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半年短暂的、不完全的和平后，1946 年6 月，蒋介石为了掀起全面内战，以重兵围攻我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对我苏北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赴中原对蒋介石的军队发起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决战。
马头镇召开誓师大会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这片沃土，曾屡屡成为绿林草莽。“真龙天子”们杀伐征战的场地。无论是那些卫冕的帝王将相还是犯上的“乱臣贼子”们都心头雪亮：欲问鼎天下，必先底定中原。因为，这块浸透大河乳汁的富饶的土地，为统治者们提供了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它那敦实而有力的脊梁，支撑的是中华泱泱大国的广厦。所以，“逐鹿中原”这句成语，不仅代表着胜利者那成功的辉煌，也蕴含着失败者那如泣如诉的悲切。
按照蒋介石钦定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决定：在”聚歼”中共中原军区部队的同时，拔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这颗钉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命胡宗南部从豫西分兵北渡黄河，在阎锡山部的策应下，将活动于同蒲路侯马一带的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吃掉；命刘峙集团集结重兵，由南向北压缩。
1946 年6 月27 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以三纵、六纵、七纵及冀晋豫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主力应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开赴冀鲁豫战场，实施机动作战；以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四纵及太岳、吕梁两军区，担任同蒲线作战任务。这样，根据国民党军进攻的态势，晋冀鲁豫战略区划分为两个战场，东战场是冀鲁豫战场，西战场是同蒲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8 万之众，亦被划分为两个集团，东战场6 万，西战场2 万。
蒋介石的进攻如箭在弦，情况十分紧急。6 月28 日，担负冀鲁豫战场作战的东集团主力举行了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选择在马头镇村西的开阔地上，人们在煤堆上用木板搭成高高的检阅台。这天天气晴朗，和煦的南风吹遍大地，四野一遍静谧。当刘、邓在陈锡联、王近山等人陪同下，进入广场时，屏息凝神地等候着刘、邓的钢铁战士们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海涛般的口号声。
刘、邓站在台上，检阅了自己的部队，战士们坐在广场上，横看成行纵瞧成列，肩上的刺刀发出耀眼的光芒，部队整齐得犹如剪裁刀刻般地坐在那里。成排成行的轻重机枪整齐地摆在地上，迫击炮都上了驮马，指战员高举字臂，呼着口号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几万指战员宣布：“同志们，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撕毁了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敌人以193 个旅（师），约160 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用来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有28 个旅（师）约24 万9 千多人..”
邓小平神情振奋，声如洪钟，他把当前战场的严重形势，告诉了部队。他在历数国民党军在各个解放区挑起内战的事实后，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给指战员进行作战动员。他说：”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
望把大炮打成犁头，把坦克改装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方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邓小平接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叫嚣，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他是白日做梦！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人心丧尽，士气不振，这是他们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我们虽无外援，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有千百万人民做后盾，就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说到此，他举起右手，做了一个向下猛劈的手势。
在晋冀鲁豫军区统帅部中，邓小平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领导职务——政治委员，而是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个子不高，却声音宏亮；言语不多，却思想深邃。坚韧不拔与刚毅果断既构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也使他在刘、邓大军中成为不可缺少的领导。
马头镇誓师大会后，晋冀鲁豫军区兵分两路，按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部署，“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大踏步透入敌纵深
1946 年7 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东集团向冀鲁豫战场开进。
