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7 年7 月7 日，在日本侵略军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此后，日本侵略者连续不断地向华北增兵，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的侵略战争；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也从此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一支部队——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八路军的重要将领中，邓小平是最为杰出的指挥员之一。
7 月15 日，芦沟桥事变之后仅仅八天，刚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愿意在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基础上，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部队的编制、番号和人数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迫于华北、华东的紧张形势，以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共同抗日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对待国共合作这一重大问题。
8 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共产党应邀派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率领包括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军政部谈话会，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邓小平刚刚33 岁。
当时会议要起草一个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国民党方面竞没有人能够写，于是由邓小平主笔一气呵成。这个文件为国民党方面接受了。这次会谈最终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下辖三个师。
8 月22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8 月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粥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建立在神圣抗战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合作，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
八路军就是红军
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把心爱的红星八角帽改为青天白日徽记帽，很多红军战士都想不通。
当蒋介石听到许多红军战士对改编有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时，他得意地笑了。因为从他内心并不愿“改编”红军，只是因为抗日的趋势，迫使他不敢再犯民怒，他对他的爱将陈诚说：“红军算什么东西！能跟随我抗日救国，是他们的运气，否则将被我军全面击溃。将来打败日军，他们又将再现原形。”一系列阴毒的诡计、在他的心中不断蕴育。
不过，为了实行全民族的抗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领导者并不与蒋介石计较，他们一心一意地去说服红军战士服从改编。此时，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在抗日初期所担负的重要工作，因为任弼时同志常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所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负责的。
那时八路军总部设在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地处抗战前方。抗战一开始，工作可真忙，要管人员的调动和分配，要管理干部，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要负责对日本人的敌军工作，工作非常忙。受抗战的影响，在共产党号召一致抗战的感召下，全国各地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都来到陕北.要求参军。来的人可真多，都归政治部负责接待。八路军还办报纸，社论都要经过邓小平同志批准。
有一次，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开联欢会。国民党的军队衣服穿得很整齐，而八路军的部队则衣服破旧。可是，八路军的战士又是唱歌，又是喊口号，士气高涨。相比之下，周围观看的老百姓都说：”国民党的军队好看，不好吃；共产党的军队不好看，好吃！”那时候，老百姓害怕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们对群众是盛气凌人，又抢东西又抢人，所以老百姓一看见他们就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虽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但老百姓看见了却不跑，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国民党军队”就是原来的红军。
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在气质上、在风格上，特别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这样的截然不同，差之千里、让人一看就知，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总政治部的目标，就是要在思想上，在组织上，在一切方面，为奔赴抗日战场做好准备。
邓小平曾派王平去了解部队情况。当知道部队对于改编还有不满意情绪时，邓小平就多次深入部队宣讲形势，讲统一战线思想，讲为什么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
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邓小平还在一一五、一二○两个师政治部门领导会议上，详细指示，要结合战争形势，迅速建立战功会，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
邓小平还就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轰轰烈烈的群众动员、组织工作，使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从组织“动委会”入手
原本集结于陕甘高原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即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军进攻。
