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彭德怀想打一个大仗
1940 年4 月，日军在向敌后根据地加紧进攻的同时，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企图发动对昆明、重庆、西安等地的进攻。在此威胁下，国内保守势力更加动摇，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的危险空前严重。
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总指挥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准备集中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共100 个团的兵力，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臼军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同时把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吸引过来，以挽救时局。这就是在1940 年8 月至12 月爆发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几十万华北军民，与日本强敌进行了殊死的浴血奋战，其规模之壮，其声势之大，震撼了中华大地。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共出动了主力部队的40 多个团，与其他兄弟部队并肩战斗，在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牛抵角，还是马或狼的战术
1940 年4 月的最后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黎城县，在太行山深处谭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向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布置向日军发起攻击的任务。
左权召集会议不拘形式。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在树下止住，说：“彭总有个想法，由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大行山的联系。”
聂荣臻、陈赓都赞成彭总的意见，不过陈赓主张完全搞掉正大路，聂荣臻则认为完全搞掉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进行破袭。
“对敌人交通的破袭，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的。”邓小平说，“彭总这次的作战规模和意图比过去的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向部队作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让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来统一军民的思想，这五个字就是：面向交通线。”
“邓政委这五个字总结得好。”左权说：“把当前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来，同时也可把军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过我想再加上五个字，就是：面向敌占区。”
“好。”邓小平说，”这就更全面具体了。”
左权把目光转向刘伯承。刘伯承会意了，稍顷，他缀缓地说：“我首先赞成打。我赞成荣臻同志的那种打法，不同意陈赓同志的那种打法。陈赓同志认为此役应该彻底搞掉正太路，我认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轻视日本帝国主义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他们的铁路技术。我们破坏了，他们又能很快地修复，所以我说做到彻底打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主张这一仗非打不可。日本人在缩紧‘囚笼’网，不打不行，不打就等于我们束手待毙。问题在于怎么个打法。”
刘伯承接着详细分析了日军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及交通斗争的情况。他说：”交通斗争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要意义。”
会议围绕破击交通的战术问题深入下去。
邓小平说：“伯承同志说过，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是狼的战术。彭总所要求的这次破击战和往常我们所打的破击战比较，规模显然要大得多。往常的破击是各自为战的打法，而这次就不同了，一二九师、晋察冀、晋绥以及冀中、冀南都要参与。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场战役对于我们八路军来说，不仅在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我军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有的同志很激动，认为八路军发展成长几年之后。终于到了和敌人‘牛抵角’的时候，就是说到了和敌人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破击战役可能成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但不会是国民党军队当年的长城抗战，也不会是台儿庄大战，说到底它仍然带有游击战性质。”
邓小平分析说，他和刘伯承历来反对牛抵角战术，当然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总有一天要有一个决战，但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就是说牛抵角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他说刘伯承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条坡路，狼在坡路上静坐等候，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屁股上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下下，走也走不掉，只好乖乖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接过邓小平的话说：“这是我们四川老家的故事，都快‘老掉牙’了。不过，故事越老越有味儿，像陈年老酒。这个故事说明，能否正确掌握和运用敌情、我情、地形、袭击时机以及战术动作等，对袭击成功与否都有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破击敌人的正大路并不是在正大路摆开架子和敌人决战。”邓小平说，“破击之后，荣臻同志可以北撤，回你的晋察冀；我们向南撤，再回晋东南。如果敌人报复，钻到大山里去，那就得由我们去牵他的牛鼻子了。”
黎城谭村的这次八路军高于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所研究的大破击问题只传达到旅一级干部。会议建议，从南北两边对正大路大破袭，各打一段。晋察冀边区负责东段，一二九师负责西段，冀南的陈再道、冀中的吕正操以及晋绥的贺龙各负责管辖区域内的铁路的破袭。
7 月22 日，彭德怀签发了由他和朱德、左权联合署名的，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领导的《关于破击正大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这一仗必须打好”
一二九师在接到八路军总部《战役预备命令》的当天，就向所属各旅和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领导人发出《关于准备进行正大路战役的指示》，指定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编第十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以两个团共8 个团参加正大路破裘战；凡指定的作战部队应注意休养体力，加强军事教育，设法充实战斗力量，做好各项战前准备工作。8 月2 日和4 日，师部又接连致电各旅和军区，指示要深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和政策的决定，提高开展交通斗争、破袭敌人铁路和基干公路的战略意识；指出敌人统治的基础在铁路，次为基干公路，有时敌人向铁路两侧延伸，是为了使我注意伸出的公路和据点，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因此，一定要把破袭的重点放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面命令李达起草破击作战计划，一面发出保证正大路战役胜利完成的指示，强调这次战役是华北八路军整个行动，对全国对华北意义极大，任何一点都与全局有关，任何一项任务都必须坚决完成。
8 月18 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又召开了指定参加正大路破击战部队的作战会议。根据对破击地段日军兵力。布防等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战役纲领。1.主要是对正大路阳泉至榆次段（均含）的铁路和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的破毁，特别是对于桑掌至小庄与马首至芦家两段铁路，要着重破毁。2.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被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或袭击铁路、公路线上的必要据点，以破毁其要害，烧毁其建筑物。对于侧路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先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抑留。3.当片山旅团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则各个消灭之，保证破击顺利进行，并造成将来收复榆社和辽县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这一仗必须打好。”邓小平强调指出：“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锻炼和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我国抗战，提高有志之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邓小平说得很激动，他那只夹着香烟的手不断地上下移动，而好久好久没有吸上一口，他的话坚定有力，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都会从他的含音里流露出来。
