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6 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的战争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英勇奋战，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97.5 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 余万人。蒋介石为挽回败局，继续调兵遣将，在战略上来了个重点进攻，采取一头在山东，一头在陕北的钳形攻势。而中央战场的黄河防线，好像正是连结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把子。这条漫长的黄河防线，又像是敌人铰钳上的箍子。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进行中央突破，打断哑铃把子，斩断钳箍子，渡过敌人的黄河防线，向敌展开战略进攻。这是十分英明的战略决定。“蒋介石没参加延安整风”
邓小平早就料到，国民党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会改变战略为重点进攻，这在物理学上叫做增加压强，在战略学上则称之为钳形攻势。蒋介石还特地取了个名字叫做“黄河战略”。
“黄河战略”的重点是刘、邓。蒋介石对刘、邓的认识似乎还不如顾祝同，当顾祝同认真地向蒋介石请示“共军刘、邓部怎么对付？如何防备心腹之患”时，向来自称自己是半拉子军事家、半拉子政治家的蒋介石拿出他的“妙计”：“在他们面前是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我谅他们插翅也难以飞过黄河！你派兵把他们逐回太行山去，让他们再回到山里去吃他们的小米、山药蛋！”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好像被邓小平了如指掌，他在给晋冀鲁豫的纵队、旅、团干部讲话时，义正词严地说：“小米、山药蛋可都是好东西！什么沁州黄、狼尾巴（小米的品种）都是好东西，山药蛋养育我们八年，这些好东西，应该留给者区人民享用了。我们要砍断敌人的哑铃把子，斩断敌人的钳箍子，争取彻底胜利。”
1947 年5 月，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了晋冀鲁豫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会上，刘伯承作《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刘伯承与邓小平都是四川人，话语中川味很浓，常有许多幽默。他从八仙桌后的长条木凳上挺腰站起来，开始了他的报告：“同志们！学生到了一起要谈书，屠夫到了一起要谈猪。我们带兵打仗，到了一起要谈战争。”
八仙桌周围坐长条木凳的、坐小板凳的人一片哄笑。但刘伯承不笑，只是在他的眼镜片后的闪光里能看到一丝快意。他继续说：“战争已进行了十个月，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全面进攻，样样都来，猛打猛冲，很想速战速决。他也满有信心，以为三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但是，我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歼灭了他很多部队，他不得不稳打稳扎。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已消灭将军70 到80 个旅，蒋介石知道他的全面进攻已经完全不行了，于是来了个战略上的钳形攻势，主要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蒋介石把它叫作黄河战略，他说黄河能抵40 万大军，能挡住我军进攻。这样子，他就两头粗，中间细，成了一个哑铃。”
刘伯承以四川人特有的幽默语调，诙谐地嘲笑蒋介石的“黄河战略”。他继续说：“蒋介石没有参加我们的延安整风运动，他自己也不整风，主观主义多啊。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说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其实是他大
背时的开始。他想用黄河战略挡住我军进攻，也是主观主义。这一点他不如刘峙，刘峙最近到处喊：打不得了，打不得了，这里被吃掉一蛇，那里被吃掉一蛇，不得了。这就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思想的厉害，是军事指导上的划时代的天才指导。新华社庆祝‘五一’社论中指出，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要把蒋介石的220 个旅搞完。从哪里搞，就从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始，使他从局部被动转到完全被动。”
刘伯承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刘、邓大军已根据中央指示，作好了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的准备。
声东击西的渡河准备
1947 年6 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晋冀鲁豫军区的12 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地预伏在自己身边。龙蟠虎踞，安如泰山，犹如大泽蛟龙，隐身隐形，纹丝不动。
刘、邓正并肩协力，在精心运筹着一场重大的战略行动。
在战役未发起前，刘、邓声色不露，时而在作战室里，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战图；时而并肩外出，散步在村边田野，徘徊于农家麦场上。他们亲切地交谈，连身边的参谋也琢磨不透，不要说旅长和团长们，就是纵队司令们，似乎也都蒙在了鼓里..
