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 年10 月开始，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侵华日军伤亡40 余万，军用物资大量消耗，兵力日益分散。日本侵略者曾经嚣张地提出的“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梦想宣告破产，不得不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为保持其占领地，稳定后方，便抽调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这样，敌后八路军战场便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1939 年新年刚过，日军便集中兵力，开始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更为凶残。
整个的1939 年，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直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地与日本强敌抗争。
面对敌人密集而又疯狂的扫荡，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加紧部署，迂回抗争，寻机予敌以坚决的打击。
1 月12 日，针对敌3 万人向冀南扫荡，刘邓在冀南召开干部会，布置反扫荡工作，以后并发布反扫荡作战令。从1 月到3 月，在刘邓的直接指挥下，冀南军民进行了较大战斗100 余次，毙伤敌伪3000 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3 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刘邓率一二九师主力于3 月7日返回大行。
针对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实施的大规模扫荡，刘邓决定组织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并以主力适当集中，相机歼敌。敌人来犯之前，我军民进行战斗转移和空舍情野，敌人来犯之后，组织民兵游击队进行不间断的伏击，以疲惫敌人；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主力对敌实施伏击和攻击，并在被敌人占领的交通线上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四处寻找八路军主力不着，又屡屡遭受打击，被迫于8 月下旬撤出，敌人的扫荡至此结束。在此期间，一二九师积极寻机击敌，进行大小战斗78 次，歼敌2000 余人，收复了许多重要县城，粉碎了日军这次来势凶猛的大规模扫荡。
敌人扫荡不成，又贯彻其“囚笼”政策，大肆修筑公路。针对敌人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一二九师在不间歇的反扫荡战斗中，对敌人占领之铁路、公路交通要道不断地进行了破袭，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始终不得畅通无阻。
邓小平从1938 年1 月就任一二九师政委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是指挥作战，就是行军打仗，军务繁忙，战事不断。他和他的战友们，忽而大跨度地踏进平原，忽而军情如火地疾行在崇山峻岭的山道之间。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们是那样地不畏强敌，是那样地胆略过人，是那样地怀着必胜的决心。前线的战斗生活，既紧张，又匆忙，又充实。
和战士们在一起的七个日日夜夜
1939 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率领十六团一营三连准备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县雪泉岭、黄河镇经过东西洪洪时，被“扫荡”的日伪军冲散了。
当时，在三八六旅十七团三营任副营长的李平三，正奉命带领九连，共100 多人，在垣曲县北山、东西木耳河、上下钓鱼沟、龙王角一带活动。主要任务，一是给团里搞粮食；二是宣传群众，开辟新区。
垣曲县已被日军占领。从绎县经垣曲到济源，是日本侵略军的交通线。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打击日寇，邓政委派人找到三营九连。邓政委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同志们的斗志怎样？”李平三回答：“很好。”邓政委接着说：“人民军队就是要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邓政委还问了当地群众情况，李平三汇报说：“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他们生活很昔，部队也经常没有吃的。”这时，邓政委两眼炯炯有神，盯住李平三说：“群众被鬼子折腾得够苦了，搞得害怕了，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一时对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学会做群众工作，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至于说部队没有吃的，我看至少还有野菜吃吧！总比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活好一点吧！”接着，邓政委严肃地强调说，“要教育部队，环境越是艰苦，我们越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当时在场的王新亭主任插话说：“要教育战士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树立群众观念。要把部队带好。部队带好了，兵才不想家，才能提高战斗力。”邓政委接着说：“我们要争取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千万注意，不可忘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把群众惹毛了，部队就寸步难行。”
三营九连的全体干部战士牢记邓政委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注意做好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为此，连队派人到山里作宣传群众工作，宣传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宣传八路军是来打日本鬼子和汉好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八路军告诉群众不要害怕，要他们都回到村里去。开始，只有少数群众接近八路军，经过反复深入宣传，加上他们亲眼所看到八路军的行动，群众对八路军有所了解，也都陆续回到了村里。
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地方伪政权气焰也很嚣张，再加之土匪的骚扰，连队经常转移阵地，有时一个晚上就要换五六个地方。由于有广大群众作掩护，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夜行军，邓政委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有时还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拔灰灰菜充饥。就这样，邓政委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了七个日日夜夜。
巩固华北必须左右开弓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背后多种势力的影响下，逐渐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于1939 年1 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便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同年12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悍然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在山西全境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一边是日本侵略者大规模“清剿”、“扫荡”的开始，一边是国民党顽固派滋事挑衅的进攻。当邓小平于1939 年9 月在延安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太行前线之时，他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险恶的战争局面。
