后，他们是终日惶惶不安，不知所从。然而，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对手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张际春等我军高级将领竟来看望他们了，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事。
黄维拉着刘伯承司令员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为了使这些被俘将领不至于过分拘谨，陈毅司令员从吴绍周手中接过一盘残棋，跟国民党被俘将领对弃起来，手是，以陈毅。邓小平为一方，以黄维。吴绍周为另一方，两方战场上的”战将”又重整旗鼓，在棋盘上厮杀起来。
只有刘伯承未观奔阵，他仍然关心着”兵阵”。他把黄维兵团的“王牌”军——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拉到一边，问道：“你们过了涡河，当然会发现受了包围。你们当时打算怎样动作？想没想到突围？”刘怕承向来重视作战经验总结，他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了解到底自己的运筹指挥，符合不符合敌我双方的斗争实践。
王元直是国民党军中素称善战的将领，见刘司令员询问，他坦率回答说：“我当时告诉黄维，我们可能中了刘、邓诱兵之计。我建议趁对方攻势刚刚合拢，立足未稳，应该脱颖而出，使用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口袋底，用集团滚进战术。很快逃离虎口，庶几尚能有救。但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刘伯承的军事造诣极深，听王元直如此说，他唱然而叹：“哦，哦，原来这样。当时我们南面兵力调动不及，袋口并未扎紧。如你们果真采用此战法，我们还真不好对付哩！”
此时，在一旁的棋桌上，黄维靠着吴绍周的帮助，寸步不让地跟陈毅司令员鏖战。邓小平政委在一旁替陈毅出了个高招，黄维、吴绍周输了。
只见黄维一推棋盘站起身来，向邓小平、陈毅深深一揖，笑盈盈地说：“在下不光在战场上是你们手下的败将，在棋盘上也不是你们的对手。败在你们这些名将手中，我是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黄维等俘虏暂时住的是农家小院，房东大爷教过几天小学。在农村算个“圣人”，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与黄维、吴绍周、王元直等作如此交谈、弈棋，也感慨地说：我这三间草房，来了这么多国共两党将领，真是“群贤毕至，寒舍生辉”啊！
邓政委的十万火急电话
当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双堆集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徐、淮决战的失败者只能是他了。为力挽狂澜。蒋介石选择了一步险棋，他命令杜聿明率他的三个兵团撤出徐州，避开共军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又命令刘峙飞返蚌埠，督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形成南北对进，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回之围，尔后一起南撤，保存实力。
当顾祝同奉命去向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后，杜聿明这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悲愤地说：“舍坚城不守，使我处于毫无依托的境地，岂不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吗！难道军之生死，是可以如此随便轻率的吗？我干不了，让老头子撤我的职好了！”
蒋介石听完顾祝同的汇报，直拍桌子：”黄埔生也不听我的话了，你们都不打，我一个人去打！”
杜聿明明知是死路一条，也只能认了。12 月1 日夜晚，杜聿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27 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奔逃。近30 万人的大撤退，兵荒马乱，混乱异常，人人争相逃命，车辆拥挤不堪，哪里是撤退，而是被我军攻势吓破了胆的大溃退。
敌人放弃徐州南逃的计划，本是高度“保密”的，但面临崩溃的军队进行这样庞大的兵团行动，要做到保密，简直是空想。杜聿明命令部队撤出徐州后要将火车站的机车、仓库、物资统统炸毁，但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指挥官怕最后走不脱，接命令后未等大部队行动，即“放枪为号”，立即炸开了，徐州城顿时一片混乱。而徐州“剿总”和几个兵团部的官兵，得到撤退命令后，纷纷上街抢购绳索、扁担，强征各种车辆，更闹得满城鸡飞狗跳。这样，全徐州城的人都知道敌人要逃跑了，我军当然也掌握了这一情况。
根据军委及总前委指示，华野对整个部署立即作了紧急调整，命令所属十一纵队全力以赴，堵截杜聿明集团。
邓小平目光冷峻地站在总前委指挥部的电话机旁，他知道在徐州西南约90 公里处是永城，要是路上没有阻挡的话，徐州出来的敌人机械化部队也许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而如果让敌人到了永城，则往西可以分散逃走，往南则可兜击我军南线部队。邓小平直接要通了永城的电话，他要找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邓小平先询问了永城我军的守备部队情况，接着简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及其意图、随后、他提高嗓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十分严肃他说道：“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的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
永城那边的司令员明白了任务的重要性，坚定地回答：“请邓政委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
对方的回答使邓小平放心了。虽然他知道那里必将有一场激烈、残酷的血战，但指挥员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使对方增强信心，邓小平又说：“再重复一遍，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们那里赶去！”
对方又作了一次响亮的回答。邓小平放心了。他最器重的就是在危险中敢于挺身而出、冒艰险、挑重担的干部。
