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和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其中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照搬苏联的体制模式。这种经济体制在苏联早期工业化建设和我国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它带有根本性缺陷，不仅在苏联没有取得成功，在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也失败了。这种经济体制在我国全面建立后，毛泽东也深深感到它带有的一些弊端，并作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尝试，但由于习惯上把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始终未能突破苏联式体制模式的框框。对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①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7—1978年20余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13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13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138页。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模式，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把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扫除得干干净净，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发展又不平衡的状况；经济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地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经济运行机制计划过多，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发展生产力，这种经济体制必须改革。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75年他提出的全面整顿的主张。对此他在1987年10月13日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中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②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主张在贯彻过程中被迫中断。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致词中说，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③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改革这个概念，同年12月，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改革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空谈往往淹役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正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从此开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1979年至1982年，改革重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春，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率先搞起大包干责任制。此后，安徽、四川及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势不可当。到1980年3月，全国实行联产计酬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核算单位占全国总数的55.7％，但农业责任制的发展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在这关键时刻，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138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25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255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6页，150页。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6页，150页。
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发展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①此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的下达，农业生产责任制转入大发展阶段，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7.8％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占74％，从而取得了我国农业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评论道：“农民生产和农户的平均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到1984年、1985年这两项实际上都翻了一番..1984年中国总共收获了4亿吨粮食，比1958年翻了一番，比1975年增产约50％”。②美国学者莫里斯·麦斯纳也指出：“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从1978年以后，农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递增。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明显提高。在5年的时间里，农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许多外国访问者都报道说，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了。直接的证明就是农民们到处都在盖新房，购买的消费品大量增加，食物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不管农业改革的最终路线结果如何，毫无疑问，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时代将是一个最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纪录的时代”。③据统计，到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0730亿吨，比1979年的3.0477亿吨增加了1.0253亿吨，年平均增长1.078万吨；棉花产量达到625万吨，比1978年的216万吨增加了409万吨，年平均增长68万吨；油料产量达到1191万吨，比1978年的521万吨增加670万吨，年平均增长111万吨。其间，种植业产值由988.6亿元增长到1996.7亿元，翻了一番；农业总产值由1458.8亿元增长到3390.7亿元，增长近1.4倍；农民人均收入也由133。6元增长到355.33元，增长1.5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业生产的奇迹，基本上不是在依靠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在农业经济中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情况下取得的。如从农村改革之日起，农业投入的资金在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向，农业投资的绝对额也逐年减少，1979年为57.91亿元，1985年降为35.91亿元，这种情况是造成此后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能否在没有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在农业中引进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在未来一直保持80年代初所达到的农业增长速度，这一点还是很成问题的”。①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那么，1979—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主要取决于联产承包制这种崭新的经济体制。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几次谈话中明确肯定：“这几年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②“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了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自发创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其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时，也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对此，邓小平十分高兴，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槁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①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页。②（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7③①页。（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81页。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农业高速增长，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开始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然，邓小平也认识到：“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可以说，城市改革意味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城市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问题，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农村改革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至1981年开始试点，属于探索性的，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城市经济体制的目标是解决原有体制存在的经济决策权过分集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吃“大锅饭”等弊端。此后，城市改革继续深入开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系统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对这个决议评价很高，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确很好”。①《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也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不断深化，逐渐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他多次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中国改革大潮再度涌起。在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指导下，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此，邓小平高兴他说：中国真正活起来了。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生产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经济体制改革势必配套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化观念的更新，否则，现代化事业势必将遭受历史性的挫折。我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破产就是极好的例证。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81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和决策者很少有可能干预生产和普通公民之间的竞争，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缩小经济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整体。政治及来源于政治舞台的政策左右着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重视经济规律”。②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离开政治。邓小平对西方学说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不仅关注到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还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历来主张“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①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搬来的，它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关联，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由政府包揽、统管一切经济事务，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国家和社会合一，政府统管企业，企业是政府的附庸，政府实行“父爱式”管理，企业仰赖着政府的等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小生产封闭模式的一种放大复制。这种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弊端，具体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着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转变政府职能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邓小平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深刻体察，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没有具体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明显。1986年，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②“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①“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②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表现，更是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的三条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他还深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与权力下放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还是政治民主问题，包括民主与法制。当然，民主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所以，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③必须在保障政局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②（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176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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