1937 年9 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同乘一条船，渡过黄河，到达晋东北前线，分别驻于五台县的南茹村、东茹村。10 月下旬，邓小平率领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吕粱山下，驻于汾阳县的三泉镇、孝义县的下堡等地，开辟晋西南的抗日工作。
路经太原时，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副主席曾把邓小平同志找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指示他首先在同蒲线以东。正太线以北八路军开进的地区，从组织动委会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来的，其中两条：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正是挽救山西抗战危局所特别急需的。所
以经过他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很快达成协议，于9 月20 日成立了这个组织。主任委员是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中共的南汉宸、程子华同志是常驻委员，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人民武装部长，其余的副主任委员和宣传部、动员分配部、除奸部等负责人，有阎锡山派出的，有国民党左派人士。邓小平任八路军代表，不驻”动委会”领导机关，但却加强了党对它的领导力量，有力地坚持了它的工作的开展。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动委会是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任弼时同志也认为，动委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几年后，刘少奇同志概述它的历史作用时也说：“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当时，小平同志从太原带来的“动委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纲领》等文件，提出的也正是这样的要求。它包括三大目标，六项任务，其核心内容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具体工作是动员新兵，组织人民团体和自卫队，筹集粮袜、运送弹药及伤病员和铲除汉奸等。合起来共十条，实际上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这样，组织动委会就成了八路军在新形势下发动群众的良好形式，实现党的纲领的组织措施。在开赴前线途中，有的人曾反复考虑，不搞内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了，那么，用什么形式代替它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呢？小平同志一讲从组织动委会入手，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经过研究，任弼时同志在总部驻地，召集一一五师、一二○师及各团政治部门领导开会，部署和划分群众工作负责区域。小平同志在会上就各部派出民运工作团，如何结合战争形势迅速建立动委会，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过不几天，平汉线以西广大农村有了动委会，组织起来的万千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作故和向敌后挺进。当王平和李葆华、刘秀峰等同志组成河北临时省委出发去阜平前夕，小平同志代表北方局和他们谈话，就他们如何以太原“动委会”面目出现展开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派了总政宣传部宣传队的十来个同志，和他们一起去开展阜平一带的工作。
10 月中旬，一二○师主力向晋西北开进以后，一二九师到达正太线以南，直至向平汉线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发展时，大批民运工作团开辟工作，也都是从建立“动委会”入手，领导进行扩军、组织群众团体和游击队，为随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开了道路，铺设了基石。
阎锡山说“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早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动之前，小平同志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分别由宣传部和民运部领导，作为到前线开展战区工作的突击力量。总部到南茹村之后，宣传队分到阜平工作，在此之前，民运工作团便分到了同蒲线以东的繁峙县、代县、五台县，协同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结合动员群众参加担架队、运输队等战地勤务，开辟晋东北的工作。他们都干出了好成绩，起了大作用，小平同志当时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
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晋东北的民运工作有条杠杠：“只动员群众工作，不干涉（阎锡山的）县政。”对此，周恩来同志专门有过指示。小平同志对于凡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一贯要求严格，指示部属在实际工作中务必十分注意。关于在晋东北的工作程序，他明确提出：第一步主要、是抓紧区村两级的“动委会”，做好实际组织和武装群众工作。
这个工作步骤的安排，渗透着策略的睿智。既在大的方面决不过杠杠，又着眼于实效，从基层搞起，稳扎稳打。同志们对此领会得又快又深，不顾兵荒马乱，立即分散到村子里、小镇上，鼓动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他们在当地干部。积极分子带领下，挨门挨户，四处奔走，在群众中分别组织起工会、农会、商会和青救会、妇救会、学生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随即成立起动委会。
在成立村镇和区一级动委会时，大家都注意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既要吸收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又要大力扶持维护贫苦群众利益的积极分子参加选举，直至成为领导骨干，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条件。这样，大家拼命干，不到两个星期，几个县的各区都建立了动委会。各动委会积极开展工作，分别拉起了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的游击队、义勇队。
邓小平所率领的工作队刚到前线时，阎锡山曾料定，即使红军的群众工作有办法，也要3 个月才能搞起来。然而不到20 天，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群众，已经使日军尝到了游击战的苦头。阎锡山和他那帮先生们都大吃一惊：“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和日寇拼命我们要当仁不让
