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召开温村会议
1943 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由困境中走出，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欧洲法西斯阵线开始崩溃和瓦解。这对于坚持了五年多艰苦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1943 年1 月，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毛泽东还指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坚持政权建设。
在晋冀鲁豫，经过1942 年以来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但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1943 年1 月25 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多、冀南，以及所瞩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大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虽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之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为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温村会议确定了太行分局所属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各根据地和各抗日民主政权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必要的准备。
由于思想明确，政策措施正确，在1943 年，全晋冀鲁豫军民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
1943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除了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外，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大行山一带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夭吃不上半斤粮，只得用糠皮、树皮、小蓟菜、槐树叶、大麻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赤岸村贫穷多病的人家，一边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渡过灾荒。一天清晨过后，在村边的沿河沙滩上，出现了七八名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来乱石滩上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沙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脱掉外衣，穿着粗布衬衣挥锹掘土，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当天下午，邓小平又带着大批战士来到这里热火朝天地劳动，他还虚心地向老农请教，为干部、战士们做出了榜样。
参加垦荒垫滩的军民在师首长的影响带动下；垫成了5 亩可以水浇的良田。这片粮田后来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村民们摘下那丰满的果实时，禁不住要回忆一番邓小平、刘伯承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在赤岸，邓小平不仅自己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和大家一起劳动。一天凌晨，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猛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来一看，见卓琳同志正在掏大类准备往地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卓琳只是笑笑不作声，生怕说话吵醒了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揪树林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一畦畦碧绿如茵的菜园。这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粪。
这块菜园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小葱、韭菜、茄子、辣椒、丝瓜、黄瓜、菠菜..真是无所不有。邓小平最爱种的是辣椒，为种好辣椒他真下了功夫。邓小平还让后勤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当地群众称“洋柿子”），并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权，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太行山麓种出了一片片“洋柿子”。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村里的骡马所剩无几。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喂牲口呀！春播秋收时，没有牲口，就同人没有双腿一样不便。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
刘邓首长决定让部队的军马帮助百姓们春播秋收，邓小平还指示司令部和政治部，军马除担任军务离不开的外，其它的都去支援。在刘邓首长的关怀下，大批军马及时用来务农，既种上了庄稼，又收回了粮食。
1942 年过后，赤岸一带仍然面临旱灾的威胁，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又协同地方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它开支，最后拨出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好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同志专门负责搞测量。为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法给每人每天三斤小米，全部经费由师政治部付给。
邓小平和刘伯承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担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各方面难题。
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修渠民工，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44 年4 月胜利建成通水。这一工程正如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所说：“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在当时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是值得纪念的事。”
这条渠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8 个村庄，全长27 华里，使沿渠的3500 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人民和驻军抗灾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这首当时群众自发创作的歌几乎家喻户晓地被人们传唱着。百姓们亲切的称这条渠为”救命源”。
当年在赤岸，邓小平和师首长们亲手在住处栽种了一棵丁香，每当开花时节，丁香花繁叶茂，沁人心脾的芳香传出院落，在整个赤岸村弥漫着。尽管后来邓小平离开这里了，但人们只要闻到丁香花味，就修看到了邓小平一样亲切。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分文粒米只弹未发，继续陷我军于困境。日军在我发起百团大战前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频繁扫荡，并竭力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而且还制定了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的计划，疯狂掠夺根据地的粮食。
1942 年下半年和1943 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二九师部队面临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服装、给养来源日益枯竭，有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战士们衣不挡寒，食不果腹，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战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其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在这种局面下，能否渡过难关，促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就成为我党我军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