偶尔，有作战参谋们向刘、邓首长报告，某某旅或某某纵队首长要求给予作战任务，他们要求出击一下，刘、邓的回答完全一样：不要出击，要部队好好休息，不要暴露目标！
只有当冀南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关于出击的请示到来时，刘、邓才答复得坚决、肯定。刘伯承说：“截断敌人的交通，不要怕腹背受敌，不给敌人喘息机会，要破釜沉舟，大胆进攻！要扫清敌人的外围，敢于直插敌人的心脏！”接过刘司令员的话语，邓小平政委思路清晰，深有见识地关照：“还有，不要顾虑侧背，不要优柔寡断！要把二线兵力和预备队都用上，打得有声有色！”
刘、邓在对太行、冀南、冀鲁豫、豫皖苏部队的作战行动作了重要指示后，再也不说什么，带着警卫人员和作战参谋，到村外散步去了。
作战参谋们对刘、邓的行为迷惑不解。在强敌的重点进攻面前，刘、邓不慌不忙，还在谈山说水，悠闲地散步，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一定在打算干什么？这是不是在重大行动前的片刻安静？这是不是急风暴雨前闷热的征兆？作战参谋们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安静，肯定是大战即将来临的预兆。
刘、邓从河边散步回到指挥所，新华社记者拿着一则电讯找来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说：刘、邓正在豫北地区展开攻势，“国军”前线司令部发表时事述评：共军刘、邓部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他们在豫北发动的攻势，无非是为他们退回太行山去清扫道路而已。
刘司令员拿着放大镜，认真地读着敌人的这则电讯，“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只见他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把电讯递给邓政委，说：“这太好了！兵不厌诈，敌人就范了！连敌前线指挥部也深信不疑了，该我从中举事了。”
邓小平政委把登载着敌人电讯的报纸放在桌上，立即向参谋长嘱咐：“根据渡河一号作战命令..命令部队向待渡地点，立即出发！”
原来刘、邓早已选择好了待渡地点，是在东阿至濮县的300 余里的地段上。由于发起渡河作战前，部队的行动完全隐蔽下来，这不仅迷惑了敌人，连我军指挥部里凡不参加这一作战计划的人也都蒙在鼓里。此时，命令一下达，刘、邓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六纵队共12 万大军，立即秘密而又神速地开赴了待渡地点。只见在芦苇和菖蒲丛中，黄河船工们推出了早已备好的渡船..
如何渡过黄河是刘、邓早在发起渡河之战一个月前就开始考虑的了。他们决定采取示形战术，采取声东击西的打法，运用支作战配合主作战，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佯施攻势，以转移敌方视线。同时，刘、邓又指示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南渡，并安排渡船，准备接应主力渡河。由于这一切都进行得很秘密，在豫北地区我军与敌人打得难舍难分，连敌人前线指挥部也被迷惑住了。
在黄河对岸，原本有敌人两个师在扼守河防，另有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游戈。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加上敌人前线指挥部的估计，我军既然还要“西窜”回到太行山，自然黄河便成了可以不设防的防线。两个负责扼守河防的师，也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既然估计我军不会渡河，敌军自然不必进入阵地。然而，就在敌人安然酣睡时，我军已开始了渡河。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战法。刘、邓大军渡黄河，正是套用了此计。蒋介石所谓“黄河足抵四十万大军”的断语，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6 月30 日一夜之间，蒋介石那号称可抵“四十万大军”的天然防线，被刘、邓大军的无畏勇士一举突破！
消息传到南京，正在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蒋介石惊得将象牙筷“哐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
司徒雷登不禁叫道：“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美国记者杰·贝尔登惊讶地说：“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高明更出色的军事行动。”
谁能分得清楚“刘”和“邓”
7 月1 日即渡河的第二天下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军政首长研究渡河后的行动计划。在一间不大的农村小学校的教室里，墙上布满了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
邓小平政委与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60 个旅，45 万人；陕北15 个旅，14 万人。正像刘司令员所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和全国各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刘伯承司令员插断邓小平的话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的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邓讲话常常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完，第二个人接着讲，使你后来很难记住哪一段是刘伯承讲的，哪一段是邓小平讲的。可是，听讲后的人的脑中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这就是刘、邓的意图。所以，人人都知道刘、邓不可分，他们是亲密合作的最佳典范。