10 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布置工作。
邓小平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就讲目前形势的特点，指出投降的倾向已成为目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而反共思想，则是为投降所作的准备步骤。他详尽地从中方、日方、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接着，他阐述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以及国际国内条件的演变对中国抗战的有利的和不利的诸多影响。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在这一阶段，党和全民族面临三大任务：一是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的建设，随时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变；三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将仍是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最后，他指出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能够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能够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华北抗战的各种有利条件，并详细地在政治、军事、组织、纪律、经济等方面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就这样，邓小平和他的师长刘伯承，一面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一面紧张地工作，准备迎击日伪敌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从8 月下旬到12 月初，在1939 年下半年的三个多月之中，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200 余次，毙伤日伪军2800 余人，击落敌机一架。这些打击，使得臼军侵占的公路、铁路不断遭到破坏，运输不时中断，敌军的行动更加被动了。
蒋介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当日军停止大规模进攻后，蒋介石以为又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了。
1940 年1 月，蒋介石下令逼迫八路军撤至白晋铁路以东、邯长大道以北。国民党军队随即分兵几路，向我根据地军民压迫和进攻。
为了粉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进攻，邓小平与刘伯承商量后，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先打最反共的孙楚，巩固太岳。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部队给予蒋军以坚决而又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大岳根据地，并恢复了太南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还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
阎锡山本是一方霸主，素来与中央正统的蒋介石相互嫌隙，这次紧跟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阴谋未能实现，自身力量反被削弱，又让蒋介石乘隙而入。思之再三，阎锡山于2 月下旬与毛泽东派来的代表达成了和解协议。
国民党的另一支由朱怀冰率领的部队，与鹿钟麟等会合，干1939 年底向我大行山北部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杀害抗日群众，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刘伯承曾亲赴冀西，向朱怀冰、鹿钟麟等人进行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但为
朱、鹿等人所拒。在反共顽军大举武装进攻的局势下，八路军被迫反击，于1940 年1 月，将顽军一部8000 余人的大部消灭。惨重的失败，使得朱、鹿率部于2 月一起南撤。
1940 年2 月初，国民党石友三部向冀南八路军大举进攻，并公开勾结日本侵略军，配合日军”扫荡”。根据毛泽东“坚决彻底消灭之”的命令，一二九师组织了冀南反顽战役。从2 月9 日至16 日，激战之后，石友三主力遭到重创，在日军掩护下仓皇撤退。
为了彻底打破顽军的反共进攻势态，八路军总部决定进行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2 月22 日以后，一二九师17 个团，经过英勇作战，至4 月8 日，在平汉路以东，消灭石友三等国民党顽军6000 余人，将其驱逐至冀鲁豫区边沿，一改冀甫严重的形势，坚持了冀南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3 月5 日，磁武涉林战役开始。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驻有国民党顽军2.2 万人，其中朱怀冰部两个师共8000 余人。邓小平认为：“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一二九师用兵13 个团，凭着有利的时机和正确的判断，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打击最反动者，争取中间者，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包抄穿插战术，仅用5 天的时间，共歼灭顽军1 万余入。反共先锋朱怀冰几乎全军覆灭。
在一系列与反共顽军的斗争中，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全区武装力量扩大到11 万人，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一二九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全部、太行北部、太岳北部共71 个县，约8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940 年4 月11 日，为了统一太行、大岳、冀南三个区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书记。
邓小平、刘伯承都说“要得”
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休兵未几，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又马上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之中。
早在1939 年9 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接替杉山元，他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推行了一种所谓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妄图以此分割、包围、困死八路军。
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一二九师的首脑人物聚在一起，虽是会议，唱主角的却只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这两个“川音”在响。徐向前不爱说话，陈赓也是坐不住的人，只有刘伯承和邓小平你来我往，大家只有听的份。