早在平型关大捷之前，毛泽东同志就针对日军的战略企图指出，我军在山西，集中于五台山一区难以立足，“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这样互为犄角，密切协同，在日军压力面前才能站得稳，顶得住。到10 月中下旬，日军沿正太线猛烈进攻，他又一再明确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
毛泽东所说的”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正转战晋东北向晋察冀边界展开；一二0 师主力正由雁门关一线向管涔山脉之晋西北和晋绥边界发展；一二九师主力正鏖战于娘子关一线，已跨过正大线向晋东南挺进。晋西南当时不算战区，阎锡山拒绝八路军主力进驻。八路军总部据此研究决定，由邓小平率队到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
10 月中旬，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同志，还有韦国清同志带领随营学校的三个队，总数不过五六百人，远离我军主力部队，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
这是个大胆的有战略远见的行动。邓小平一行是经太原走的，随营学校是由苏子坡往南走的。他们过寿阳时，娘子关方向的敌情已十分紧急，日军飞机沿公路上空盘旋、投弹，队伍只好改走村野小路，还时常是在国民党败退下来的散乱队伍与急急逃命的阎锡山政府官员的夹缝中穿行。好在平型关
大捷后，八路军的声威大振，队伍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诚接待。所以队伍虽小，却有声有色地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以致在太原等地一贴出随营学校招生的布告，立刻就有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报名，走进邓小平同志所率领的行列。到年底回归总部时，随营学校由3 个队扩大成了4 个队。
邓小平同志到汾阳后驻三泉镇；民运部的几个同志驻孝义县机关；韦国清同志和随营学校驻孝义县西部重镇兑九峪。对外仍用八路军总部名义，使它像似一面火红的战旗，在汾河西岸高高飘扬。当地牺盟会的负责同志和山西省委的同志不断找小平同志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因而很快与县牺盟会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并首先向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展开宣传、动员工作。
不几天，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漫山遍野而来，退向晋西南。到11 月上旬，“动委会”机关包括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由太原撤到了汾阳。小平同志立刻向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了解了太原前线的情况。他得知实际上仅有傅作义的两个旅在守城作战，即提议由“动委会”给傅作义将军拍个电报，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砥励作战士气。
11 月8 日，太原城失守，从太原外围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周恩来同志由交城到达汾阳。他对“动委会”的同志们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老百姓。阎锡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小平同志异常镇定，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他说：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鼓起最高的决心和勇气，站在最前线和日寇拼命，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
周副主席要小平同志统一部署“动委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周走后，三个方面的同志在小平同志的指挥下通力合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为了尽量地挡住败军人城、进村和骚扰群众，“动委会”的干部和没有逃走的政府人员，在汾阳城外和临大道的村口、路口，动员群众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安抚败军士气，运送伤病员，使队伍尽快通过。总政和牺盟会的宣传干部，加上战地剧社的一些同志，分散到村子里、城关街道上，讲演，演出，张贴标语，揭穿谣言，打击汉奸活动。最紧急而又艰巨的转移兵站粮食、棉花的任务，由随营学校的干部、学员担负了。他们和民工一起，把粮食运出县城，把棉花运过黄河。
国民党、阎锡山的几万败军过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这支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绊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动委会”的干部，挺进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群众看到了证明：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八路军同老百姓一条心。
不抗日，就把物资和枪支留下来
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一枪未发，便带县政府、县公道团和县牺盟会三四百人，携带物资、枪支，弃城而逃。一到孝义兑九峪镇，随同的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立即到八路军随营学校找韦国清，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得到这个消息后，一早便从驻地下堡赶到兑九峪。一踏进韦国清的住房，就让韦国清赶快去找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看着邓小平同志风风火火的神态，韦国清笑了，顺手一指李文炯说：“他就是李文炯同志！”一见李文炯，小平同志也笑了，握着李文炯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连早饭也没顾得吃就往这跑。这下子就放心了！”
听了李文炯的汇报，小平同志果断地说：“我赞成你回平遥去打游击的想法。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当然。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你当副司令。带出来的人愿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就让回去。”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守土抗战’。可就怕县长不同意”。