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其十分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极善于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事物中，迅速抓住最主要的矛盾而果断解决。当时，敌我双方共有140 万军队在进行激战，但在敌人从徐州突然西逃的紧急时刻，邓小平知道就在永城那个小小的地方，永城军分区那支小小的部队，就可能产生影响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所以，作为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才打破了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的程序，也超越了层层指挥机构，亲自向一位军分区司令员直接交待任务，使军分区司令员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立即率领部下去英勇作战。这支部队果然没有辜负邓小平的信任与重托，终于顶住了敌人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然进攻，直到增援的大部队到达，挡住了敌人西逃的去路，对整个战役起了关键作用。
生擒徐州“剿总”副司令
我军对溃逃的敌军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三天追击，终于在12 月4 日拂晓，将杜聿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130 华里的陈官庄地区。两天后，孙元良兵团力图突围，被我军全歼。
杜聿明早知是死路，然而蒋介石坚持命令，他只能如此。黄维没有救成，现在他自己也被包围了，也需要有人来救他了。可是还有谁能来？白崇禧的兵调不动，胡宗南的兵调不来，傅作义的兵调不开。蒋介石此刻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夜晚连吃4 片安眠药都不能入睡。
不过在歼灭黄维兵团的时候，总前委却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杜聿明部只围而不打。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连失黄百韬、黄维两兵团；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60 多万蒋军，正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撤。在蒋军将要南撤而未实行时，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让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相呼应，推迟攻击，这表面上的“缓和局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麻痹对方，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律地区军队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苦战硬拼。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
从1948 年12 月4 日杜聿明被围，直到1949 年1 月10 日被歼，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壮聿明的日子可真的不好过。时间已至隆冬季节，从12 月20 日开始，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合围境内只剩下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不足20 万人，吃、穿、住，均十分困难。蒋介石空运来的食品，时断时续，而且杯水车薪，因此每一次空投，必引起饥兵疯抢，甚至力争抢食物而打死挤伤无数。饿慌了的兵士们，见什么，吃什么，连战马都杀了充饥，甚至出现人吃人状况。
直到1949 年1 月初，我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蒋军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军发起总攻。
1 月6 日，我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人溃不成军，不堪一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到10 日下午，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约20 万人，杜聿明被俘，邱清泉当场被击毙。
至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中原决战——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斯大林称赞淮海战役
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中野、华野两支主力军队，历时65 天，以伤亡13.4 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一个“剿总”指挥部、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55 个师，共计55.5 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被解放，南线国民党军队遭到致命的打击，精锐主力已为我军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我军在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进行的大战役。我军是60 万，蒋军是80 万。但是结果是我军的60 万战胜了蒋军的80 万。
淮海战役的结果使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这位率领苏联军民，击败强大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伟大统帅也为之惊讶，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淮海战役打得好，60 万战胜了80 万，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奇迹，真是奇迹！”
斯大林后来派来的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派他到中国学习和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他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的。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更是高兴。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电总前委及华野、中野，说：“如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直到解放以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他对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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