刘伯承说：“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他边说边比划着手，“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就像一个‘囚笼’！如果我们不能打败敌人，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邓小平说：“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怎么样？”“要得！”刘伯承头都没抬，看着地图：“白（圭镇）晋（城）铁路如果修成，也是我们心腹之患。我们要破坏敌人的计划，让敌人修不成。你看要不要得？”
“要得！”邓小平毫无废话。
1940 年5 月6 日，刘、邓首长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役。激战一日两夜，毙敌350 余人，解放路工1000 多人，破坏铁路100 余里，大小桥梁50 余座，搬运铁轨1000 余根。在著名的正太路破击战中，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作战室通宵达旦地思考作战方案。战斗发起前夕，邓小平同志在顺石拐镇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召开的左、中、右翼破击队指挥员会议上，简明扼要他讲了作战意义。他说：这个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全国抗战，提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夜以继日到前线视察地形，胜利地指挥了这一破击战役。榆（社）辽（县）战役发起以后，邓小平政委还亲自指挥了一二九师一部在狼牙山伏击敌军，击退日军增援榆社的部队，在武乡关家垴歼灭战中，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亲率三八五旅，在东庄、三角坡高地，冒雨指挥战斗。当时后勤发生困难，邓政委亲自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对敌人交通线的破坏，陈虚部的战绩可谓特别突出，他多次率部袭击正大铁路，使敌人的交通长期陷于瘫痪。驻防太原的日军第29 师团训川岸文三令：“八路军这样可恶，与其枝枝节节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以期一劳永逸。”但是训令归训令，他始终抓不到陈赓，却又处处挨陈赓的打。
一二九师对交通线的破击引起日军的恐惧。日军大田部队的比野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静，作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思议。”一个叫押田进一的写信给他的朋友：“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有八路盘踞之所，五个人十个人是不敢出来的。”他无可奈何地说：“八路可恶得很，一周内定会有一两次受他们袭击，在我们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被破坏几次，实在恼人。”还有一个步兵说：“和陈质的部队打交道，一切没有不叫你痛苦的。”
深谋远虑的“好招”
1940 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刘邓首长决定了训练队的编制体制、教学大纲、教职员的人选，指示师政治部认真选调学员、编写教材、组织实施教学，并亲自授课。训练队利用敌后战斗的间隙，经约八个月的集体努力，培训了近百名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为加强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兵团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后来的实践表明，这是邓政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好招。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的游击战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吸引了日伪军主力，稳定了战局。1940 年，日伪军在对我根据地的大“扫荡”失败之后，转而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围困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政策未变，正伺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在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刘邓首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与积极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明确了晋冀鲁豫战区转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政治整军，是根据地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刘邓首长要求在政治整军中，大力加强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堡垒作用，并以教育为中心，干部为重点，坚持干部轮训制度，使政治工作在紧张的对日、伪、顽斗争中，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完成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的保证作用。
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在春回地暖、风和日丽的一天，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同骑着马，到师部受领任务。当时，刘邓首长住在赤岸村的张家大院，这个大院的房东是开明绅士张义库先生。张家大院主房共五问，中间是堂屋，刘师长和邓政委分别住在两头，其他房屋除房东居住外，余为参谋、秘书和警卫人员所住。邓政委就在主房的堂屋接见了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进张家堂屋，邓政委就迎上来和他们亲切握手、高兴地说，“政治部春节在王堡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很热闹，这很好嘛，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请你们代我向政治部的同志们拜个晚年，向乡亲们问好。”
蔡主任向邓政委汇报了军民联欢大会的情况和近期政治工作的安排。之后，邓政委抽起一支香烟，说道：“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上压点担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匕目前，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虽然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总结了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队伍，但结合政治整军和整编的中心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干部的教育。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邓政委稍停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的想法。”
蔡主任说道：“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的具体工作由干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治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治干部参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等组训练机构、制订训练计划、安排教员、编写教材，争取近日内开学。”