刘伯承接着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我们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到后边，长驱直入地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会被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他们不但可以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打出外线。这样，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论是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
邓小平又接过了刘伯承的话头，他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坚持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目的。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
最后，刘伯承司令员对南征的行动作了具体的部署，并决定在出动前要在鲁西南这个地区先打几仗。
刘伯承说“我要马上见到邓政委”
刘、邓大军越过黄河的消息使蒋介石寝食不安，他要亲自指挥反击。他命令准备东调的王敬久不调了，亲自指挥冀鲁豫地区的作战，以整五十五师坚守郸城，整六十三师的一五三旅坚守定陶，他企图吸引刚过黄河的我野战军屯兵城下，而以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整七十师共7 个旅的机动兵力，实施重点进攻，迫我军仓皇背水迎战、然后命令以上共10 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攻，把我军消灭于黄河南岸，最低限度也要把我军再撵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的这番调兵遣将，确实颇费苦心，他以为万无一失，因而向他周围的人说，“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情愿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不！我到中山陵去，我去自戕！”
但是，蒋介石的这番部署，难道就可能挡住刘、邓大军的前进吗？
在刘伯承的作故室里，他久久地凝视着王敬久指挥的蒋军7 个旅在黄河边上摆列的阵势。他在想：王敬久是蒋军嫡系指挥官，手中掌握蒋军的“王牌”，在战场上经常唱主角，可他把这7 个旅一字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阵势，妙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摆？
此时，邓小平政委正深入到部队中，了解部队渡河后的政治思想情况。
刘伯承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前凝眸良久，突然回转身，向作战科长吩咐：”立即派车接回邓政委，快请他回指挥部！我马上要见到他，请他到作战室来！”
小吉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没用多大功夫，邓小平政委被请回了作战室。每一次大战前都是这样，刘、邓并肩思谋，酝酿即将来临的激战的具体部署。
刘伯承叫人从院落中捡来一根枯树枝，权作他手中的指挥杆。他指着地图，向邓小平谈他的思考：“为要把我军赶回黄河北岸去，蒋介石派王敬久统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看来敌人分作左右两路，左路军以五十五师的两个旅守郓城，整六十二师的一五三旅守定陶，而以右路军的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整七十师共7 个旅，以拊我侧背，迫我作背水之战！”
“敌人总想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要知道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早说过，我们不是韩信，决不背水而战！”邓小平淡锋犀利，道破敌人的阴谋。他又说：“什么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革命部队都是有觉悟的战士，为着革命胜利的需要，用不着逼于死地，也会奋力作战！我们要把敌人置之死地，看他怎么图存！”
“完全正确，用绝望逼迫自己士兵厮拼，是封建主子带兵方法！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我们不想被敌人逼于死地，而想把敌人置于死地！”刘伯承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作战观点，他精密透辟地分析道：“蒋介石指挥作战，最爱嚼烂舌头当肉吃——自己糊弄自己。我对敌人这种阵势，刚刚揣测了大半天，敌人这是用的什么阵势？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他首尾不能相救，又尾大不掉，完全是摆好一副挨打的架势！”
