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张：“既要搞得快点，又不要重犯1958年的错误”，除了强调发展速度要适当，不要追求过高的速度以外，还提出注意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比例协调、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关系。
第一，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他在1979年3月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因此，主张我们的经济“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平衡。”“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他认为这是“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在1979、1980年都坚定地主张要贯彻调整方针。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发展速度较炔、带来一些问题，他主张“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①后来，他进一步把经济在快速发展之后，用一段时间选行治理调整，然后继续前进视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但是，他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①他认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②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关系的思想是全面的。比例协调是加快发展速度的前提，没有比例协调就没有确实可靠的发展速度：但是比例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例协调是为发展速度服务的，不能过分强调比例协调而丧失时机，影响经济发展。
第二，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是反映经济实际增长程度的指标，它必须以产品合格对路为前提。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总是强调应当是扎扎实实的、产品讲求质量的速度。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③1985年9月，在谈到“七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时，又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④1992年初，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时，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4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368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368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7—198页。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
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把讲求质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和保证，并且把它与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联系起来”因此，他强调在抓经济发展速度时，“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首先抓好质量，就是要把质量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1975年，他在抓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整顿时，就提“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产品质量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他认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他认为：“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在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对于如何解决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第一，他首先强调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说：“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出了问题。”第二，要建立规章制度。“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第三，要“把科研工作抓紧”，好多产品是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第四，“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第五，“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第六，“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从邓小平对解决质量问题的途径的思考之全面和深刻，我们可以看到质量问题在他心目中的“第一”地位。
第三，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说：“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①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②过去一般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表现在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邓小平在这里则把经济发展的效果（即经济效益）与经济发展速度并提，把它们同时作为优越性的首要体现，足见其对经济效益问题的重视。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的数量表现，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质和量两方面是统一的。但是，数量必须在一定质量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片面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实际结果却是低增长、低效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又面临着人口过多而资源有限的制约，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来发展国民经济。正是鉴于过去的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所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增长速度时，总是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①“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②即使在1992年南巡重要谈话，他主张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时，也强调：“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6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1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43、37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43、375页。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③
总的来看，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是主张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但是这种快一点，不同于过去“左”的错误的急于求成，脱离客观实际和违背客观规律去追求过高的速度，而是既要能保证实现战略目标，又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条件的“适度发展”。这种尽可能快一点的“适度发展”，是与比例协调、注重质量、提高效益相统一的，并以它们为保证和制约的扎扎实实的速度。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43、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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