邓政委喝了一口水，又点燃一支烟，说：“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作，我们刘师长经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搞好部队建设，就必须先抓好连队基层建设，而连队工作的关键，又是政治指导员，所以要教育他们学习革命基本理论，学会做党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种战斗条件下的政治工作，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每个连队都要搞‘救亡室’，青年工作也不能放松。指导员和连长是连队基层干部中的骨干，指导员要同连队军事行政干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连队建设。总之，要把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邓政委把脸转过来对青光义同志说：“政工训练队的事就定下来了，光义同志，你是干部教育科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要搬到训练队，住在那里，有什么会可以回来开，但办好训练队是你工作的中心啦，怎么样，有信心吗？”
当时，胥光义同志内心感到这个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就答道：“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政委笑着说：“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能办好，到时候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说呢？”
蔡主任笑了笑，点点头，又对着胥光义同志说：“怎么样？光义同志？”
胥光义同志说：“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办好训练队。”
邓政委站了起来，手一挥，说道：“那就好！最后我再说一点，你们办训练队，不光是要大家来学习，还要发动大家有所创造，要结合当前抗日和对顽斗争的实际，总结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政治工作若干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写出适应新形势的几个政治工作条例。我们搞政治工作也得有个章法，没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机关要认真抓好编写条例工作，写出来后，可以先试行，征求部队的意见，然后报上级批准后再颁发。你们的意见如何？”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表示拥护。
临走前，邓政委又说：“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事物，你们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办好。”
邓政委创办“抗大”似的学校
蔡树藩和胥光义从邓小平政委那里领受了创办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的任务后，立即着手，很快成立了筹备组，并选定王堡西北面的下温村作为办学地点。筹备组赶赴下温村进行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并以师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选调学员的通知，聘请了教员。
师政治部决定由胥光义同志负责政工训练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由原先遣支队政治主任陈文棋同志负责行政管理和校务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办学，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教具自己做，教材系由教员编写，没有正规的教室、宿舍，一切都靠勤俭办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就完成了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待着学员们的到来。这期政工训练队共招收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以及师直属单位的政工干部近百名。
学员们到齐了。根据师首长批准的编制体制，训练队除成立党支部外，还把学员分成三个区队、九个班组。学员分别按班组住在农户家，集体上课时，到树林里的“教室”去；讨论和作业，在农户的四合院里分班、组进行；操课就在晒场或街道上。训练队既是培训连队政工干部的主要场所，又是连队政治工作的“试验点”，要求按基层连队的高标准管理教育学员，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要求教职员与学员“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真正打成一片。
来自战斗第一线的学员们，一到驻地就忙乎开了，有的情扫院落、街道，有的到树林里平整“教室”场地，有的敲敲打打自制教学用具，还有那些“小秀才”们，挥笔写标语、画宣传画，满村欢声笑语，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训练队的开学典礼就在村边的树林里举行，学员们用柳条、樟枝和柏枝搭起彩门，用上堆筑成主席台，彩门上挂着横幅。开学典礼前，学员们提前集合进入会场，席地而坐，等待刘师长、邓政委、蔡主任以及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的到来。刘师长、邓政委一到，庆典正式开始，刘邓首长先后作了指示，继由蔡主任作教学动员讲话，然后由学员代表表了决心。
紧张的教学开始了。训练队的教学与生活采取“抗大”的方法，一切行动军事化，不仅学政治、学文化，还开展军事训练和一些改善教学环境的劳动。为锻炼学员的基层工作能力。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救亡室”、经济委员会等连队的基层组织，使大家熟悉每一项连队的具体工作。
邓政委为训练队讲了第一课，这也是学员们第一次正式上课。在下温村的一个晒场上，学员们整齐地坐在小木凳上，听着邓政委讲课。
邓政委说：“同志们，抗日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阳明堡机场。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狼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但是，日伪军不甘心他们对我根据地围攻的失败，又采取新的花招，妄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也未变，正准备寻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面临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邓政委以他那对国际国内形势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时局，接着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政委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他说：
“同志们说的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臼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的好，‘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政委接着告诫大家：“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千部，你们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邓政委讲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
邓小平政委针对学员是来自基层的特点，着重讲“战时政伯工作”，他以丰富韵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讲了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问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成为战士的楷模。
邓政委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大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诙谐的秉性。