小平同志略一沉思，说：”好！就用阎锡山‘守上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再说服他。反正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
县长很顽固，李文炯始终说服不了他。
小平同志就把平遥县长和李文炯一起“请”到随营学校商谈，动员他们回平遥去“守土抗战”。李表示同意，县长仍坚持要去大麦郊面见阎锡山。小平同志委婉地对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也可以和我们带来的人一块商量，最好是一同回平遥去打游击，守平遥。“小平同志的话既是让县长下台阶，又暗示李文炯要发动群众同县长斗争。李文炯心领神会。
回去后，李文炯同志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跟大家讲了，说服了大多数，然后，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坚持要继续西行，不少人便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并且故意气势汹汹地指名要特派员也表态。李文炯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说：“我们带大家出来，就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你们要回，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请县长和我们一起行动！”县长一看自己孤立了，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给大家，自己气狠狠地去了大麦郊。李文炯同志则率领大家跟随邓小平来到下堡镇八路军总部驻地。
阎锡山对邓小平也无可奈何
就在同一天，孝义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进逼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发了通知，准备撤离县城。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同志面见县长，要他给游击队发枪，以抗击来犯之敌。刘认为：日军势如破竹，几个游击队员抗击日军，岂不是以卵击石！因此不仅不答应曹诚要求，动身之前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曹诚同志一方面向他提出抗议，一方面又及时报告了已经来到县城的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同志。
第二天，曹诚同志带领牺盟会的人员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尾随刘怀伟带的县政府。公安局的人马来到下堡。按照邓小平、傅钟同志的指示，曹诚等牺盟会的同志首先和县长刘怀伟“谈判”，请他把公款和枪支留下，用以武装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刘不答应。这时，邓小平同志派随营学校学员加强岗哨，在附近撤下了警戒，以防刘乘夜逃走。
是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部署，孝义游击队在总部人员的配合下“包围”了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下了他们的枪。公安局长尹闲邪是总部在孝义县直接发展的隐蔽党员，他向游击队交了所有的武器、公款，然后向刘怀伟作了“汇报”。
刘怀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偷偷地给阎锡山去了电话，声称八路军扣留了他们。
大麦郊离下堡只有70 里路，驻有阎军的一个旅。阎锡山接到电话，又听了平遥县长的报告，大发雷霆，准备派兵报复。
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已经派曹诚、李文炯赶赴大麦郊向牺盟总会会长阎锡山报告事情经过。当得知刘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一事后，小平同志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追回了已走至半路的曹、李，免得造成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亲自帮助孝义牺盟会起草了一份给牺盟总会的电报，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让他们转致阎锡山。同时将刘释放，并且加强了侦察、警戒，做好了战斗准备。
正当阎锡山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牛荫冠同志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电报的内容是孝义县长刘怀伟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侵入孝义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枪支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敌。虽几经劝说，仍不肯留下。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已将枪支、公款留下，放走了刘怀伟..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声不吭了。牛荫冠等同志趁势解释：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枪支武器，坚持“守土抗战”是对的，事情不是八路军干的，和人家无关，闹起来反而缺了理。
那时候，阎锡山的县、区长，闻到日军快打来的风声就逃跑，使军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军队骂他们是“逃跑政府”。阎锡山对此也很痛恨，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现在碰到的又是牺盟会上交公款，主要是大烟土。曹诚同志赶着牛车亲自送去，阎也就不再纠缠了。
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
邓小平同志巧收了平遥、孝义县政府的枪支后，立即由总部抽派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并且发了军衣、臂章。这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支队组建后，分别成立了孝义、平遥两个游击队。平遥游击队按照邓小平、傅钟同志的指示，立即开回平遥扩展武装，很快便发展了几百人，交给了八路军特务团。孝义游击队在孝义活动不到两个月，也发展了四五百人；编了三个中队，孝义游击队从队长到各中队长、指导员，都是从总部抽调的。因此，游击队的建设、训练，都是按照八路军的一整套办法进行的。
不久，顽固派指控牺盟特派员把发展的武装编入了八路军等等。邓小平同志闻讯，便立即通知曹诚，将部队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开始，大家都不愿意改，在支队工作的红军同志更不同意，小平同志耐心地作了不少说服工作，要求大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人们的思想才转过弯来。