“最佳搭档”是刘、邓提起刘邓，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指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野战军，他俩一直是一个任师长、司令员，一个任政治委员。因此，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俩为刘邓，称呼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为刘邓大军。
刘邓在几十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感情笃深，堪称最佳搭档。他们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共谋歼敌大计。
邓小平常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0 年百团大战期间，张香山接到一二九师师部参谋打来的电话，说刘邓首长有事找他。他揣摩不出是什么紧要事，就赶紧放下话筒，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师部刘邓首长的住所。警卫员站在院子里，见到他来了，便指了指门口挂着一条布被单门帘的窑洞说：“快进去吧，首长在里面。”
张香山轻轻地掀开布帘，走进窑洞。室内光线暗淡，看到刘怕承和邓小平正并肩站在挂在里面窑洞壁上的5 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张香山敬了礼，邓小平侧过头来望了他一下，示意他等一等。这时，张香山才看清邓小平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伯承手指的地方，当刘伯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级缓移动时，邓小平手里的蜡烛也就随着刘伯承的手指头方向移动。因为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失明，印在地图上的地名，比蚂蚁还小，不容易看清，邓小平就帮着刘伯承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两人还不时地商量部队移动的路线..
从此，刘邓两人并肩站在军用地图面前同心协力地商量如何行动的这幅动人而和谐的图画，就深深地烙在张香山的心幕里了。
当时，张香山毕竟还幼稚，在党内的阅历亦浅，总以为像刘邓那样融洽的协调的关系反映着我们党和我们全体高级领导干部的成熟，以为全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大概都是这个模样的。1946 年他离开晋冀鲁豫军区，此后有40 多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人多了，了解的情况也多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才发觉自己40 年前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过于单纯了，更加对刘邓之间的那种关系感到高山仰止。
不给敌人留下一根铁轨
8 月20 日20 时，一二九师参战部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对正大路发起了攻击。由于经过周密调查，摸清了当面敌人的底细，集中了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战役开始发展顺利。经一昼夜激战，正大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已被控制。与此同时，正大路东段，晋察冀军区部队，经3 小时激战，攻克娘子关要隘和井陉煤矿。同蒲铁路阳曲至大同段，汾离公路全线，以及平汉、德石、北宁铁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断。正大路上，部队、民兵和群众，在“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不顾敌机低空扫射，破毁铁路，焚烧桥梁、枕木。
刘邓根据敌片山旅团长骄横暴躁、器小易盈的性格，预料战役开始后，他很可能纠集大部兵力进击我右侧背。因而决定把师主力顶伏在狮垴山一线，以防敌人攻我侧背。果然不出所料，战役开始后，阳泉敌片山旅团长，为营救其分散的守备部队，纠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甚至武装了驻在阳泉的所有日本人，总兵力约1500 余人，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掩护下，向狮垴山猛攻。守卫狮垴山的三八五旅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凭险固守，激战六昼夜，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给以重大杀伤。狮垴山阵地，始终稳如泰山。
邓小平重用周希汉
百团大战时，周希汉才27 岁，已是三八六旅的参谋长了。在部署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的任务时，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把部队分为三个纵队，并决定左冀纵队由周希汉指挥。邓小平特别对周希汉指出：“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左翼纵队的破路地段约30 公里，每一公里的铁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锤击着，呐喊着，夜以继日地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他士和群众把枕木堆成井字形，把铁轨放在枕木堆上，点燃枕木，枕木燃完，铁轨也就报废了。铁路线上，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飞腾，远远望去，像一条飞舞的火龙。正大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
但是，周希汉却不敢掉以轻心。战斗打响以后，他一直担心着两件事：一是担心积极参加破路的数万名群众的安全；二是担心部队在连续战斗中，因胜利而麻痹，因疲劳而松懈。因此，他对28 团8 连消灭偷袭敌人的战斗特别重视，及时通报所属部队向他们学习，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监视敌人的行动。他自己则一直不敢多睡觉，眼睛肿胀了也顾不上。
果然，从8 月26 日，日军不断增加，到31 日，日军500 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猛攻，战斗非常激烈。周希汉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后，得到指示：“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三八五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9 月1 日，在高坪、道坪、东大岭、红凹等地，周希汉所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又指挥16 团、38 团于9 月2 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13 公里左右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部队正进入阵地时，日军500余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羊儿岭高地猛攻，激战半小时，阵地被日军占领，形势对周希汉部很不利。
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派警卫营长来向周希汉传达口头命令：“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就在附近的卷峪沟，他深感掩护首脑机关及友邻部队安全转移责任重大，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夺回羊儿岭。在统一的号令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动作，向羊儿岭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冲击。攻击与反攻击，反复13 次，多次进行肉搏战。日军见势不妙，就施放，毒气，飞机也连续低空轰炸扫射，但始终阻挡不住八路军战士们锐不可当的冲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周希汉所部终于将羊儿岭制高点夺回。日军虽多次轰击和进攻，始终未能再奏效。
左翼纵队这次阵地防御战，从9 月2 日6 时30 分打响，一直到21 时30分结束，整整持续了15 个小时，共毙日军300 余人，自己伤亡不大，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战斗结束后，邓小平看到周希汉的眼睛肿得厉害，而他只想着还有战斗不愿去医院，邓政委不得不“命令”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自8 月20 日夜到9 月10 日，参战部队在民兵、群众大力支援下，按照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给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
陈赓就怕邓小平
