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
抗日战争经历三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经过英勇卓绝的艰苦奋战，不仅巩固了华北敌后的抗战，而且发展了华中和华南的抗战。在两年之中，以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简陋的武器装备，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侵华日军以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5 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在正面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军队，还要对付从背后袭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战争挑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的武装，在广大爱国、爱土、爱家的抗日群众的直接支援和参加下，在左右开弓的同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0 年底，共产党的军队已发展到50 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 亿之多。在华北、华东，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百团大战虽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使敌人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阻滞了敌人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但八路军也因此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从此，敌人更集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日军调兵遣将，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30 万人，伪军10 万人，以“剿共”为重点方针，准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和更为残酷的“扫荡”与“蚕食”，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要把共产党的抗日力量置于死地。
1941 年至1942 年，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1941 年的春、夏季“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仅在沙区140 多个村庄，即屠杀中国群众3400 余人，在15 个村庄把村民们赖以生存的5 万株枣树砍伐殆尽，烧毁村民住房无以数计..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地区分等级划为不同的“治安区”，大力修筑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日军在平汉路北侧修筑了长达500 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在平原上，日军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平原根据地分割成“格子网”状小块。严加封锁。
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大行根据地日益缩小，由1939 年的10.4 万平方公里降到1941 年的8.1 万平方公里，冀南区的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部队也大量减员，农业生产也因天灾和敌人的频繁扫荡而歉收，军民生存感到极大困难，有人开始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毛泽东表扬邓小平面对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
对此，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会是直线上升的，而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浪高，一浪低，后浪推前浪地不间断地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必然是经过发展。巩固和提高这个过程，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再向新的阶段发展前进。我们今天遭遇到了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看起来我们的发展似乎停顿了或者是后退了，但我们要看到我们坚持住了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部队和干部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形式上数量上呈现的退缩，实质上是质量的提高和巩固。在这新的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必然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飞跃。邓小平满怀信心他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但我们不应坐等胜利，而是必须经过主观的种种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邓小平不仅以革命家的气魄指明了胜利的前途，而且具体提出了战胜和克服严重困难的各项措施。他在《迎接1941 年》一文中，提出在1941 年必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即建军、建政、建党。建军重心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
1941 年4 月28 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又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的严重局面》一文。邓小平在文中指出：面对困难的局面，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对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以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不疲倦的工作，克服当前的严重局面。
5 月底，一二九师连续下达命令，要求健全和强化游击集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同时，主动开展了多次对敌军的破击战。
1941 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斗争最严酷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战争紧张严酷，部队转战行动频繁。同时，敌人封锁严密，根据地又遭受自然灾害，抗日军民的生活艰苦异常。
