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①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家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时总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眼未来。他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②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具有开放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照系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巨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一阶段，总特点是“战争与革命”的格局。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它作为一种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进行过殊死较量。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总形势是冷战格局，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进入70年代以来，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已成为主要现实，双方的斗争，更多地从过去的军事方面转向经济和政治方面。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把苏联模式凝固化、教条化，把它作为“唯一”模式加以推广，从而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普遍经历了曲折，以致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是第三阶段，可称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形成，国际局势不可测的因素还很多，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正面临着世界格局的重大转折和对国际局势的重新认识问题，以便适时调整内外政策。上述世界格局的巨变，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判断变化，是邓小平调整我国内外政策重心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国际上“冷战”格局的存在，加上“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兔，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度渲染了国际局势中的战争因素，甚至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国际战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方针的制定，都是从这种认识判断出发的。反映在内政方针上，势必坚持以备战为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备战和转移战略设施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极为低下，造成不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
限于历史条件，邓小平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局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原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回忆说：“1975年10月（应为1974年10月——引者注），我作为联邦德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毛泽东强调说：‘我知道苏联会怎样发展下去，要打仗。’我进行了反驳：我不想排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但如果西方具有足够的防御能力，爆发的可能性不大。毛坚持其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表示赞同”。“1984年9、10月份，我在访毛近十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谈话刚开始，邓小平便回顾了我们那次争论。突然，他直爽他说：‘您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您是正确的。’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①查阅《邓小平文选》，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说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②事实上，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过对整个国际局势作的填密分析，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迫近的看法。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③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我国提供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促进了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调整。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①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性迫近的看法，而是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有鉴于此，才能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第二个转变，是我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搞对外开放，“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就反对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显然，第二个转变是建立在第一个转变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战后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种机遇和挑战的深切感知，成了邓小平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①《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90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25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2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页。
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等新能源的发现与利用；电子计算机等的发明和应用；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遗传工程的重要成就等等。80年代以后，电子、激光、光导纤维、遗传工程、新能源、航天技术等等有了新突破，并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始于美国，后来逐步扩大到西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经过这次技术革命，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以1965—1973年这段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年代”为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7％。在世界经济中，40—50年代是美国一家独霸，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经济大发展期间，联邦德国与日本也相继崛起，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亚洲的“四小龙”也利用有利的国际机遇，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经济也迅速崛起，业已形成新兴的工业化体系，出口额提高了100倍以上，用25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资本主义工业化100年的路程。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经过50年代初期高速增长阶段后，由于多种原因，较长时期内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状态，与世界的差距就拉大了。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我国与世界发展差距就拉得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①这就对我国造成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霸权主义的压力。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②二是周边国家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友好的压力”。邓小平又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程度，各国间的经济、科技联系日趋密切。这一切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加强对外交往，不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外资以及外国智力，闭关自守就不可能成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此外，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大调整，在工业方面，从劳动密集型上升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必然要让出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设备，输出资本，这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发展余地。加上当今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①目前正是我国大发展的良机，要善于把握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375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37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第三，战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尤其是近年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促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进行再认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过一种观念，认为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务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但是，这种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在苏联的实践并不成功，在东欧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遭到了挫折，在我国全面建立后，人们也普遍感觉到它带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进行改革。1985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总结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二战以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一大批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获得了独立，不少国家独立后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直接把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其中，流行于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如恩克鲁玛主张的“加纳式的社会主义”，尼雪尔提出但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很有影响。他们原想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说到：“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①同年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又说道：“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②
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坚定地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得到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实践证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成功。他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
从国内条件来说，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在认真汲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得到丰富完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活水源头。乒如毛泽东所说：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对此，邓小平明确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③
邓小平谈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讲话很多，其中，1988年5月18日，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的谈话中说：“我国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太好。”①这是总的评述，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情。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页。
从1949年建国以来直至1957年，我国经济建设形势很好，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经济高速发展，“事情做得非常好”，“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当然，这期间也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从总体上说“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但缺点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从1957年起，“左”的倾向开始抬头，一直延续到1978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相当曲折的道路。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在这20余年中，我国经济建设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的看来，成功的经验少，挫折的教训多。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而当时正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耽误了20年的发展时间，损失了很多发展机遇，这是十分可惜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邓小平对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过多次认真总结，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提出了现行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经历了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邓小平在总结这段时期的成功经验时把它概括为“三大转变”：“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有时他也概括为“二大转变”：“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得到成熟，也必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而日臻完善。
当然，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还与他独特的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无不打上个人的主观烙印。关于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特色中有专门论述，在此恕不赘言。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