邓小平与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带着几个参谋人员、警卫人员，乘坐一辆租来的旧道司汽车，晃晃悠悠地出发了。没有马匹，没有大包小箱，更没有金银细软，有的仅是放有一套换洗衣服的小包袱。野战，是共产党军队的看家本领。精干的指挥机关，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一个参谋长，一个政治部主任，再加上几个一专多能的参谋人员，虽然有点形单影只，但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指挥部。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原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吸引敌人在新黄河以西以南布防，以迟滞其全面进攻，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自国民党向南线解放区进攻以来，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陇海战役。
8 月4 日，刘伯承下达了陇海战役基本命令。指出：为配合中原和苏中解放区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在开封、徐州间开辟战场，破袭陇海路并攻取沿线敌人兵力薄弱之据点；然后夺取路南的杞县、太康等县城，调动国民党守军，力求在运动中歼敌。
陇海战役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刘、邓用兵的胆识。当时，陇海路北侧基本被国民党军队及其势力所控制，而野战军行将袭击的北面，正是考城以东至虞城县北部的这一地段。这里，敌人的配备纵深达六七十里，据点、封锁沟和封锁墙遍地皆是。刘伯承与邓小平分析研究后认为：野战军如突入敌人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要取得预期的战略目的，则突击部队必须是主力，而且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即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地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毅然地向纵深目的地突袭。
刘、邓的这种决断绝不是冒险，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们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部署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的前锋据点。
8 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率所部展开行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将位于豫东至鲁西南新旧黄河道之间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的防线撕开了许多口子，令其许多据点同时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刘汝明惶惑不解，“刘伯承与邓小平两边吃紧，身边全是国军，怎么敢大举渡河！”他一面大骂部下夸大敌情，一面下令死守据点。他的部队于是龟缩于各个据点内。
对于刘汝明来说，运气或许还不算坏。因为刘、邓率部突破防线后，并未与守备部队纠缠，而是大胆地向纵深疾进，只留少量部队实施警戒。第一梯队冲破一线防御后，只管向纵深发展，第二梯队接上来守住突破口，掩护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向陇海路开去。
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刘汝明大惑不解。“刘伯承部置两翼国军重兵于不顾，不要后方也不留退路，究竟要干什么？难道是要转进苏豫皖吗？可是，从眼下局势看，放弃晋冀鲁豫，时机并不成熟。”刘汝明不解，他的顶头上司刘峙也不解，就连南京国民党军国防部也判断不出刘、邓究竟要干什么！
刘峙督催刘汝明以少部兵力封住退路，主力出击，寻歼刘、邓野战军。刘汝明却阳奉阴违，勒令所部“非一团不守，非三团不攻”，实际上则是凑够了三个团也不攻。他对部下说：“他妈的，攻什么，没有便宜给你去拣。”
从8 月10 日到22 日的10 多天内，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在陇海路上纵横驰骋，放手大干，攻下县城5 座，车站12 处，并破坏铁路150 公里，歼灭国民党军1.6 万余人，缴获了敌人大批物资。
在刘、邓的率领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给其以巨大震动，支援和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路，而且正如邓小平的通俗说法，成为解放军作战略反攻的第一次“探路”行动。
一出陇海线是敌人处于防御地位，我军处于进攻地位。毛泽东对此次战略进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9 月16 日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并举了“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作为例子之一。
陇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因为我军采取大踏步透入敌纵深，而收到了奇袭制胜的效果的。
邓政委要求“撤得慌忙”
1946 年8 月25 日，国民党精锐部队分东西两路向我军夹击。为了“避强击弱”，刘、邓决定不与敌人硬碰，于是命令部队要一边后撤，一边寻机歼灭敌人。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率领的六纵指挥部接到命令后，按照人民军队的老规矩，认真执行群众纪律，还桌、扫地、扫院子、打水满缸。正在此时，邓小平政委的电话打来了，他简单地询问了前线敌情，知道全纵即将撤离该地，敌之先头部队已经很近时，对王近山下达了新的指示：“不要扫院子，也不要打水满缸..”
扫院子、打水满缸都是群众纪律，过去部队走到哪里，都要这样做，邓政委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强调，可现在，王近山有些不解。但邓政委还在继续指示：“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要撤得仓促些！”
王近山是位老红军，是我军的一员猛将。虽然他知道邓政委从来是说一不二的，可现在的这个指示，他心中并不完全明瞭，于是复述着首长的指示：“破烂装备应该轻装，撤得镇静一些。”
王近山的复述立即被邓小平打断了，“不，你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电话中，更清晰地传来邓政委相当明确、简洁的话语，“不光轻装物品，背包也可扔它几个！撤得要慌忙一点，要立即出发！”
听了邓政委的指示，王近山心里直犯嘀咕，首长这是怎么啦，他可从来不说这一类话：“要仓促一些，要慌一些！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背包也可扔掉几个..撤退不是要镇静，而是要慌忙一点..”