也就是在这一年，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而又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邓的率领下，一方面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坚持内线游击战，一方面组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敌人进行大小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在前所未有的敌人强大残暴的“扫荡”下，保存了主力，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数次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从另一个方面的进犯。这一年，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累计共粉碎敌人千人以上“扫荡”69 次，万人至7 万人的大“扫荡”9 次，以及3 次“强化治安运动”，初步打破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分割封锁。
1942 年1 月3 日，一二九师颁发《1942 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强调要“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针对敌军日益疯狂的“扫荡”和“蚕食”，针对根据地日益困难的经济状况，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邓小平全力以赴地抓精兵简政。他告诫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夭灾人祸，生活困难。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1 月15 日，刘邓指示，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组织了机关人员分头下到军分区、旅，进行深入动员。这些人员下去前，邓小平作了三条规定：一、调整编制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了比例；二、调一批相当有才能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委会去，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1 月中旬，邓小平到清漳河西畔的七原村向太行区文化界作了重要讲话，结合形势讲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1 月25 日，他又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小组，从赤岸出发，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重视和亲自抓紧，精简工作顺利完成，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实，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简了机关，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官僚主义。这些，都为适应新的、更加艰苦的作战形势作了准备。
毛泽东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他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而作为一二九师政委并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领导太岳、冀南、大行。晋豫四个区党委的邓小平，对此项工作的贡献尤为突出。
让“天下无敌王牌军”尝尝苦头
1941 年冬天，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接受了日军供应的物资，并于1942 年1 月2 日，背信毁约，抢占了我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我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曾一再警告他们，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那里，3 个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哩。”
六十一军如此猖狂，主要是仗着他们兵多，又有日本人撑腰，同时，他们还有十九军和三十三军在河井县一带作掩护。故而欺负当地的八路军兵力少，敢于向汾河以东我解放区进犯。
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却配合了日军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肆意进攻我八路军以及根据地。对此。山西广大群众也非常气愤，要求我军出兵反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是毛主席。党中央早已明确制定的方针、原则，对于山西阎军的倒行逆施，绝不能软弱迁就。1942 年3 月，太岳军区党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已经决定，调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 个团，组成三个纵队，由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在努力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打击顽军，不许六十一军为所欲为。
从太行军区来了4 个团，冀南来了10 个团，太岳来了1 个旅4 个团，还有军区。分区的几个独立团。三八六旅的4 个团全是大团，不少干部是红军。
洪赵支队是属晋西工委领导的决死第一旅，部队住太岳地区，归李聚奎旅长指挥，旅参谋长李成芳亲自到支队部署了浮山战役计划。李参谋长对排以上干部讲，这次反顽战役是被迫的。毛主席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敌军来势汹汹，但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邓小平政委是这次战役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一纵队司令员，即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二纵队是冀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杨得志；三纵队是大行军区的，司令员是陈锡联。