1942 年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所属部队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100 元，团以下60 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比较一下部队的供给情况就清楚了。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5—5 元的津贴费（而且并不能保证）.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0.12 元。按当时的物价，1.5 元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而已。再如，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100 元，尚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部队广大指战员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积极响应师首长的号召，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给太行山区带来一派生机，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不料，这些本来是正当的做法，却招来了一部分有极左思想的同志的攻击。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上了“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大帽子。一时，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生产积极性，使太行山刚刚有了起色的大生产运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在敌后根据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进行生产的。在战争环境中，在部队许多同志中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那些错误的批评，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
1943 年1 月17 日邓小平签署了《一二九师关于1943 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他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在历次生产会议上，都强调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他们早在1942 年年底由黄镇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1943 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中，就已明确规定了“生产节约总数为旅以上每人120 元，团以下每人70 元（县独立营、区千队与连队同）”。同时也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 年9 月21 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邓小平说：“希特勒垮台就在明年春夏之间，日本在后年也要完蛋。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自己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军队提出生产问题也很久了，1940 年就成立生产部，说明了我们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 元到200 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 元到300 元”。在大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1.5 元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把勤的和懒的分别编组：成绩最好的编为”飞机组”，其次为“汽车组”等，成绩好的就升组，反之则降组，那些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被编为“前进组”。以“刺激”他们上进。此外，还制定了”变工办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产制度。
英雄儿女奋战处女地。1943 年10 月，中共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八路军前总与一二九师合并（保留一二九番号）。彭德怀于1943 年9 月回延安。邓小平于10 月初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总的工作。邓小平历来是个实干家。他在生产会议之后，便和张际春（野政副主任）、刘锡五（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北方局宣传部长）等领导同志带头执行前总机关规定的任务，开荒种麦子，并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民担任技术指导，他们担粪、平地和下种，到10 月份就完成了秋耕任务。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由李达带领，政治部机关由黄镇副政委带领，在生产会议后连夜开会落实。会后，苦干20 天即完成了开荒任务。太岳军区在陈赓司令员带领下，开荒达6362 亩。在太行山的朝鲜义勇军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也参加了劳动竞赛，并创造了开荒纪录。
由于一二九师制定了正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师首长身体力行，1943 年的生产成绩，以太行军区为例，其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了1500 万元以上，比1942 年提高六倍。
滕代远、杨立三的《滕杨方案》
1944 年4 月1 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膝代远、杨立三根据毛泽东和李富春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和太行山区的实际情况，公布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这个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在思想上“清洗”那些“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的“毒素”；同时“坚决反对个人经营商业、投机取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唯利是图”；“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这个方案，正式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上缴伙食单位，百分之七十归己。个人采集野菜（每斤以二角收购），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
邓小平不但支持这个方案，而且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约同刘锡五等连日抽暇到他们“承包”的地里锄麦子。滕代远自开了一块小荒地，修畦种菜。张际春修整了一片河滩地，种上了南瓜和萝卜。
《滕杨方案》的公布，把大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太行山上成千成万的英勇战士，拿着头在开垦着处女地，劳动的歌声，响彻了每一山谷。”
1944 年，是生产达到最高峰的一年，太行军区这一年共开垦荒地12 万多亩，太岳军区开荒5.8 万余亩，是1943 年的九倍多。大行军区生产的杂粮、山药蛋、蔬菜和手工业、畜牧业、商业的收入，共折合米970 多万斤。加上节约部分，共折合米1300 多万斤，等于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10 万石米（每石折合135 斤）。部队的办公费、杂支费等各项费用，已全部由生产中解决，不用根据地人民负担。该军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108 个单位，其中搞毛织的62 个单位，共1521 人，收入近19 万元，平均每人123 元；编织业（编草帽、席、筐）11 个单位，98 人，收入近万元，平均每人96 元；制鞋业6 个单位，153 人，收入5 万余元，平均每人334 元；铁木工业4 个单位，9 人，收入3 万多元，平均每人3697 元；烧瓦器的一个单位，3 人，收入3 万元，平均每人1 万元；印刷雕刻等5 个单位；26 人，收入6 万余元，平均每人2375元。该军区还建立了油坊、粉坊和豆腐坊。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规模不同的几个兵工厂，能自造步枪、子弹、手榴弹，甚至还试制成功了迫击炮。除供给自身需要外，还支援延安”太行造”步枪、子弹、棉布等大批物资。