邓小平蓦地从坐椅上站起来，他下了作战决心，斩钉截铁他说：“打他的一字死蛇阵，它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
根据刘、邓的作战方案，我军不是向黄河边上撤退，而是迎着敌人，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20 分钟攻下河防重镇郓城
王敬久被蒋介石委为前线总指挥后，甚为得意，决心与刘、邓决一雌雄。他摆开一条长蛇阵，向北推进。蒋介石把他的“长蛇阵”端详了半天，打电话问顾祝同：“你认为王敬久的部署怎样？”顾祝同说：“如此布阵可进可退，首尾兼顾。”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
可是在刘、邓的眼里，王敬久的“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死蛇阵”罢了，既尾大不掉，又首尾不能相救，只能被动挨打。
当时，王敬久指挥的部队在单县地区，郓城守敌是五十五师，这是“长
蛇阵”中的弱敌。刘、邓因地制宜，指派我军一纵以强行军速度，每小时15华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黄河的河边重镇——郓城。
郓城是鲁西南地区的一座古城，也是敌人黄河防线的中心堡垒。城外有四关，南关最大，紧靠城墙有居民200 余户，其东侧还有一个居民地相毗连，统由敌人的第二十九旅八十六团防守。西关、北关比较小，西关仅有10 余户居民，地形开阔，敌人有一个连防守，北关守敌不足一个营。
一纵司令员杨勇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确定了“攻其外围，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作战方针。他以一纵的一旅进至郓城西南，二十旅进至郓城东，二旅进至郓城北，十九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
刘、邓派一纵围攻郓城，并不急于攻占该城。刘、邓采取的战术是：“攻其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所以他们一面派部队围攻郓城，吸引援敌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队向西南急进，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冉堌、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
敌人果然上当了。
7 月7 日，国民党右路援军主力进入金乡地区。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给杨勇打来电话，下达了攻占郓城的命令：“敌人已经钻进我们的口袋里了，现在是轮到你们唱主角的时候了，要干净、利索地拿下郓城！”
当晚，杨勇一声令下，第一纵队对郓城守敌的总攻开始了。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摧毁了敌人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支撑点，开辟了冲锋通道，随即发起了冲锋。
郓城守敌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在得知我军有夺取郓城之举时，连忙在城中召集军官开会。可是，野战军的攻城战斗发起后仅20 多分钟，胸墙工事即大部被摧毁，再过3 分钟就突破城墙鹿咎。此时，城里敌军军官作战会议尚未终了，我军却已攻入城内。敌师长曹福林见大势已去，换上便衣仓皇逃走。
二十旅、二旅进城后，分别向东南城区和东北城区发展。国民党的山炮、战防炮、轻机枪，在郓城大街上摆得满满的，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到8 日凌晨5 时许，驻守郓城城内蒋军的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彻底覆灭，2500 余人毙命，中将副师长理亚明以下1 万余人被俘。这一战开创了解放军一个纵队单独歼敌一个师部两个整旅的光辉战例。
战后，刘、邓通令嘉奖第一纵队。嘉奖令指出：“第一纵队以坚决果敢的行动，于‘七七’晚间歼灭盘踞郓城之蒋介石第五十五师及其第二十九与七十四两个旅，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整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并作为我们给抗战胜利后第二个‘七七’纪念的献礼。”
郓城既下，刘、邓的目标又转向了定陶和曹县。7 月10 日，二纵收复曹县，六纵攻克定陶，三纵进至郓城东南。这佯一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以来虽然只有仅仅10 天，却已在黄河以南开辟了广阔的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危险局面。此时，蒋军已根本摸不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动向，不知解放军究竟要从何处下手，因而完全陷入一副挨打的架势了。
“神兵天降，有腿难逃”
郓城、定陶之战，歼敌3 个旅，整个战局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王敬久的右路军3 个整编师共7 个旅，已经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完全成了一条孤立的死蛇，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
敌军此时以为，我军不是回头吃菏泽，就是向前打济宁。
