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在指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战略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革命战争战略研究的著名论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过渡时期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战略也是成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积极探索，试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但由于在探索中发生曲折，所以毛泽东并未形成一套科学地系统地贯彻始终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他提出的一些战略如“大跃进”战略，抓“文化大革命”来促生产的战略，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经济发展战略也是研究经济发展全局的规律的学问，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规律是否正确认识的体现，是经济发展思想是否成熟的标志。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又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直接奋斗目标，提出了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但是对它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创新了。主要体现在：
1.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任何一个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国情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页，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页。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2页。
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①正是以这一基本出发点为依据，我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过渡时期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我国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从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开始，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左”的思想抬头，以至于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当时，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顺利完成的条件下，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的任务看得过分简单容易，虽然也承认中国是“一穷二白”，但不是如实地把它看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浪漫主义地得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结论。对“大跃进”具有典型性和深刻影响的全民大办钢铁，就是在“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的影响下，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在钢产量上赶上英国的目标，而且在这种“超赶”意识下把“超赶”时间一再缩短：由15年逐步缩短为10年，7年直到2、3年，甚至认为两年也是可能的。这样的奋斗目标，完全是脱离现实的主观空想，必然遭到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和后来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在总结大跃进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等基本特点以及新的国际条件，按照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一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因此，它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时，“把标准放低一点”，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达到“小康水平”。在发展的指标上，抛弃了“大跃进”那种单纯用某种产品（如钢）赶超“英国”的办法，（中国是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只用某种工业产品产量去和某一个人口只有我们几十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去比“超赶”，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是采用国际通用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指标，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发展目标的设计上，而重要的在于为何加快发展，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思路、方法上。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批评“反冒进”，主张搞“大跃进”。邓小平也主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台阶式”的发展。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争取在国际上摆脱被动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上，要害在于用什么思路、方法才能实现“跃进式”的增长。毛泽东主张的“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①毛泽东曾经讲过，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他看来，坚持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就是要大摘群众运动，像组织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那样，通过亿万群众的鼓足干劲，轰轰烈烈地进行大会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所以，“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上山采矿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兴修水利，场面的确轰轰烈烈，但都未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而是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跃进式”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在传统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从政治需要出发定指标，通过行政命令来层层落实“跃进”指标，运用传统的工作方法：通过政治动员和伦理保证来激发群众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去完成指令性的指标。
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20页。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1页。
邓小平为实现战略目标，主张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经济发展上台阶的思路和方法，与毛泽东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是在计划经济框架范围内而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主要不是凭借过去的传统经验，而主要是面向现时代新的条件和环境来进行设计的。这主要体现在：它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托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而不是主要靠人力的投入；它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不是看成一个封闭体系，而是根据现代经济国际化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主张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与国际市场相衔接来促进目标的实现。
3.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还表现在他把不系统不完整的间断的战略思想发展为完整系统的始终坚持到底的战略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1964年12月第三届人大、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除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外，最初提出交通运输现代化，后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是在贯彻执行不太长时间以后，由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未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一再81为“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所冲击和破坏，所以，这个战略目标未得到坚持贯彻，而是隔几年之后又重新提出来。特别应该指出，我们党虽有重视“战略”问题研究的传统，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从未使用过“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更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尽管我们提出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是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阶段安排、重点选择、力量部署、政策措施并未进行过自觉的系统的研究。当然，我们过去未使用“经济发展战略”概念，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研究过战略性问题。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制定的路线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的总和之中。正如毛泽东谈到政策问题一样：“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①应当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国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缺乏自觉地系统地研究，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执行的战略，往往具有一定盲目性，甚至执行错误的战略。一般的研究者都把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战略；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的“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战略；1961—1965年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战备”为中心，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杂乱无章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四个战略阶段中，除第一阶段是自觉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特点而制定的正确战略之外，“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战略是脱离我国国情包含严重失误的战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调整战略是正确的，但它是为克服“大跃进”战略的严重破坏而被迫采取的战略。如果从我国50、60、70年代已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为主线来考察，实际上我国缺乏一个系统的前后一贯的战略。
①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81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本世纪末井延伸到下一世纪中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决策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实际上是对这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它形成了包括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部署、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对策构成的系统的战略思想体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十二大”提出、“十三大”进一步完善概括为“三步走”的战略以后，对于如何坚持和实现这一战略，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3月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1990年3月又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党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我国经历1986年底和1987年初处理学生闹事、1988年9月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6月政治风波等每次风浪以后，都坚定不移地主张要坚持按照我们原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继续前进。在1989年9月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他的退休时间和方式的谈话中，仍然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①1992年初的南巡重要谈话，邓小平为实现战略目标又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并嘱咐大家为实现下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而埋头苦干。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呀！”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制订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坚持“一个中心”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坚持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不能动摇。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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