“这，莫非是..”王近山司令员想到这里，用拳头猛击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兵不厌诈，这是诱敌深入啊！”根据邓政委几句话的提醒，王近山心领神会，他立即下令转移，并叫人扔下一些背包，甚至把几匹伤老病马，连鞍鞯都不解，就散放在大路上。
邓小平用的果然是“示形于敌，诱其深入”之计。原来他对敌人作过透彻分析：蒋介石派刘峙指挥进攻的东路这把蟹钳，是敌人的主力，战斗力较强；而西路之敌较弱。寻歼弱敌，自然先打西路。西路敌人中又只有赵锡田的国民党整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他都是杂牌。整三师如遭打击，杂牌不会真心驰援；加之整三师是从追击我中原部队中途奉调回来，是疲惫之师，又急于立功。所以，打整三师是刘、邓下定了的决心。
可笑的是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不知就里，见我军战马都撇弃，就估计我军是慌张逃窜。于是，好大喜功的赵师长像吞到香饵的鳌鱼，摇头摆尾地上钩了，他胸有成竹地咬住我军死追不舍，终于与敌整四十七师断了联系，完全钻进了刘邓为他安排的口袋阵。
刘、邓集中三、六、七主力纵队，突然在大小杨湖地区向敌整三师发动进攻，而且打击的目标首先是敌人的指挥系统。邓小平政委给王近山司令员打电话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邓政委向来主张实干，他决不让人对他说空话，他要求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极严，最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要讲真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打得下来，就打下来；打不下来，就是打不下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全野战军中，谁都知道，邓小平政委有句著名的战斗格言：“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所以，他平时要求从严从难训练部队，掌握过硬本领，培养顽强作风，打起仗来部队就能吃大苦耐大劳，敢打敢拼，能打硬仗、恶仗。
王近山从邓小平的电话中惦出了分量，话虽不多，却重如千钩。当时大小杨湖的战斗确实打得很艰苦，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竭力进行反扑。敌人被我包围后，急忙求援，我军既要集中精力歼敌，又得阻止各路敌人向中心靠拢。激战已经进行了两夭并呈胶着状态，在此时，如果我军对大小杨湖作战久攻不下，待敌援兵一到，胜仗就会变成败仗。
王近山放下邓小平的电话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组织队形，认真选择了突破口，调整了主攻旅的部署，而且把身边的炊事员、饲养员及机关人员统统用来补充战斗连。他说他是拿出了“烧床铺草”的精神，也就是拼
老命的精神，要踉敌人决一死战。
正当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王近山给部队增添了新力量，赵锡田终于支持不住了..