而刘伯承、邓小平根据野战军各纵已腾出手来了的情况，决定按照党中央关于“应该放手歼敌，歼灭敌人越多，对跃进大别山越有利”的指示，于7 月13 日指挥一、二、三、六纵队以远距离奔袭动作，迅速将敌人的3 个师分割包围。这个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使他们惊恐万状，惊呼：“神兵天降，有腿也难逃了！”
杨勇命令十九旅进军至核桃园及其西南地区，负责控制羊山集至独山集的公路。割断三十二师与六十六师的联系；二旅进至曹楼、鹿湾、狼山屯地区，负责截断六营集和薛扶集至独山集的交通，割断三十二师和七十师的联系；一旅进至陶官屯、张油坊，负责包围歼灭六营集之敌；二十旅进至十铺、宋楼、南马官屯、县坡村地区，截断敌人的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从济宁方向来援之敌。
13 日14 时，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发现已被包围，即向六营集七十师驻地靠拢。七十师为了策应三十二师的行动，向我军一、二纵合围。杨勇命令暂归第一纵队指挥的六纵队十八旅截击三十二师，二旅在丘中铺、曹楼、于楼三面临敌，北攻敌七十师、南堵敌三十二师，顽强奋战，并攻击了鲍官屯和刘楼。十九旅在高海附近歼敌600 余人，攻占了郝庄。黄昏，三十二师沿鹿湾、蒿庄西侧进入六营集，其一三九旅经五桥、宋楼向北逃窜，被全歼。嘉祥守敌弃城逃跑，该城被我军二十旅一部占领。到14 日10 时，六纵队主力进至六营集西侧，完成了对敌七十师和三十二师的分割包围。
六营集是一个仅有200 余户人家的村子，村小缺水，内无坚固房舍，外无高大屏障，不利于固守。敌人两师之众，猥集在一起，指挥不统一，兵力也展不开，陷入困境。两个师的敌军一时间人马相踏，车炮相撞，乱成一团。敌人曾企图从六营集南面突围，但是遭到了我军的有力阻击而不成。正在敌人手足无措之时，顾祝同却给他们下了最后一道“催命符”，要他们分成6路从六营集的东南方向突围。14 日夜，敌人开始行动。而东南方向，恰恰正是刘伯承、邓小平为他们布下的灭亡之路。
当敌人被包围于六营集时，刘、邓即指示杨勇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当敌人争先恐后地从刘、邓故意为他们留下的口子“突围”时，天罗地网正在等待着他们。果然，敌人刚出六营集，正以为“突围”成功时，便遭到了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本来就已经乱了建制的蒋军，这下更加混乱，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官兵四散奔跑，各自逃命，数不清的炮车、弹药车、大车，东倒西歪地扔在路旁。只经一夜的战斗，蒋军的两个整编师便被刘伯承、邓小平的野战军全部歼灭了。
蒋介石乞求“上帝庇祐”
六营集之敌被歼灭后，被围困在羊山集的敌人第六十六师已成瓮中之鳖，束手待擒了。
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又是陈诚的宠儿，是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急先锋，战斗力比较强，7 月19 日，他们依托羊山集及北侧之羊山，并重新构筑了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死守待援。同时，蒋介石也下令第
六十六师固守羊山集以牵制我军；严令王敬久北援，解羊山之围，同时从陕西、山东和中原战场急调8 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企图与我军在鲁西南决战。
刘怕承、邓小平决心趁敌主力尚未赶到之际，集中兵力歼灭羊山集守敌，并调第十六旅配属兄弟纵队以增强突击力量。7 月19 日下午，十六旅部队陆续赶到羊山集以北地区。由于受命仓促，准备极不充分，在炮兵尚未赶到之时，当晚即发起攻击。第一梯队两个团经过彻夜苦战，逐步攻占了敌山腰阵地。拂晓，我军一个连一度占领敌主阵地东北两个小山头，俘敌70 人；后遭敌反扑，伤亡很大。到20 日晚8 时，我军以四十八团继续攻击敌之主阵地，占领了山脚几个碉堡。立即以此构筑工事和前后贯通的交通沟，作为再次攻击羊山主峰的依托，为总攻击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在南京再也坐不住了，于7 月19 日飞抵开封督战。他一面调重兵驰援鲁西南，一面拍电报和派飞机到羊山集空投他的亲笔信，命宋瑞珂突围。
7 月20 日。王敬久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亲率五十八师及六十六师留驻金乡的一九九旅，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由金乡北进，企图解羊山集之围。此时，我军第十七旅长李德生率四十九团两个营及一个侦察连追击六营集逃敌到达万福河北之袁楼，随即奉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的命令，从20日起，阻击金乡北援之敌。三天后，第十八旅到达袁楼，接替了十七旅的防务。我军依托袁楼和万福河北岸河堤，坚决阻止来犯之敌，予敌以严重的杀伤，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一打援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羊山集歼敌的作战。
王敬久所率增援队伍中的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深知刘、邓厉害，故顾虑重重，行动非常迟缓。王敬久大发脾气，限令一九九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羊山，“不到就枪毙旅长”！王仕翘接今后，站在横于眼前的万福河边，对他的团长们悲叹道：”人家张好了口袋等我们，而我们还必须去？！不如我自杀好了！我死了你们还可以逃生..”
