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提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之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方面，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解决了原有的矛盾，但出现市场疲软、经济滑坡；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大暴露；在国际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逐步走向解体；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制裁”，在政治上加强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面前，似乎是困难重重、云遮雾障。有些人对我国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有的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和平演变”看成为现实的主要危险，似乎应当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反和平演变”。同时，惟恐“经济过热”，过分强调“稳”，经济发展迈不开步子。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他在1990年3月指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
对于国际形势，邓小平的分析是：“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是在向多级发展，中国也算一极。在这种世界格局大变动中，“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利用好这些矛盾，就是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是机遇，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机会难得呀”，“问题要善于把握。”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邓小平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第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可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为我国经济建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苏联解体，我国与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基本上解除了来自北方西北方向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与此相联系，中印、中越关系改善，阿富汗和柬埔寨战争结束，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使我国取得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周边环境。第三，两极格局结束后，过去长期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对西方国家牵制大，而对我国影响小。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磨擦，使他们在短期内难以把矛头集中对付我国。第四，世界新技术革命进程加快，许多国家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西方国家从90年代开始先后进入经济衰退，而亚大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地区，这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邓小平还指出我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了很多贡献。
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三年多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使经济生活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重新实现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经济发展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成长为全国加快发展树立了榜样。
正是根据以上情况，邓小平在1990年底作出判断说：“这一年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于是，他鲜明地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号召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993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又强调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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