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重视政局稳定；那些现代化的后起国家，要想在较短时期内走完现代化历程，尤其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动荡和战乱中完成。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动乱中实现经济增长几乎举不出任何例证，而动乱导致增长停滞、经济衰退的例子却不胜枚举。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以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前提。政抬稳定问题是当代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遇到的相当棘手的问题。显然，政局稳定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保障，政局稳定对我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视作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原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尤其是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导思想上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造成了人为的政局动荡，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十年动乱几乎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个教训十分沉痛，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和整个国家一起饱尝了动乱之苦，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恢复政治秩序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5年，邓小平复出着手全面整顿之时，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顶住各种压力，引用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提出“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以把国民经济摘上去。①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②“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③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目前我国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④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①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在与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稳定压倒一切。”②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富有战略远见。从1957—1976年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奇迹，与稳定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90年代初期，东欧、苏联剧变，政治、经济一片混乱，中国却保持了稳定，经济上也呈现出欣次向荣的景象，两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①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页，251页。
邓小平的确是世界上杰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既高瞻远瞩，又极为务实。较为熟悉中国事务、对邓小平改革思路又颇多了解的尼克松指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的确如此。邓小平的领导方法历来是高屋建领，“举重若轻”，有大局观念。他奉行这样一个治国信条，即“治理国家，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大局。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就必须具有稳定的政治局面，这同样是个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政局不稳定，“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必然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甚至使什么经济建设都无法进行，人民生活也无法提高。政局不稳定，也就无法搞改革开放。“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动荡的政局，不仅会使国内如一盘散沙，毫无希望，国外投资者也会望而却步，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也会中断。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目标，稳定的政局对经济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①邓小平的一个高明之处是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准则：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原则，一切有害于稳定的因素必须坚决排除。例如，他坚决主张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由于多年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他宣布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也不允许任何人搞任何变相的运动。他主张对动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阻止，而对西方鼓噪不屑一顾。他历来强调“四个坚持”，因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乱了”。在政治民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实现民主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是要循序渐进，“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二是不能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文革”的教训太深刻了；三是不能照搬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如果那样，中国“非乱不可”。他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②“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③西方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把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看作是仍搞资本主义”，当邓小平一次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则又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逆转”：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邓小平。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改革派，把别人看作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
必须指出，邓小平的稳定观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和社会稳定等等，但关键是政局稳定，他所说的稳定并不拒绝变化，并不意味着各方面的静止、停滞，而是一个动态有序的过程，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他在强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他在强调安定团结的同时，又大力倡导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之所以高度重视政治稳定，绝非为稳定而谈稳定，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政局稳定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因此，邓小平的稳定观是动态的稳定，发展中的稳定，充肃舌力和包新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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