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我甲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两大主题。我国国内政策的主题是谋求发展，实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政策的主题是争取世界和平。这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今天在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学术讨论中，我想着重探讨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论，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的外交政策，并借此机会回答世界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强大起来以后，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
一、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订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决心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加速我国的发展，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我国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搞改革和建设。在过去的冷战时代，世界处于战争边沿状态，在我们国家的周围，50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60年代爆发了越南战争，我国的海峡两岸也一直处在紧张状态。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有一种战争迫近的感觉，不能不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备战的问题上，也不能不把很多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和外援上，整个经济建设的布局，也立足于准备打仗，搞一、二、三线。再加上我们的国内政策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就使我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国内政策上，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但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仍然不能集中力量进行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发展仍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重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不是不可避免，我们至少可以争取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从这种判断出发，我们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大幅度地减少国防和军费开支，大规模地减裁军队和军事机构，在1985年宣布减裁军队100万，而且实行军转民的方针，利用军队的科研力量和生产能力，生产民用产品，在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与此同时，我们调整了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社会发展。
第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广泛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等，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国家要迅速发展，必须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吸收和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何况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及科学文化知识。而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是利用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前29年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增长率为8.6％的速度向前发展；工业年均增长12.2％，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近10个百分点；农业年均增长5.9％，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4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6个百分点。在这13年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1.4倍。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4％，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二、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的综合国力，在过去的15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前仍在以10％左右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发展和强大了，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明确的回答，他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来的。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反对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当然也是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因此，我们主张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国际的争端和问题，坚决反对诉诸武力。其次，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不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欺侮和压迫，饱尝奴役、侵略的中华民族，深恶痛绝一切侵略战争，酷爱和平和自由。坚持维护民族独立与平等。第三，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既是大国，又是小国，所谓大国，是指我们的国家面积大、人口多；所谓小国是指我们国家贫穷落后。当前我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奔小康、实现现代化，这就迫切需要世界和平、稳定，不愿意看到世界发生战争。邓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表达过中国的这种强烈愿望，他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2]
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我国坚决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建国后几十年时间，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在国外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也没有侵占过别的国家的一寸土地，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
中国既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么中国的发展当然有利于世界和平。当前世界和平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保证，但是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还没有完全消除。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巩固和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增强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曾经同外国朋友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3]他进一步展望21世纪，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4]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它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中国的发展，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和互相促进的。中国要以自己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同样欢迎中国的发展，以利于巩固世界和平。
三、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国内政策的需要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阐明我国内外政策的这种内在联系。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5]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和平性质主要表现在：争取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坚决主张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军事讹诈和侵略行径；坚决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不动就诉诸武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同志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而且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和爆发点。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用“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办法，来解决国际热点和爆发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重视，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
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特点，是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地位和平等权利，经常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欺侮和歧视弱小国家，企图由自己国家支宰世界，支配它国的命运，这就必然引起各种矛盾、摩擦以至战争。所以我们在国际生活中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完全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最后我把自己的发言归结为三句话：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正以自己的发展和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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