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 年底，大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000 多名，储蓄总额达到160 余万元。储蓄5000 元以上的有4 人，共3 万余元。储蓄在于元以上的有247 名。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太行军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产值或储蓄超过万元、千元的，不乏其人。
太岳军区部队的生活标准，由开展大生产前的每人每天吃不到二钱油、三钱盐，大部分时间吃野菜，提高到每人每月十两多（十六两制）肉、每天二钱六分油、三钱六分盐、十二两蔬菜。最好的单位，每月每人可达一斤肉，每天四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
太岳军区部队，生产搞得较好的部队，生活水平达到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三钱油、半斤菜，每周吃两次豆腐、两次面食、一次羊肉。
1944 年上半年，大行军区评选出劳动英雄220 名。11 月21 日，太行军区和大行区在山西黎城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和太行区负责同志一起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一头牛的奖励。
邓小平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
邓小平在代理北方局书记任上还主持领导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整风运动和审干。
从1942 年2 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普遍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 年5 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大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但由于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 年9 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
11 月10 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亲身经历过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并遭到打击的邓小平，从实际对比中，对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明确指出中共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发自内心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还就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整风的正确态度进行了阐述。
他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大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起来。
1944 年5 月20 日，北方局开会讨论了总直机关整风学习中反映出的一些思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总结了前一段整风学习、反省检查的情况后，指出，继续整风学习必须在材料选择上和学习方式上都要注意更深入一步，否则会产生厌倦情绪。同时还分析了所存在的各类思想问题，作出了具体学习部署。
对学习方法，邓小平也给予了具体的指示：学文件，自己反省，重点问题要展开论战，还可以在一个或两个支部一起开会时，组织一些典型的反省发言。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直机关的学习有了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并带动了各军区整风运动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邓小平领导边区的审干工作
在领导整风运动中，邓小平和北方局还同时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
1943 年12 月18 日，总直机关召开整风反省大会。会上有人坦白了自己隐瞒的重要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对坦白交代隐瞒问题的同志表示欢迎，同时特别着重讲了中共的宽大政策。他说这些同志不要顾虑，党对他们一定是宽大的，党号召但白为的是帮助这些同志改造自己，我可以向同志们保证，真正愿意革命的同志只要他真实地把自己隐瞒的问题但白出来，党一定保证对他们信任，给他们恰当的工作做，保留他们的党籍。这次大会后，总直机关和几个党校就开始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审干工作。
在审干运动中，由于对敌后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特别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做法的影响，前方少数负责人在审干运动中头脑发热，于1944 年春，在总直机关和一些地区的几个党校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审干中搞“坦白运动”，不同程度上执行逼供信的错误方针，把一些同志的问题搞重了，搞错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针对审干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和北方局多次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开会，分析讨论审干中的问题，在弄清情况后，下决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坚决反“左”，坚决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做法。
1944 年4 月14 日到17 日，邓小平在有太行、太岳、冀南、北方局党校负责同志参加的北方局会议上，着重谈到纠“左”反“左”的问题。他说，经验证明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是正确的，出了毛病首先要求领导人头脑保持清醒，检讨起来在指导上是有毛病的，我们的“左”，是对当前情况和敌后环境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延安的经验，所以谨慎不够，步骤不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执行丸大方针也不够。首长负责有些粗枝大叶，调查研究不够，由于我们主观主义风气很盛，没有调查，没有材料，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啊！
对于审干中造成的错误，邓小平明确指出，搞错了的，要有一个清理甄别阶段，真正错了的要平反，平反对首长亲自动手更重要。他指示：发生过“左”的错误的单位在下半年都要做甄别和平反工作。
由于邓小平和北方局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和反对“左”倾错误偏差，到1945 年春，历时二年之久的晋冀鲁豫区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团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减祖减息等各项重要任务的顺利进行，使北方局和总部直接领导的晋冀鲁豫四个军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物质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强，并开始对日伪军开展了局部攻势，为迎接对日寇的全面反攻，争取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对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
1941 年3 月16 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又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根据中央指示，深刻阐述了我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他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1941 年4 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运动。从晋东的平定、昔阳等六县开始，然后逐步在全区展开。村选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民主选举几个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