刘伯承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作才更有说服力。刘师长谆谆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师政治部各部、科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到训练队讲课。蔡树藩主任讲“政治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朱光部长讲宣传教育工作；张南生部长讲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张香山科长讲敌军工作，并介绍日军的特点，还教学员们喊“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卜盛光部长讲锄好保卫工作；胥光义负责讲党的建设，主要说明列宁建党学说与批判马尔托夫有关建党的谬论，还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斗争历史。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以及生活条件差等等困难，刻苦钻研，学而不倦，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并采取听讲与自学、讨论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学习中，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习心得体会，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任海军后勤部政委的黄自强同志就是当时在政工训练队学习的一员，他担任学习小组长和党小组长，是师直通信营电台的指导员，后来他回忆起政工训练队的岁月时，感慨地说：“当时师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刘邓首长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给我们讲课，还指定师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来讲。大家学习很刻苦，早早起夹就到树林里去看书，晚上不完成作业不睡觉，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知识。我之所以现在能力我军的政治工作做点贡献，是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一二九师政工训练队学习打下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分不开的。”
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全体学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共产党员，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训练队的“救亡室”更是充满青春的朝气，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的王铁同志，当时是原平汉纵队的政治主任，也到训练队来学习。他是个知识分子，喜爱文娱体育活动，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救亡室”主任。他响应党支部的号召，积极组织全队学员举行球赛、拔河、田径赛等体育活动，同时还办墙报，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也教驻地下温村的居民唱抗旧歌曲，整个下温村，每天部回荡着《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黄水谣》、《军民合作》、《开路先锋》和《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歌声震撼着清漳河川、太行山谷，鼓舞着学员和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军事、政治质量大提高
在政工训练队的教学过程中，为完成邓政委交给的研究、起草连队政治工作条例的任务，大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学习和研究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总结了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又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师政治部各部门同志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和学员们的聪明才智，共同研究撰写出《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的初稿，呈送师首长和政治部审定。定稿后，除呈报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审批外，师政治部命令颁发以上条例，先在全师各部队试行和征求修改意见。
邓政委对以上四个《暂行条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安排一二九师1941年党的工作时指出：1941 年的政治工作重心应该是：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以1940 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条例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
《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全师试行后，收效明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连队、模范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共产党，发扬了党内民主，连队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各部队的连队实行了军人大会和经济协助委员会制度，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进一步融洽。青年工作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政治工作在整军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尤其在长期坚持抗击日伪军“扫荡”的残酷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政工训练队在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8 个月的共同努力，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批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结业后，都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投入到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战斗中去。几十年过去了，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考验，当时的教职员和学员，除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者外，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邓政委为总结1940 年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撰写的《迎接一九四一年》一文中指出：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种各色各级的训练队，培养了大批干部，一般的党性增强了，政治文化提高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建树。”
以后的大量事实，都证实了邓政委当年这一估价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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