大小杨湖的激战结束了。这一仗消灭了敌整三师，又歼灭了敌四十七师，共歼敌4 个旅1.7 万余人，生俘了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及以下官兵1.3 万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毛泽东主席在9 月7 日特给刘、邓电报，说“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避实击虚缴获榴弹炮
定陶战役的失败，并没有使蒋介石的头脑清醒，相反却使他更加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
1946 年9 月中旬，蒋军嫡系部队新五军、整十一师等部，沿菏（泽）巨（野）公路，分路向解放区进犯。新五军和整十一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军队，被称为“王牌”军。在华东、中原战场上，他们自诩为一贯串演主角。
在王敬久的统一指挥下，新五军，整十一师抱着与刘、邓主力决战的疯狂气焰；直犯巨野、嘉祥。当他们发觉刘、邓之军正在这里，而且侦知我军正在郓城西南地区填水沟、拆土围，发动群众准备干粮，还在大批动员担架的时候，王敬久真是喜出望外，认为他真要建立赫赫战功了。他哪里知道，他已经中了邓小平政委的“正面对敌”的诱军之计。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作战向来主张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敌，主张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地歼灭敌人，决不打“牛抵角”战术，不打消耗战。他们经常告诫自己的部队指战员，不要打那些得不偿失的赔本仗。他们强调打仗要“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主张用“围三阙一”的战法，部署口袋阵歼敌。不去迷惑调动敌人，是不明智的。
在与敌主力“王牌”军的决战中，邓小平政委身挑重担，亲自率领主力纵队，牵着王敬久的鼻子转。也就是说，我军在王敬久指挥的新五军、整十一师的正面，扬言与敌决战，实际上只是迷惑钳制敌人主力兵团的兵力；而我军主力纵队二、三、六纵队则从郓城、巨野向濮阳地区开进。
当主力纵队到达鄄城东北，发现刘广信率一一九旅和榴弹炮团急进。刘伯承立即给部队布置夺炮任务。他说：“要大胆穿插，不要跟路遇的敌人纠缠！”刘司令员指着敌人阵地的空隙，对我军指挥员说：“我非常欣赏邓政委的这句话，他常常说‘有所不取，才能有所取！’你们要敢于甩开面前的敌人，由别的部队去对付！”
按照刘、邓的命令，我军神勇健儿，直插敌人阵地，摸到敌人的火炮阵地上来。敌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率领的三个步兵团和国民党国防部炮兵十团，立即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我军迅速发起攻击，敌立即向南京呼救。这些榴弹炮是美国最新援助的，蒋介石生怕把炮丢掉，就亲自颁发手令，要保住大炮，他的指令是“人炮俱存”。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眼看这些大炮要丢，蒋介石又命令“人存炮亡”。因为这些掌握炮兵技术的人。是刚从美国受了训练回来的；炮丢了还可以再要，人死了就活不成了。在刘、邓的英明指挥下，战斗不到48 小时，毙伤敌人3000 人；刘广信旅长以下5500 余人被俘，8 门最新式的大炮全部落入我手。
国民党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打了败仗，成为俘虏后，对刘、邓的指挥十分敬佩。他说：“王敬久声称他抓住了共军的主力，结果反而中了诱军之计。我奉蒋介石的命令，乘虚而入，结果遇到的才是刘、邓主力。刘、邓用兵如此妙算，当然会收奇异之效。”
战争本来就是一个极不确定的领域，行动中充满着偶然性。王敬久率领的“王牌”嫡系部队，不少是美械装备的。当他所率领的8 个师24 个旅一齐出动时，王敬久表现得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大有不可一世之感。他声称，他要得的是寻歼刘、邓主力的大功。
然而，王敬久肚皮里有些什么名堂，早被刘、邓首长摸得透透的，于是针锋相对，来了个诱敌深入之计，平沟恤、拆土围、磨面粉、备干粮，这正是给王敬久送信，让他相信，我军主力准备与其决战，让他再“高兴”一阵子。
但是，当王敬久带着他的“王牌”部队来到会战地点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了。王敬久这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刘、邓主力早已甩开了他，而鄄城方向，刘广信给刘、邓首长送来的却是数千名俘虏兵和8 门崭新的美国刚送来的美制新式榴弹炮。
这一仗，是避实击虚作战的光辉范例，是奇正配合动作的楷模。
邓小平“拒绝”与下级握手
世界上有不握手会议吗？有！这个会议就是邓小平召开的。在冀鲁豫前线，他曾召开了一次被称为“不握手会议”的会议。世界上的会议形形色色，但“不握手会议”却永垂青史，令人玩味无穷。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为反骄破满、整饬军纪、增强革命斗志而主持召开的特别重要的会议。为了使下级对这次会议的意义深刻领会，邓小平有意采用了不与下级握手这一不同于常例的方式。
刘、邓大军从邯郸出发后，几个月来，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战果一个比一个大。正因为这样，在部队中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的情绪，有的指战员也开始不检点，个别部队的斗志有些松懈，群众纪律不大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些问题。
数十年来，在军事斗争中，邓小平不仅以指挥精明、多谋善断而闻名全军，而且他在治军上向来也是以严著称，在政治上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要求部队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政治方针，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重身教，律己严，执行纪律一丝不苟，常亲自深入部队督促检查，一经发现不良倾向，立即进行整顿，对部队的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从来都是铁面无私的。现在部队因胜利而带来的一些毛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他利用两战之间的空隙，召开了一次增强斗志、整顿纪律的会议..