随后，选举临参会参仪员的工作全面展开。在这过程中，太行区的县一级政权就按照”三三制”原则逐步进行调整。临参会筹委会派了15 名指导员到太行区检查帮助工作，吸收一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进入县政权，更好地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7 月7 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开幕，133 名参议员参加会议。八路军申伯纯当选为议长，无党派开明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参议员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由于会议同意把鲁西33 县划入，所以临参会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选出了边区政府组成人贝，杨秀峰任主席。此后，35583 平方公里的太行根据地在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
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是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冀太联办已经统一了根据地政策法令。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进一步完善各种政策法令和制度，有些重要政策法令是经过逐步实践、多次修改完善起来的。这些政策的制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注。
比如，统一累进税税则草案拟定以后，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审查，大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边区政府于1943 年4月正式颁布。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山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统一累进税则实行两年后，1945 年又根据形势变化作了一些小的改变和补充，日本投降后又公布了新解放区统一累进税简易办法。
晋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统一累进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军队的供给，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日和革命的积极性，渡过了财政难关，取得了胜利；促进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工商业
的发展；基本达到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稳定人民负担，取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削弱了封建势力，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财会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了政治、业务水平。
邓小平抓边区财经工作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1942、1943 两年连续发生了5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大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常年的二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整个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150—160 万人。
1943 年到1944 年，又发生了普及大半个边区的、毁灭性的蝗灾。飞蝗来时，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使人看不见地皮，严重的地方有一二尺厚。蝗虫密度最大的区域，如偏城三区，每棵谷子上平均五六十个，起飞时遮天蔽地，两人相距十步左右就互相不能看清，蝗灾地区占太行区县单位的46％，受灾面积为3000 平方华里，受危害的庄稼约有60 万亩，其中被吃光的达27 万多亩。
除虫、旱灾害外，1943 年8、9 月又遇暴雨。太行区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了大量滩地，冀南区、冀鲁豫区的卫河、运河、滏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面对自然灾害，敌人更加趁火打劫，造谣破坏。灾区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价格大跌。社会秩序动荡，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在党、政、军、民的组织领导下，边区军民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
邓小平同志1943 年7 月2 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对当时的生产作了生动翔实的记述：“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旦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
生产救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稳定了货币和物价。1939 年10月，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了冀南钞票，开始在冀南、大行、太岳区，抗战胜利后并流通到冀鲁豫区。开始，银行的发行任务主要是补助财政上的不足。比如1940 年财政透支占发行总数的81.1％，生产贸易贷款仅占18.9％。1942 年边区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逐步开展后，冀南市发行方针逐步明确起来，不单革是补助财政而且要兼顾扶持生产，即财政发行和经济发行井重。1943 年底邓小平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后召开的麻田会议决定少发通货，搞生产，抓流通，从而迅速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平稳了一度暴涨的物价。后来，冀南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与富裕的山东滨悔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平值。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全国统一发行人民币；人民币与地区发行的票市的比值是：与冀南市、北海市是一比一万；与晋察冀边市是一比一千；与西北农市是一比二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市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
总之，晋冀鲁豫边区生产救灾是成功的，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通过生产救灾，晋冀鲁豫边区的农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家庭纺织副业都有所发展，生产合作社的数量也增加了。此外，党、政、军单位的机关生产，也都是在1943 年和1944 年前半年发展起来的。1944 年边区生产获得大丰收。
边区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患难与共的救灾渡荒运动，进一步密切起来，党政军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救灾、打蝗、渡荒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在“七大”前后，说到革命会遇到困难时，多次以晋冀鲁豫生产救灾为例，鼓励大家的斗志。
1943 年10 月6 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合并，撤销中共太行分局。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时决定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仍保留一二九师番号。这标志着，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在对日伪斗争、边区建设中发展壮大协调统一，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迎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最后阶段的到来。晋冀鲁豫——这个对敌斗争的前线阵地，这个开始并不强大的华北“大门口”，逐渐巩固了，在自身的发展中抗御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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