战役打响之前，邓小平政委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县的阎在村，召集连以上干部讲话。邓政委在会上说，阎锡山这个人，我在1937 年就和他打交道了，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我那时当着阎的面就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1938 年后，他就亮相了。以致于发展到打新军，实际上是打共产党。现在他又进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那他只有吃苦头了。打痛了顽军，可能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六十一军主力被消灭，阎锡山可能老实些了；另一种是顽军跑到日本人占据的城市里，敌伪顽勾结一起再来打我们；还有一种是部分顽军打不过就向我们投降，我们放他们回去。我们要有对付敌人配合作战准备，但日军一下子也不会摸清我们有多少部队，估计一开始日本人也不会抢着来吃枪子。邓政委说到这里，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强调，浮山、义城地区是我们的游击区，也是日本人的“维持”区，我们在战斗中是依靠群众把顽军赶走，所以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绝不许违犯。他说、咱们吃粮由地方政府解决，吃菜花钱公买公卖，损坏群众的东西要赔偿。你们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一起，要带头执行纪律，做个好榜样。战场纪律也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把顽军赶跑，他要是坚持与我为敌，那就不能客气了。但他们要是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就应表示欢迎，优待他们。即使态度顽固的分子，被我们捉住了，也不能枪杀、虐待，不能搜他们的腰包，战场缴获一律归公。这次是三个军区的同志参战，不仅要比赛谁打得最好，还比赛谁执行纪律最好。你们回去后要把战前思想工作做到家，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
浮山之战是1942 年3 月6 日开始的。顽军一个团住在徐安子村，他们入侵后，在该村修了一些简单的工事，都分住在民房里，但警戒非常严密。村子在一道山梁上，与白村隔一条小河，洪赵支队的首长在战斗动员时讲，六十一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军”。这个“王牌军”不打日本侵略军，却和我们伉日部队为敌，咱就让他这个“王牌军”尝尝苦头吧！
当日晚上12 点，八路军包围了徐安子村阎军一个团，顽军在黑夜里弄不清虚实，向村外乱打枪，乱投手榴弹。三十八团的战友在村东，洪赵支队在村西，二十五团战友在村南，从三面发起了攻击。五十九团和一个独立团作二梯队打击顽军援兵。顽军依靠民房和充足的弹药据守待援，还不时组织反扑。但他一个团怎抵得过我八路军的三个团，到3 点来钟，就被我军打垮了，顽军团长带残部向村南我二十五团一营阵地突围，阵地后面还是我军二梯队五十九团阻击地域，敌军死伤枕藉，不到天明，就被全歼了。
早晨6 点来钟，洪赵支队已打扫完战场，撤到徐安子村西坡一个小村休息。全旅共俘顽军团以下官兵400 余人，夺得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子弹数万发及大批手榴弹。
7 日下午，顽军援兵三十三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而且还有后援部队奔来，如果他们不来增援而撤走，八路军也就不打他们了。但三十三军也是忘乎所以，公然进犯，所以决一旅会同三八六旅立即迎战。围住了三十三军一个师。邓政委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被围的阎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太行军区三八五旅战友也赶到了，一下子把三十二军分割为几段。三十三军比六十一军更不经打，一个多师迅速被我歼灭，其余的向铁路西面逃跑了。这时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被八路军十几个团来了个层层大包围，插翅难逃，被八路军一阵猛冲，该师基本上被歼，只有少数人逃进了浮山城。驻在城里的日军把他们保护起来，并欲出城配合顽军，在我军的迎头痛击下，狡猾的日军又缩了回去。
顽军六十一军主力被击溃后，受了重创的三十三军、十九军也先后撤到铁路以西，八路军遂转过头来猛击六十一军残部。此时，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总司令。\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的六十一军。”朱者总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该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吞吞吐吐他说：“在浮山。”朱总司令严肃地指出：“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你们的部队在那里，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该代表只好搪塞他说：“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朱总司令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 年我们双方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给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向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日军，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是犯了罪的，以后不能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六十一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总司令义正词严的话，说得阎锡山的代表只能点头称是，灰溜溜地走了。
正当邓小平准备全歼六十一军的顽固派时，3 月11 日上午中央来了电报，命令把被围的顽军放走。对此有些同志的思想不大通，认为六十一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邓政委动员说：“这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决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这样遂停止了战斗。顽军非常狼狈，当官的不管当兵的，各自逃走了。