不握手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9 月，接到开会通知的那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几乎同时收到了通知，要纵队司令到“野司”去开会，“野司”就是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简称。当时，陈锡联司令员是这样想的：一出陇海，活捉赵锡田，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逢中秋节，到“野司”吃月饼去。
可是，当陈锡联到了“野司”开会的地方时，立即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十分严肃。因为，当参加此次会议的各纵队首长，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伸出手来的时候，邓小平却一反热情对待下级的惯例，他把手摇了一摇后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
“？”邓小平的话使纵队首长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的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部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会场下面鸦雀无声，各纵队首长肃然聆听。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一两点。听说敌人王牌军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逼近了，但就是不散会。
趁着会间休息的空隙，陈锡联司令员找到了杨勇司令员。“人贵有自知之明”，陈锡联对杨勇说，“今天咱俩不做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
“是啊！”杨勇也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兆头。
陈、杨都知道，六纵队王近山司令员也到会了，他在大小杨湖作战中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非常明白陈锡联的意思，就对陈锡联说：“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说：“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过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说：“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
听到这里，邓小平站起来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几乎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多说一个字，但他话重千钧。各纵队司令员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虽然月饼没有吃到，却终生难忘这次“不握手会议”。他们回到各自的纵队后，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有效的整顿，严明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猛虎掏心破孙震
鄄城战役后不久，蒋介石又想“歼刘、邓于黄河以北”。他命令由顾祝同取代刘峙，统一指挥，电谕王敬久、王仲廉、孙震、孙连仲“四路兴师扑杀并捣邯郸，毕其功于一役”。四路大军的具体部署是：王敬久由菏泽、郓城一线渡河向西，孙震由封邱、长垣向东，与王敬久会师濮阳而后向北，王仲廉由武涉、新乡、汲县向北，待三路大军逼近邯郸之际，第四路大军河北孙连仲南下策应于邢台。但这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王敬久、王仲廉两部就并不打算先取平汉路之关键邯郸，而是准备虚晃至大名，然后直趋邢台，与孙连仲会师，回头再取邯郸。
正当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第二次作“邯郸”美梦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于11 月2 日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刘、邓遂设计了再破蒋介石“邯郸梦”的妙计。
针对蒋军的动向，刘、邓认为，只有歼击可能阻止、调动全线之敌的敌军，才能彻底粉碎蒋介石欲打通平汉路的企图。他们分析，刘汝明集团屡遭解放军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因此不易捕捉；而孙震集团战斗力较弱，并且布势分散，有歼灭的可能。歼灭该敌，既可抑留阻止刘汝明集团，又可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玉仲廉的部队增援，这样，蒋介石的“梦”就只能再次破灭了！
1946 年11 月12 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命令，决意集中力量进击孙震集团，歼灭滑县东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四十一师一○四旅、四十七师一二五旅和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等部。
刘、邓从每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团，配以地方武装，利用地形熟群众基础好的便利条件展开游击活动，专门在王敬久的前进道路上袭击辎重车队，杀伤分散孤立的小股敌人，4 个纵队的番号频频出现，虚实莫测。王敬久受不住了，他急电孙震：“刘伯承主力在东，请兼程疾进，会战濮阳。”