在黄埔时代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人们只知道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英雄，却怕一个廖仲偿先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人传说他怕彭总，但在一二九师内部却流传着一种说法：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在八路军总部驻云阳誓师抗日时，朱德住在北街“毛家大院”，邓小平住在西南角的“文家大院，”曾有一段插曲，《陈赓日记》写道：
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晴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作尽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 年武汉新婚之夜。根英在狱达4 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然而，国难当头，陈赓不得不与久别重逢的爱妻骊歌匆匆，奔赴抗日前线，跃马太行。当时，陈赓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在刘邓麾下驰骋疆场。
8 月20 日晚，百团大战打响了。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健儿在日军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山岳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大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数千里公路线。
于是，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大路像一条人蛇在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
日寇遭到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疯狂反扑。
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一二九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十分艰难。10 月28 日，刘、邓率师部人员连夜行进到达宋家庄，在日趋严重的形势面前，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准备人自为战。29 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恼实施总攻击。整整一个上午，炮声隆隆不息。中午，刘邓率师部奔赴前线。到达西申坡后，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当时师部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疲惫不堪，但坚决执行这一指示，坚守岗位。夜10 时许，彭德怀来电，规定次日4 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4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大。
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刘邓指挥所内，刘怕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气氛紧张和静穆。这时，参谋将话筒交给刘伯承。陈赓报告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话筒大声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
邓小平上前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质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
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一会儿听说已歼敌500 余人，还有300 余人钻进了山里的窑洞不肯出来，一会儿又听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厂邓小平接过去说：“用柴火向洞里饶，熏死他！”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军令如山倒，我军将士浴血鏖战，义无反顾，与凶悍顽强的臼寇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杀。有的将士负伤了，殷红的血在流淌；有的将士阵亡了，他们死得其所。
这一仗，尽管我军损失较大，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日军抓去的民快回来说，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军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一二九师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实际上这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铁的纪律面前的折服。而这种折服又何止陈赓，整个一二九师，整个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至后来整个第二野战军都是如此。
邓小平评说百团大战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破坏铁路240 余公里、公路500 余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529 次。一度收复县城9 座，毙伤日伪军7500 余名。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总是亲临战斗的第一线，亲自实施战场指挥。他们时而翻越太行山，时而行军数十里。有一天，头上敌人的飞机炮弹都打到了他们所住的山洞门口了，可刘伯承、邓小平只是出来看了看，就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起程又走了。只要危情一过，立即安营扎寨，邓小平政委就又召集各类会议，作报告，讲局势：讲政策，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洪亮，分析总是那么透彻。
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刘伯承关于“狼战术”、“总力战”等军事理论与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使日本人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都感到震惊。日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一二九师的统帅“以其四川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指挥其所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对侵华臼军给予了重创..无疑，一二九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
不过，对于百团大战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邓小平或许并不完全赞同后期拼消耗的战术，他在稍后就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分析。
1941 年4 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百团大战给了晋冀鲁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鲁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1943 年，在总结抗战五年来的斗争时，邓小平又指出：“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邓小平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了百团大战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又指出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消极作用。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最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慌张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当1940 年3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大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 月15 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邓小平还分析了出现“以党治国”不良现象的原因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1941 年4 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活动，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几个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随后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 月7 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同意把鲁西33个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全面开展起来，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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