浮山之战，仅洪赵支队就缴获顽军大炮9 门，迫击炮20 多门，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千余支以及大批子弹、药品。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八路军把顽军抢劫的粮食、财物都归还给了当地群众。部队回到沁源驻地，陈赓司令员在干部会上作了战斗总结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战士对放走阎军残部还存在的遗憾情绪，风趣他讲述了朱总司令在延安根据地批驳阎军代表的情景。陈赓还特别强调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故线，开展对敌、伪、顽斗争不能简单化的问题，他说：“反顽是不得已的，浮山之战是为了教训阎军，使他们知道反共、反人民没有好下场，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阎锡山本人也是矛盾重重，他让我军在山西打日本，是想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但他既怕得罪蒋介石，又怕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以就这么摇摇摆摆。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抗战开始，他就宁愿把部队重武器丢给日本人也不给我们一件。他搞晋西事变，是乘贺老总率一二○师挺进冀中之机，破坏我晋西北、晋东南解放区。这次浮山战斗，他为的是给蒋介石和日本人献殷勤。我们教训他一顿，他可能‘老实’一阵子，但绝不是说他不会再来进攻解放区了。我们要竭尽全力拉住他合作抗日，而在坚持持久抗日战争的同时，也还要有阎锡山部再来浮山的思想准备。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他要搞摩擦，我们就只能反摩擦。邓政三要我向大家说清楚，也希望到会干部向战士讲清楚。”实际上，陈司令员传达的邓政委这些指示，一年以后便被阎锡山的行动证实了。
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
1942 年是太行区形势最严峻最困难时期。日寇接连不断地、残酷地进行扫荡、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根据地在缩小。再加上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接着是蝗灾、水灾、雹灾、病灾，真是祸不单行，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灾精遍及全区6 个专区中的4 个，急符救济的灾民达35 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7 万多人，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军民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就没法坚持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
党中央在1941 年12 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就提出了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严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汇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在贯彻中央指示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邓小平同志亲自抓一二九师师部的精简，并赴各旅各军分区动员，还直接指导第六军分区的精简。经过精简，一二丸师直属队从41 个伙食单位减到19 个。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156 个伙食单位。减缩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把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压缩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下。
与精简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分期减少到一斤（16 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为15 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为13 两。从战士到师、旅干部，每月只发一元五角到五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采集野菜，树叶补充，整天吃拌菜的“和子饭”。即使吃这个也不能吃饱，因此一些单位流行着“一碗平，二碗尖..”的盛饭经验，后来这些单位改为由大师傅统一掌勺，不让自己盛饭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冲半饥半饱的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江彤彤的柿子，没人去摘一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1650 斤。由于救灾，部队1943 年的冬装列入冬对·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上布棉衣。
有一次，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棉军衣，却被坚决退回，并严肃指出：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
1942 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一二九师获悉本年内日寇还要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尽力扭转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3 月初，在师驻地涉县赤岸村，刘邓首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决定刘师长留师部指挥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邓政委率772 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3 月中旬，李达参谋长送邓政委上路之后，刘师长对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李达很快安排了下去，但刘师长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亲自询问邓政委的过路情形。
3 月19 日晚上，刘师长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路去太岳区。因为过铁路很危险，刘师长放心不下，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可这两个参谋怎么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请师长去休息吧。”
刘师长看他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再叫你们。”