孙震如约，日行80 里，向东疾进，夜宿滑县，准备次日抵濮县。而刘、邓此时早已张开大网，准备捕下孙震这条鱼。11 月15 日，刘、邓指挥野战军3 个纵队，开始由濮县附近垦夜西移，撇开敌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顾，从三路敌人的结合部透入其防御纵深80 余里，割裂敌人，来了个猛虎掏心，直捣上官村、邵耳寨、朱楼一带的敌首脑部。19 日拂晓，野战军各纵队分别向敌发起猛攻，至22 日黄昏，战役结束。共攻克与收复纵横80 余里的敌据点百余处，歼敌万余人，生俘一○四旅旅长杨显明。
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在前线接见记者时，宣告：“企图于11 月内打通平汉线的蒋军，已完全丧失主动，陇海线蒋军攻势亦已达到顶点，无能力继续展开。”蒋介石打通平汉线的“狡计已完全粉碎”。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二破“邯郸梦”后，蒋介石调兵遣将，命令郑州绥署顾祝同寻我军主力作战，妄图继续实现其攻占邯郸、邢台，打通平汉路的黄粱美梦。
此时，刘、邓大军本准备在运动中诱歼王敬久集团一部，但因该敌始终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之地形条件又不利于围歼敌人，一时难以下手。西线之敌暂时不好打，蒋介石又调集大军向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面对此战局，刘、邓认为，采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战略战术，既不在西线恋战，又不回顾腹地，而是大胆地从东线出击，向敌后方徐州西北地区进攻，威胁徐州及陇海路，逼敌回顾。
1946 年12 月20 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关于进行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的基本命令。野战军主力遂于观城、朝城地区出动，大踏步地前进200 余里，造成钳击徐州的态势，并威胁敌战略要点徐州和战略要线陇海路，以调动敌人，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2 月30 日夜，刘、邓大军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发起猛烈攻击。1947 年1 月1 日、2 日，野战军相继攻克巨野、嘉样，歼灭蒋军河南暂编第四纵队张岚峰部的两个团及5 个县保安团。这时，敌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两个旅北援，于1 月4 日进到鱼台，殊不知刘、邓战略计划正是要寻歼这股敌人，故遭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痛击。
这一打，把顾祝同打慌了，只得再令张岚峰、刘汝珍等率7 个团的兵力，由定陶东犯金乡、巨野。1 月11 日至16 日，这股蒋军被歼灭5 个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收复成武，迫近陇海，与山东解放军形成了钳击徐州之势，这样，妄图北犯邢台、邯郸的敌人不得不停滞于大名、南乐地区，并被迫抽兵回援陇海路。
巨金鱼战役，共恢复县城9 座，歼敌26400 人。此役又一次显示了刘、邓卓越的战略胆识。尽管顾祝同主力攻陷濮、范、观、大名、南乐，威胁解放区，佯攻黄河，逼晋冀鲁像野战军回顾，但由于刘、邓始终置蒋军阴谋于不理，死死地抓住敌人不放，猛攻猛打，不但歼灭了大批敌军，而且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迫使蒋军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腹地的进攻，转用其主力于陇海线，以挽救徐州危局。
我军钳击徐州，使蒋介石占领邯郸的黄粱美梦变为噩梦。被这个噩梦笼罩着的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长官薛岳，搞得六神无主，到底增援哪一方面，难以定下决心，只好长时间各就各地挺起挨打的架势无所作为。后来薛岳为挽救徐州危局计，令整编二十七军放弃刚刚占领的濮县、范县和观城，以便回援陇海，经汲县抵商丘集结；第五军亦集结清丰，其先头一个师和一个交通总队开赴汤阴候车南运。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爱说此话，也是他们常用的战法。正是这种战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邯郸梦”。从此，我军在陇海线稳稳地掌握了故争的主动权。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刘、邓在巨金鱼战役的胜利和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北地区歼敌5 万余人的胜利，再一次给郑州、徐州两绥署之敌以重大打击。蒋介石为挽救其危局，急派陈诚到郑、徐部署“鲁南会战”，共调集53 个旅30 余万人，分由陇海路的徐（州）海（州）段、津浦路的徐（州）济（南）段与胶济路中段，向鲁南进攻，并调王敬久集团到徐州地区，增强其鲁南作战的力量，妄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而后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为进一步发展战局，配合华东作战，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统率主力纵队二出陇海，举行豫皖边故役。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被分为甫北两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一、二、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由邓小平政委率领六、七纵队结合豫皖苏军区武装为路南作战集团。