在孝义，乃至晋西的抗战史上，流传着这支部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邓小平同志指导组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的事迹，正是这部英雄史实的源头。
铁打的钢铸的和泥捏的木头刻的
平遥游击队一到下堡即开始整训。这时，不仅孝义县、祁县等县的县长带队逃到了下堡，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县长，也各带一些人转移到了下堡。把下堡搞得人心惶惶。
不久，传来消息：随营学校发现有人给阎锡山打电话告了牺盟会的状，阎锡山要派队伍来“围剿”。
情况紧张起来。小平同志镇定自若。要随营学校在兑九峪设警戒线，在下堡实行戒严。当夜，下堡镇各路口都有了八路军的岗哨，外面的人可以进村，出村的人要盘查，防止各逃亡县政府的人员逃跑。第二天大清早，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山野，家家户户可以听到八路军在山坡谷场上出操的口令声和雄壮的歌声。逃亡县长们给下堡带来的惊恐、混乱，他们的密谋和邪念，好像都被赶跑了，震住了！整个下堡静悄悄的，街上的空气仿佛也清新了许多。
由于阎锡山对这里的县长们有令，日军来了可以撤出县城，不能离开本县，要“守土抗战”。现在这些县长们大都离开了本县，尽管想了种种诡计和老百姓作对，八路军一戒严，他们成了笼子里的鸟，飞不到哪里去。于是，立即组织力量，部署行动，带领孝义县牺盟会干部，对不听劝告的县长、警察局长分头采取措施，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孝义县游击队迅速得到壮大。小平同志也立即给他们派去了红军干部，使之成了与平遥县游击队并肩战斗的又一支党的武装力量。
逃亡县长们的武器被收缴之后，小平同志接到了省里牺盟总会同志查问情况的电报，说是有人向阎锡山告发李文炯、曹诚（孝义县牺盟会特派员）叛变，投降了八路军。这当然是诬告。但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正常局面，小平同志要曹诚、李文炯同志去大麦郊一趟，主动向阎锡山讲明反逃亡斗争的事实真相。他对曹、李二人说，你们反对逃亡，收取武器坚持抗战，正大光明，要理直气壮地进行说理斗争；万一有风险，被扣留，党一定营救你们。然而，两个人出发不久，又接到报告，阎锡山已在两天前撤高大麦郊往吉县、临汾方向去了。小平同志立刻要人去追曹诚、李文炯，接他们安全回来。
过半夜了；小平同志还在等着曹诚、李文炯。直到凌晨两点钟，骑兵通信员和他们回到了下堡，小平同志才如释重负。间过他们情况后，亲自把他们安顿在机要室的炕上休息。
第二天，小平同志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回击反动分子的诬告和挑衅，动手代李文炯、曹诚起草电报，向阎锡山揭露平遥、孝义县等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枪支扔到井里不给游击队，引起公愤而被收缴武器的经过，并要宣传部的同志在文字、修辞上帮助推敲、加工。此后，电报中表明牺盟会斗志的句子：日寇入境，我们“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很快在干部、群众中流传开来。人们盛赞“八路军的干部是铁打的钢铸的，阎锡山的官儿是泥捏的木头刻的”。
给新战士以荣耀
早在晋北时，总部就给邓小平同志所率的直属队分配了扩军1000 人的任务，并且在指示中明确提到：尽量运用“动委会”的组织纲领，拟定实行合理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解决扩大部队的问题。所以不论去煤矿区的还是农村。城镇的同志，开展各项工作，都注意了抓紧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小平同志到一些村子巡视，检查工作，对新兵的动员，给了很大关怀，想了许多办法，给新战士以荣耀，解决军属的实际困难，提高群众参军的决心和勇气。
当时，群众对八路军的崇高信赖，十分感人。各村都希望八路军去驻，白天，可挡住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夜间，土匪不敢进村子。所以群众见到八路军，都抢着往自己家里拉；八路军住在谁家，房东感到荣耀，引以自豪。然而，谁家有人参军，不仅有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长还被八路军请去会餐（尽管饭菜很平常），这被视为极大的荣耀。新兵走以前，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搞得热火朝天！这样扩军，是群众从来没见过的。人们说，这才真显得军民是一家啊！正因为如此，仅孝义县，不到两个月，竟有3000 名青年走进了八路军行列，有的补充到主力部队，有整整一个营编入了总部特务团，还有几百人成了刚刚建立的总部炮兵团的底子。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此写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的文章，刊发于《前线）杂志上。他不仅高度赞扬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兄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还热情鼓舞万千新战士在艰苦斗争中健康成长。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是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后着手进行的，由于时间短，数量不多。但在此时，1936 年各县参加红军东征部队的优秀青年党员，有一些被派了回来，成了当地建党骨干。小平同志回总部后，他所组织的传播党的知识的小型的新党员训练班仍在下堡继续办。后来，把新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地方党委。
1937 年底，邓小平同志所率的直属部队结束工作，离开下堡，返回总部。返回前，一一五师的一队骑兵——司令部看地形的参谋、侦察人员，到了孝义县。第二年2 月，日军南进，这里沦为敌占区，3 月14—19 日，一一五师的主力在午城。井沟接连歼敌1000 余人，灭了日军的威风。四五月，杨尚昆同志率领对外称为“总政后梯队”的北方局，到达弹房头，领导成立了晋西南区党委。毛泽东同志随即为区党委的报纸《五日时事》书写了报头。此后，晋南军民在沉重打击日军的同时，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作出了贡献。他们在短短时日里取得的成绩，对于前一段小平同志率领大家进行的工作，自然是最实际的合格的检验。
1938 年1 月中旬，小平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离开八路军政治部。他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几个月是令人难忘的。他为保证八路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的奠基、开拓性的工作。他在八路军政治工作上创设的业绩，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作风，在此后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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