不能不承认王仕翘比他的上司硬是要清醒些。确实，刘、邓的部队在给了王敬久亲率的援兵以严重杀伤后，故意在万福河对岸放开了一个口子，以诱蒋军冒进，最后歼灭。虽然王仕翘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但他还得照令行动。一九九旅顺利地渡过了万福河，一直进到距羊山5 里的地区。就在这里，刘、邓的部队猛地收住了口子，经过激战，全歼了一九九旅。
蒋军解围不成，突围亦是纸上谈兵——宋瑞坷的六十六师已被刘、邓大军的铁钳紧紧夹住，一点都不能动弹。
不过，羊山集之敌虽仅剩一个半旅，却是王敬久的精锐之部，我军也久攻不下。7 月23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刘、邓来电，指示对羊山集之敌如确有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休整10 天左右，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的行程，直出大别山。
中央是不想延误刘、邓大军南进的计划，刘、邓却决心啃下羊山集这块硬骨头。邓小平说：“攻羊山的部队不能后撤！”刘伯承说：“蒋介石送上来的肥肉我们不能放下筷子！”
故事发展到7 月25 日，蒋介石自知败局已定，无法挽救，只能悲切地祈求“上帝”保祐他的嫡系部队。他在这天发给宋瑞珂的电报上写道：“目前虽处于危急之秋，亦应固守到底。希弟信赖上帝庇祐，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蒋介石的“上帝”当然不会给他物质帮助，至多只能给他那空虚、绝望的心灵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宋瑞珂倒是知道靠“上帝”是不能打胜仗的，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眼睛发直，失望地蹲在屋隅愣神。
为确保有把握地彻底歼灭羊山之敌，我军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参谋长赖光勋到第一线反复侦察敌情、地形，讨论研究作战方案，严密组织步炮协同。27 日黄昏，乘蒋军援军尚未赶到之前，刘、邓集中了二、三、六纵队及军区榴弹炮营和一纵炮兵团，对羊山集发起了总攻。第四十七团担任主攻任务，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善于啃硬骨头的优良作风，采取小兵群多路冲击，经过45 分钟激战，攻占了羊山主峰，并乘胜协同友邻部队向羊山集之敌发起进攻。
经一夜激战，于7 月28 日全歼了敌六十六师，俘敌师长宋瑞珂以下9000余人，毙伤5000 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刘伯承欣然赋诗：“大军报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问；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至此已经过27 天的连续作战，以15 个旅的兵力，共歼敌4 个整编师及9.5 个旅，约6.5 万人，活捉中将、少将衔师长、副师长4 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各种火炮872 门。
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出鞘的利剑，彻底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打开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南大门。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热烈庆贺，欢呼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敌人黄河防线，转出外线作战，获得鲁西南大捷的非凡胜利。新华社在7 月31 日发表的题为《祝鲁西大捷》的社论中说：“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造谣；鲁西胜利并显现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
邓政委作出的光辉榜样
当邓小平和刘怕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一个接一个的捷报频传之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胜利，这是每个指战员奋力追求的。但“胜利”却是试金石，在它的面前，有的人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人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刘、邓大军中有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就是有个在打完仗之后一定要争个你高我低的毛病，结果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互不服气，时间长了，两个人心中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有一次，两个人都找机关的同志，要求约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好分个你是我非。
说来也巧。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的同志们正在谈论着刘、邓首长之间肝胆相照、同甘共苦、通力合作、亲同手足的感人事迹。
邓小平政委比刘伯承司令员年轻好几岁，他总是把刘司令员当兄长那样尊敬。刘司令员也同样尊敬邓政委。每当邓政委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要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政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政委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总是直到目送邓政委身影消失了才转身回返。
有一次，部队要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政委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国”。
有位干部还追忆起1942 年参加刘司令员50 大寿祝寿大会时的情景，说在那次大会上，邓政委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
记得邓政委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见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的同志们所讲的关于邓小平、刘伯承的这些故事，好像专为讲给他俩听似的。其实，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赞美，是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一次会议时，更被里面发生的事情惊呆了：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司令员认真地听取邓政委的见解，邓政委不断地点头赞许刘司令员的真知的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司令员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情，情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政委作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
鲁南的盛夏季节，太阳像团大火球，蒸烤着大地。炽热的气团不时地向人们袭来，每个人的毛孔里都向外渗着晶亮的汗珠。当邓政委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司令员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邓政委手里..
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司令员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他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
“不！我应该先作检讨！”政委说。
就在他俩争着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
“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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