1947 年1 月24 日，豫皖边战役正式打响，至2 月4 日，路北作战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等城，并控制和破坏民权、商丘之间的铁路70里，炸翻敌装甲列车1 列；路南作战集团连克朽城、大康、鹿邑、杞县及皖北重镇毫县等5 城、歼敌1.6 万余人。
我军在陇海路甫北的作战，大大地威胁和震憾了敌首脑部，急调进占南乐、大名等地的第五军、八十五师、第二快速纵队，以及武汉地区的七十二师，驰援陇海路，连同先行到达的七十五师，企图击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皖边的攻势，而后参加“鲁南会战”。
这时，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刘、邓，要拖住王敬久主力，不使其东去。这一指示与刘、邓的打算不谋而合。因为蒋军的这种调动，本来正中刘、邓的下怀——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阻止其加入“鲁南会战”，并使其在调动
中暴露出弱点，以利野战军相机歼灭。
2 月11 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南北两路作战集团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向陇海线民权以西郑庄寨地区的吴绍周八十五师发起攻击，二纵十六团，英勇果敢地一举突入敌人八十五师师部，紧紧地拖住了王敬久集团。随后，又以一部进行运动防御，主力则大踏步后退，将王敬久集团主力吸引到冀鲁豫腹地，打破了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的计划，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
被普冀鲁豫野战军抑留并拖得十分疲劳的蒋军，非常恼火，他们深知刘伯承、邓小平在豫皖边战役及其他战役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知要强于他们多少倍，他们一再被刘、邓的野战军牵着鼻子走，一会几向东，一会儿向西，十分被动。于是尾随刘、邓野战军，企图决一死战。可是刘、邓才不会听敌人的调遣呢！敌人想决战，刘、邓偏不决战，他们及时指示部队用高粱秆和泥土，在已被蒋介石下令开始放水的黄河故道架设起浮桥。当野战军指挥部和各部队全部渡过黄河故道后，蒋军才派飞机炸毁了浮桥。这一炸，倒帮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大忙，把企图与刘、邓决战的尾随蒋军隔在了南岸。
刘、邓立即下达命令，野战军即在黄河北岸休整，准备进行豫北大反攻。
歼敌四万五的豫北大反攻
1947 年2 月，战争的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但是，蒋介石仍不甘心于他在全国各战场上的失利，他自恃有优势的兵力，有美国老板源源不断地为他“输血”，就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疯狂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战略上则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置重点干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妄图割断解放区的左右两臂，摆脱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危机。
蒋介石为了保障他的重点进攻，竟然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实施了蓄谋已久的“黄河战略”，将黄河水引入故道，并得意地声称黄河水能代替”四十万大军”，妄图阻挡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
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敌人转入防御的方面，我军则转入反攻的统一的战略计划，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地由东向西，发起了豫北反攻作战。豫北反攻从两个地区同时展开，一处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豫北反攻，一处是陈赓指挥的晋南反攻。
就在胡宗南侵占延安的1947 年3 月19 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豫北反攻的命令，规定此战役的任务是：消灭敌王仲廉集团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收复与控制某些要点，破坏敌人东西两战场的联络，大量调动敌人，打乱整个国民党部队的军事部署。
于是，在河南北部地区，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各10 万人的豫北战役。这场战役从3 月23 日发起进攻，到5 月28 日为止，延续了两个月之久，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4.5 万余人，解放了南北长170 公里，东西宽120 公里的地域，控制了平汉铁路170 公里，先后收复阳武、原武、封丘、延津、濮阳、洪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逼迫敌人残部退缩于安阳、汲县、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内。冀鲁豫、豫皖苏两军区配合豫北反攻作战，先后收复了东阿、平阴、嘉祥、巨野、通许、太康、宁陵等地。
