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发展的资源（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短缺，经常陷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一个国家穷是因为它穷”）的怪圈。为了突破这种“怪圈”，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都曾经提出过“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这两理论和两种战略。所谓“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实质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限资源如何在产业、地区间配置和发展时间阶段的划分问题。两种理论的论争和实践的比较，人们倾向于把两者结合起来，把平衡发展作为目标，非平衡发展作为手段，通过一定阶段的非平衡发展达到最后的平衡发展。邓小平在解决我国如何加快发展时，认真研究和总结概括了国外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理论有多方面的创新，为加快发展直接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首先是总结国内国际经验，提出经济“台阶式”发展论，认为它是规律，为我们加快发展直接提供依据。他在1991年8月《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谈到总结经验的重点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这是他科学地总结国内国际经验而得出的结论。经过1980年至1983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在1984年至1988年五年内上了一个台阶，提前实现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由此得出结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他认真地研究了国外一些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在分析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并考虑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明确作出判断：“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正是以这种对客观规律和发展条件的科学认识为依据，他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这个“经济发展台阶”论不仅对我国加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理论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他根据战后一些落后国家和我国经济起飞的实践，打破了国际上影响广泛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理论模式”。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传统社会、为经济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认为一国经济在“起飞”之后的三个阶段就会自动地“持续增长”。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作用在于，他提出要经过准备条件才能“起飞”，“起飞”本身需要一定条件（总要有20％以上的积累率、要有主导产业带动、需要有适应起飞的制度变革）。但是，他把准备条件、起飞和持续增长三阶段机械地割裂开来，他把经济发展看成一个似乎像飞机飞行一样，经过准备条件，通过起飞过程冲破最大阻力，直入蓝天，就可在天空持续飞行——实现持续增长。战后日本等国经济发展成功运行的轨迹，并非像罗斯托描述的“准备条件——起飞一一持续增长”的“三段式”，而是邓小平揭示的“准备条件——跳一个台阶——‘调整一下’（准备条件）——再跳一个台阶”这种“跳台阶式”的发展方式。日本战后从经济严重破坏的落后国家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过程是通过若干高速度发展阶段来实现的，在两个高速发展阶段之间，有一个调整和准备条件的过程。
同时，也需要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跳台阶式”的波浪式地前进规律，与我国在历史上曾提出的波浪式发展规律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我国在1958—1959年组织“大跃进”期间，曾经鼓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失败后，被迫进行全面调整，为了说明“调整”的合理性，才提出“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当时提出这一“规律”是以“大跃进”的合理性为前提，与其说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不如说是对“对跃进”的消极辩护，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台阶”论，则是针对我国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局面，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指导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积极的科学指导。第二，邓小平同志讲的跳台阶式的波浪式地发展，与过去那种与“大跃进”相联系的“波浪式地发展”在内容上有着本质区别。邓小平在总结我国1984至1988年上一个台阶时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是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这就是说，邓小平讲的跳上一个台阶，是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来实现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所以需要“治理整顿来调整一下”，但是在上台阶中，经济机体、经济机制、经济结构是趋向于优化，而不是朝恶化方向发展。而“大跃进”时期那种波浪式地进入“波峰”，则是由于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必然造成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和结构的破坏。
第二，邓小平在产业发展上，主张在综合平衡基础上非平衡的有重点的发展的方针。他明确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①根据这种“基础产业重点发展”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他在提出“经济不能滑坡”时就指出：“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为了“要在今后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同时提出：“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①他强调在“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②在基础工业和农业重点发展中，主张搞骨干项目，他提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他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主要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经济发展要有重点，要有主导产业以带动全局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罗斯托、赫希曼等都有论述，但他们都是从一定时期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来考察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的“经济发展重点论”，其理论贡献则侧重于从战略上来考虑问题，主张产业重点发展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发展后劲的增强。
第三，他根据“先富带后富，加快发展”论的思想，从我国是一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异极大的大国这一现实出发，主张在加快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在现阶段全国经济发展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过程中，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①因为我国的发展资源有限而各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极大，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资源，既损害了有条件地区的发展，也不能根本解决发展条件差的地区的问题，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对全局的发展不利。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②同时，实行地区之间的非平衡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他解释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③因此，从总体看，他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313页，307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313页，307页。
邓小平同志“提倡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又强调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避免搞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了地区之间两极分化的严重政治后果，前苏联解体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如何做到既“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避免两极分化”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分两阶段解决问题的设想：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以前，作为第一阶段，提倡沿海帮助内地。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的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大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⑤在这个阶段，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第二阶段，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把共同致富作为“中心议题”，“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税利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①“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实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也是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的重大问题之一。他们往往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由于制度限制，他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出发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考虑这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大局，即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同时，也只有全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到相当水平才有可能缩小和消灭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别。第二，承认“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必然造成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就必须把地区之间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避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因此，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公平”。第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是解决地区差别问题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就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和各地“共同富裕”之间是辩证关系。“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2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111，166，364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111，166，364页。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111，166，364页。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111，166，364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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