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个广泛的社会综合范畴，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了许多独特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一，把注重发展生产力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列宁也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②可以说，发展生产力，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体系和全部发展历史的基本原则。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更由于革命救亡的需要，他们关注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对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认识不足，如李大钊于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时说“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41年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把握不尽准确，强调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比如，国民革命后期，“那时候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调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
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与此也有一定渊源关系。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把握比较准确。早在50年代初，他就提出：“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中国20多年的建设实践，取得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更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②邓小平不仅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原则，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基本原则去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根本性实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结论，成为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0—241页。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3页。②《列宁全年》第二卷，第6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3页。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提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众所周知，马克思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现条件问题上曾根据各自的历史条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形态将产生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未能作为现实形态出现。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落后国家首先取胜的新论断。这种论断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变成了现实。但是，落后国家如不解决在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很难巩固和完善。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雪崩”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这是前人所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他还特别驳斥了林彪、“四人帮”所主张的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
第三，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提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大批“唯生产力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了这个沉痛教训，不仅多次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把它提高到政治路线高度。1979年7月，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2月，他又指出，现阶段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984年6月，他又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随后国际上又发生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有些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发生了怀疑，邓小平又及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第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对生产力标准问题认识并不明确，“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大批“唯生产力论”，用政治标准代替一切，显然是错误的。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2页。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9页。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思想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62年，他针对农村承包责任制、包田到户的问题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提出了著名的“猫论”。这标志着他的生产力标准思想的萌芽。1978年9月，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又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②正式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产生了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有的人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典范加以推行，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如市场经济问题即是一例，致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了条件。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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