与河南北部的反攻作战的同时，在4月4 日至5 月5 日，陈康率部发动了山西南部的反攻作战。这时，山西南部已经只剩下胡宗南、阎锡山两集团的3 万余人守备，企图组成“联防体系”，固守晋南阵地，以保障他们重点进攻陕北军队的侧后。但由于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机动兵力极少，只有加强筑城进行防守。山西南部的反攻作战，共歼灭敌人1.8 万余人，收复和解放了浮山、翼城、曲沃等22 个县城和3 个重镇，解放了山西南部3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控制了同蒲铁路230 公里，把残敌压迫在运城、临汾两个孤立据点内，彻底粉碎了胡、阎联防体系、严重地威胁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的侧背，有力地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创造了向黄河以南进攻的有利条件。
就这样，在豫北和晋南同蒲路两侧由刘、邓所指挥的反攻，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军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为解放军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风卷残云般的豫北攻势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插曲：
4 月上旬，当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六纵队开始围困汤阴城的时候，王仲廉奉命亲率6 个旅之众从淇县沿平汉路北上增援。王仲廉部刚刚进到离汤阴城20 里的宜沟车站附近，忽然觉得很危险，当天就一溜烟缩回淇县城。然而，汤阴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王仲廉不得不增援。在踌躇了两天之后，又于4 月10 日重新北犯。仍以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纵队担任先锋从铁路边的浚县、淇县之间地区分三路前进，不敢再走铁路。
4 月16 日，快速纵队进到宜沟车站东南20 里的边口村时，王仲廉又立即命令收缩。可是，他的快速纵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解放军不让他们再逃掉，16 日下午，我军三纵队便以长途急行军，在黄昏的时候，插到快速纵队的后方，拦住退路，首先消灭了它的后卫部队。蒋介石军队是不敢夜战的，快速纵队等待着白天，以为白天就会有生路。17 日上午，他们连续在退路上发动了几次猛攻，但一次一次都给打回来，甚至三辆坦克也冲不出去，在东奔西突之后，都给活捉了。而大出蒋介石预料的，是人民解放军竟在白天大举进攻而且极为得手，俘虏了整整一个营，只付出了伤亡10 多个人的代价。快速纵队一面招架一面退走，最后旅部和4 个团、1 个工兵营。都被压缩到淇县东北40 里的大小屯地方。
17 日黄昏，解放军发起总攻，几分钟之内就冲进4 个营..敌人是如此的手忙脚乱，完全来不及做工事，只是成堆的拥挤在原有的7 座大炮楼里，炮楼迅速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垮了3 座，旅长李守正跑上第四座炮楼，又给打垮了，最后他跑上了第五座，屋顶和着墙壁都垮了下来，封住了门，他受了伤。18 日清晨，战斗完全结束。旅、团、营、连的军官们和武器，全部俘获，几乎完全符合他们编制表上的数字，装备是清一色的美国造，好看得很..
豫北、晋南反攻胜利之后，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略防御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时，自1945 年9 月上党之战至此次豫北反攻，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已越战越强，连续取得了上党、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鄄县、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10 次战役的胜利，可谓十战十捷。在蒋军内部到处充满了颓丧的失败情绪的同时，战局的发展正在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化。豫北战役后，晋冀鲁豫军区兵力总数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27 万人，发展到42 万人，其中野战军发展了3.5 倍，由8 万人发展到28 万人，野战纵队除原有的第一（七纵合并在内）、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外，又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纵队，并充实了中原解放军突围到晋冀鲁豫区的部队，组建为第十二纵队，还扩建了三十八军。全区部队的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建立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
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主席即指出，晋南、豫北反攻，是“战略性的反攻”。刘、邓作战室墙上的地图，已经换成从黄河到长江的部分。刘邓大军挥师过黄河，挺进中原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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