刘师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接到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在邓政委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形势日益紧张。5 月1 日，日军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邓政委和陈赓等太岳区领导已着手进行准备。5 月3 日，邓政委给师部刘师长来电说：“我拟于一礼拜内去中条山，在日攻苏（联）、蒋（介石）北进条件下，集中力量千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反动派胆敢向我们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刘师长阅过电报后，对李达参谋长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三件事，对太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顽敌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政治工作中，不能“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些人，多发
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扫荡大岳区，马上就要腾出手来扫荡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最近你们收集到些什么情况？”
李达说：“日寇已经开始推行第4 次‘治安强化运动’，我们从敌占区获得了一份情报，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搞7 个月，并提出了三个口号：
一、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除赤化；
二、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三、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拥护汪精卫政权，以达协助中国之目的。”
刘师长说：“这些口号是耐人寻味的。日本侵华军的高级将领是很有头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即便是敌人，也是应该学习的。”他对李达说；“你看，他这个‘北伐北进军事第一’，就是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而言。他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惑’不了，也‘联络’不上，就只有‘军事第一’了。由此而知，日军之所以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对付华北我军，也是不足为怪的。”
李达参谋长说：“日寇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要发动所谓‘驻晋日军总进攻’。估计这次参加扫荡的兵力比春季扫荡还要多。”
刘师长说：“情报工作很重要，而我们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今后，要确实健全我们的情报工作，应把它看成防谍。除好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的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
刘师长接着对李达说；“要向部队讲清楚，敌人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安全。”李达说；“是！我马上通知，可是时间不早了，师长！你也该休息了！”
关心战士生活不是小事情
1942 年2 月的一个早晨，沙河县独立营的王政委正在村外散步，只见六分区政委朱穆之同志跃马飞奔来到面前，兴冲冲地说：“占国同志，今天师首长要来看望大家啦..”听到这个喜讯，王政委高兴极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位首长骑着高头大马，笑容满面地来到踉前。身边还带着一位通讯员。这位首长个头不高，两只大眼却炯炯有神，他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两个膝盖上各补着一块大补丁，两胳膊时上也都缝了小补丁，头上戴一顶旧军帽，帽檐耷拉到眉间。要不是朱政委介绍，谁能料到这位极普通的军人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首长呢？
原来，邓政委这次来沙河，主要是了解有关生产自救和减租减息问题的。在听朱政委汇报中，了解到沙河独立营在反“扫荡”中，曾摆过一个漂亮的石雷阵，消灭了一个中队日军、两个中队的伪军，还炸毁了敌人行驶在平汉铁路上的一列军用列车。首长对此很高兴，便特意来高庄慰问嘉奖独立营的指战员。可这位首长究竟是谁？连王政委也没弄清楚。
听说首长来了，可急坏了司务长王生彬，也忙坏了炊事员白成宝。因为几天前，日军发动了春季“扫荡”，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粮就抢，几乎是鸡犬不留。再加上去年大旱，庄稼没收成，所以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偌大一个具独立营，眼下竟没有一点白面，仅有的就是两袋小米，3 石柿糠炒面和刚挖来的凡筐野菜。司务长想，师首长大老远的来看我们，总不能也和战士一样喝小米掺野菜煮的“照明汤”呀！可是，巧媳妇又难做无米之饮，拿什么招待首长呢？后来，司务长和炊事员商量了个“借米下锅”的办法，让炊事员到老乡家去借几个鸡蛋，自己去借白面。可炊事员从村东头串到村西头，连一个鸡蛋也没借着。老乡说，鸡都被鬼子抓光了，哪还有鸡蛋呢？炊事员一想，可也是呀！他又连忙跑回来，正好碰上司务长端着一升白面回来。炊事员一边给首长擀面条，一边破例给战士熬了一锅小米粥。
饭做好后，司务长请首长吃早饭。先到一连，连长说：“刚才首长是在这儿，他还送给我一个针线包哩。现在到二连去了。”司务长又追到二连，二连长说首长到三连看伤员去了。最后司务长在三连找到了首长。回到营部，当司务长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过来时，邓政委立即皱起了眉头，拍了拍司务长的肩膀，用圆润清脆的四川口音说：“小鬼，你让我槁特殊哟，要不得！要不得！快把这碗面送给那位重伤员吧。”这又是首长的命令。他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朱政委给他解了围，让他按首长的指示办。当司务长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递到重伤员小刘手中，并告诉他这是首长让给他送来的时，小刘的手颤抖了，眼里顿时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邓政委健步来到一连伙房。这时饭已开过，小米粥已吃完，炊事员正在铲锅巴。王政委便不好意思地要领首长到二连去吃。首长风趣他说：“不必了，小米加步枪是我们的革命传统，我就吃点小米锅巴吧！”说着，拿起一块锅巴便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还听得“咯嘣”“咯嘣”地响。邓政委一面吃着，一面对王政委、炊事人员说：“米里砂子太多了，这可要不得哟。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不是砂子加步枪哟！”说着，首长顺手拿起一个水瓢，熟练地给大家做起了淘米的示范动作。
临走之前，邓政委还再三叮咛王政委：“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不是小事情啊！越是在艰苦条件下，越是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和打仗同样重要。你们独立营打得不错，生活上的困难也应想办法解决一下。一是小米要淘净；二是每个战士要有个针线包，衣服破了好自己随时缝补；三是你们要开荒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吃饱肚子才好打‘东洋’嘛！..”
