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地分析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决定》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为此而作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要实施好这一战略，不仅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而且要认真学习邓小平重视科技和教育的革命实践。我们要以邓小平为榜样，来贯彻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1.要学习邓小平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科技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把实施科教兴国真正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抓。邓小平在说到自己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时，明确指出“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他认为“中央提出要求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从中小学教育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他强调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科技教育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要从长远利益来认识问题。他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说：“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第二，要从实现现代化的全局来认识问题。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第三，要面向世界看问题。80年代以来，他就始终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内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要不然我们很难跟上世界的发展”。1983年10月，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可以说这是他认识教育和科技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是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但是在谈到增加科技教育的投入时，主张“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体现了近期发展在必要时要服从于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教育和科技作为一种产业来看，都是属于一种长远投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形象他说明教育发展、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即使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认真抓紧，也只能“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科学技术从人力资金投入，形成科技成果，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运用，再到大面积推广，形成社会生产力，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在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要有战略观念就特别重要。缺乏战略眼光，只追求“刀下见莱”、“立竿见影”的领导者，往往只顾眼前应急，忘记根本大计，对科技教育必然是“讲起来首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是不可能认真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的。
2.要学习邓小平迎难而上“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精神，去克服科教兴国过程中的各种困难。正是从战略高度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和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1977年7月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即“自告奋勇”地向中央提出要管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如果回到1977年的背景来学习邓小平这一段自白，我们就不仅敬佩他对科学教育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的认识之高，而且从当时抓科学教育之难更看到他“自告奋勇”之“勇”。科学教育战线，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的领域。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抓全面整顿时，就以敢“摸老虎屁股”的精神开始着手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他对科技和教育发展中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强调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科研人员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科研人员专心搞科研，不是“白专”；要选择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研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他强调要办好教育，以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认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提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他主张选数理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些整顿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没有“敢摸老虎屁股”的勇气是提不出来的，但是，他明确表示“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正是由于提出了这些意见，后来成为邓小平被重新赶下台的主要“罪状”之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冲击和所谓“天安门事件”后的组织处理，并没有削弱邓小平坚持真理，拨乱反正，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他坚定地认为，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977年的教育科研战线，由于“四人帮”的肆意破坏，是非颠倒，存在极大的思想混乱。对科学技术是否是生产力？对科研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如何估计？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是不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是走“白专”道路？怎样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教育改革的方向？还有科研和教育的体制、机构问题等，都是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更具体层次的问题。但是，即使问题成堆，邓小平也坚定地表示“必须理出个头绪来”。他在1977年复职半个月后，就邀请33个著名专家和教授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连续四天仔细倾听专家教授们发表意见。通过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邓小平对科学教育战线的问题认识更深刻，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明晰，拨乱反正的决心更坚定。8月8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凡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在科学和教育战线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但是，对这个讲话也有人反对。邓小平说：“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时，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他特别批评教育部的负责人思想不解放，怕又跟着他犯“错误”。强调“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经过邓小平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科学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别在1978年3月18日和1978年4月22日胜利召开。邓小平在这两个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彻底清算了“四人帮”对科学教育事业的破坏，为新时期科学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始了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春天。
邓小平抓科学教育的“难”，当时主要难在政治思想上。要拨乱反正，一是否定和批判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政治上要冒被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风险，二是在思想上要克服“四人帮”制造的混乱，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任务十分艰巨。今天，我们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困难，是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思想空前统一条件下，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只要我们有邓小平那种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坚毅不拔的解决问题的决心，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3.要学习邓小平倡导的“少讲空话，多做实事”的作风，采取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去解决科教兴国中的具体问题。邓小平在谈到抓科学、教育时，对“抓”的概念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①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谈到自己怎样抓教育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
②当时抓教育，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教育部的负责人思想不解放，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在拨乱反正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邓小平首先“抓头头”：找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批判《纪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两个估计”。同时，他又亲自抓具有方针性的具体问题，如教育部的机构问题、工宣队撤出学校问题、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大学的学制问题、大学的招生条件问题、教材问题，科研机构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问题、科研和教育的后勤工作问题、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党委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领导，但明确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战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经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志愿”。为了调动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8页，第70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8页，第70页。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不仅解决了对17年的估计问题，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帮助大家放下精神上的包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而且提出要采取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切切实实地帮助科技教育工作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建立奖励制度、保证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业务工作时间、师资的培训提高、科研教学骨干优先解决两地分居、后勤服务工作等。在当时我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邓小平抓科学和教育能这样深入具体，说明他对科学技术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的确是无微不至的。
邓小平抓科技教育的务实精神，特别表现在他抓高科技的发展上。80年代中期，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埠、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对这场世界新科技革命十分关注的邓小平，在1986年3月5日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有关方面在研究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有不同意见，4月6日，邓小平明确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当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制定出来后，10月6日，他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当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1987年3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对发展高技术的高度重视和抓得很紧，这个意义重大的计划从提出建议到选择项目、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的确实现了“速作决断”的要求。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进一步为高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要求已经明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的政策措施已经制订，关键在于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单位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落实。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我们的各级干部学习邓小平抓科技教育的务实精神，“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有些外国专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科技，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在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之前，据统计，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科教兴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规定，300多个市推出了科技兴市战略，60—70％的县提出了科技兴县的计划。实施结果如何？可惜没有人调查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抓实干和“口惠而实不至”者，必然是两码事。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用邓小平的科学精神来贯彻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为科教兴国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4.学习邓小平亲自抓重大项目的范例，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解决实施“科教兴国”的关键问题。邓小平抓科技教育不仅体现在抓头头，抓方针政策、抓计划上，而且亲自抓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项目。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关怀便是一个范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了解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早在1956年制订的科学发展12年规划中就确定要建造20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周折——经过1956年、1972年、1976年、1980年的几次
变动，使工作未能展开。邓小平深刻理解高能物理研究的重要和科学家们的心愿，在1981年初指示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组织专家论证，拿出方案。根据专家们的论证，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在北京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邓小平经仔细研究后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点将。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要求在五年左右建成。邓小平亲自为工程的奠基石题词，并在1984年10月7日，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工程的奠基仪式，并坚定他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近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复杂巨大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不亚于当年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制。邓小平十分关注工程的进程，经常阅读工程的简报，及时作出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他亲自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还多次强调：“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1988年10月，他又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视察了这个工程，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并从我国怎样跟上世界发展的高度来评价我国发展高技术的计划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邓小平抓北京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为我们的领导干部提供了身体力行、亲自抓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
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中央《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江泽民总书记还提出：“中央要求党政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但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邓小平亲自抓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行动为榜样，深入实际，解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能保证关键项目的落实，同时这对于带动各级干部增强重视科技教育的意识，积累指导科技教育工作的经验，都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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