邓政委风尘仆仆而来，又匆匆忙忙而去。他要做的事情大多了。首长人虽走了，但是在沙河这片土地上，却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在战士们的心中，撒下了他带来的温暖。可他究竟是谁呢？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得知这位师首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
打那以后，王政委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在带领全营战士游击作战之余，还在山坡上开荒砂地100 多亩，在台东沟养了两群羊，很快使连队生活得到改善。同志们的斗志也越来越高，在反“扫荡”中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分区党委先后授予浊立营“生产先锋”、“威震敌胆”两面锦旗。每当战士们看到锦旗，手里端起香喷喷的饭菜时，心中就不由想起了邓政委。
路边山坡都有药
1942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一轮刚爬上山的明月为赤岸村撒上了一层银辉。一二九师的肖战国医生借着银白色的月光，背着药包到师首长和机关住处去巡诊。走到邓小平政委的门前时，他想起了前几次，卫生处长韩卓然同志带他们巡诊时，邓政委每次都要提出一些关于医药方面的问题，他这个只读了两年卫生学校的半拉子医生经常回答得不全，总是丢三拉四。而邓政委却总要给予纠正或补充。因此，每次从邓政委那儿巡诊回来，他都既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难过，又为自己受到教益而高兴。
今天，他是一个人来巡诊，不知邓政委又要问什么，他都能回答得上来吗？当时，他就像一个底数不大的考生即将走进考场那样忐忑不安。
正当他在门前迟疑时，只听屋门“嘎吱”一声，邓政委从屋内走出来。
“哦——是肖医生，请到屋里坐。”邓政委热情地把他让进屋。
“政委，近来身体好吗？”在一把旧木椅上坐定后，他对邓政委说明了来意。
“谢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病魔对我有些惧怕，轻易不敢往我身上附。”油灯下，邓政委风趣他说。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部队的发病情况和药品供应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山区有痢疾，流感等疾病流行，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的药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许多伤病员就是因为缺少药品治疗致使病情加重；甚至牺牲。卫生处的同志都在为此事着急。
邓政委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对肖战国说：“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
说到这里，邓政委沉思了片刻后说：
“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物近两于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我们在村口散步时，就看到路边有野菊花、柴胡、马齿苋，这些都是中草药，有消炎和清热解毒作用，采回来用，不是也可以嘛。当然，还有其它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请教嘛。”
邓政委这几句话，使肖战国顿开茅塞，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另一番天地。
这时，邓政委继续语重心长地对肖战国说：
“历史上，我国的医药曾经比西方进步得多。华伦在1700 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内眼，进行剖腹手术。后来，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国的医药落到了后边。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它科学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说完，邓政委随手拿起一根火柴杆，轻轻地拨了桌子上的那盏小油灯的灯芯。灯火，在噬噬啦啦地升腾着，映红了邓政委那充满信心的脸庞。此刻，肖战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心中的热血像眼前的灯火一样升腾起来。
在邓政委的指点下，肖战国和门诊所的同志积极地向当地群众请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河滩上采集了许多野菊花、柴胡、金银花、元胡、蒲公英、白扁豆、翻白草等中草药，扩大了药品的来源。
“敌进我进”，粉碎“扫荡”
1942 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其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均是前所未有的。那些离奇古怪的战法，名称越起越多，越起越怪，如”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反转电击”、”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抉剔清剿”等等。这些战法，即使是在驰名中外的孙子兵法等兵书上也是找不到的。中国人，自亘古以来，就没有这样怪异的战法，更没有如此残暴的杀性。
尽管日军气势汹汹，然而八路军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却。
邓小平和刘伯承对一二九师的官兵们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黄泥巴菩萨过河——已自身难保。”
在太行山上，由于精兵简政的实行，一二九师的“身体小了”，更加机动灵活了，于是大胆采用“敌进我进”的作战方式（即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人后方进攻），在1942 年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中，坚决地打击日军，采用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打击日军，并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对敌政治攻势，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反复”扫荡”。
在反“扫荡”的残酷战事中，当然也不乏惊险场面。6 月，一次敌军一部突然袭来，包围了一二九师师部，险情顿生。刘伯承镇定自若，从容指挥，利用熟知地形和敌情的有利条件，趁着入夜时分，一下子跳出敌人包围圈，接着连续突围，最后化险为夷，安全撤出。
在这战事倥偬的一年中，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除曾于3 月份赴太岳，在那里亲自指挥三八五旅等部队，对侵犯我军的阎锡山顽军胜利地进行了浮山自卫反击战役外，还通过秘密交通线，过白晋铁路，赴新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视察工作。
曾在刘邓麾下工作达13 年之久的杨国字同志追述说：“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当1942 年年末就要到来的12 月16 日，一二九师为他们的师长刘伯承庆祝五十大寿。中共中央发来了贺电，朱德、彭德怀写了祝贺诗..在喜庆的祝寿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感情深厚的长篇祝寿词。
邓小平说：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怕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1941 年和1942 年，对于坚持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来说，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两年。但是，太行山人终于渡过了这最为艰苦的时期。
黑暗过去了，光明还会远吗！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