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海 袁俊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6月指出：如果说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们应把发展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那么，怎样才能加快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日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好当前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只有认识并利用好各种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更炔更好地得到发展。
一、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
机遇，主要是指好的机会或条件。因机遇带有暂时性，所以在它来临时不认真加以把握，往往会失去发展的好机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认清并抓住机遇，其发展便会出现较大飞跃；反之，便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取得了经济上的飞跃发展，就是因为它们看清了国际国内形势，紧紧抓住了机遇。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其次，由于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可以说，战后40多年间，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尤其在50—60年代，正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之际，日本就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在这一国际形势下，针对国内具体条件的变化，采取了保护产业、扶植出口这条贯穿对外贸易战略的主线。50年代，为平衡国际收支，主要侧重保护国内尚未成熟的产业，实行了对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的全面管制政策；60年代，由于许多企业实力加强，为促使企业直接参加国际竞争，前五年主要采取贸易开放策略，后五年由于贸易顺差逐步增加而以资本开放为主；70年代以来，由于同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贸易摩擦，实行了协调与竞争并举的贸易政策。前苏联在30年代，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严重下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猛跌，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的范围广。而这一时期，苏联的国内形势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等，苏联政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西方严重经济危机的大好时机，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国民经济中建立了大批的骨干企业，使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由于他们在发展经济时，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挥本国（本地区）特长，分阶段、有重点，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方针。60年代，利用了全球新技术革命造成的契机；70年代，成功地利用了两次能源危机；80年代，“四小龙”着重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调整，如南朝鲜的“科技立国”，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战后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生产快速发展时期。西欧、北美等国相继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大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较快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正当许多国家快速发展之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没有抓住机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由此看来，谁抓住机遇，谁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反之则成为落伍者。中国当前正面临很多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抓紧，否则将失去机遇。
二、我国当前面临加快发展的极好机遇
一个国家若要加速发展，需要良好的机遇。当前我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国内环境，从而好好把握机遇，即“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
从国际上看，我国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由于苏联解体，两极对峙局面已经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还打不起来，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霸权主义日益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要求和平的力量日益壮大，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其次，我国在外交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与越南、独联体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三，周边国家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密切发展，他们对我国的工业制成品需求量很大，我国的产品在质量、档次等方面更适合他们，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不景气的局面，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它们为走出困境，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因此，我国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强，国际市场不断扩大。最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对我国经济增长十分有利。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调整，积极借鉴先进经验、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
从国内看，形势对我们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具备了较雄厚的实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在努力实现小康。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积累也有较快增长，这种状况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还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加上我们丰富的资源，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而且，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已实现了飞跃性发展，这些地区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可以带动落后地区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其次，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例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等等，摆脱了以往许多观念上的束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十四大”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以展开。再次，我们在十几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成功的典型已经涌现出来，这对于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
我们在把握以上各种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还存在着压力和挑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性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如果我们不扭转落后的局面，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有力证明。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普遍不好；国内资金仍很欠缺；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矛盾也很突出；人口增长面临新的高峰，等等。这些不利条件都要认清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历史上少见的，但忽视了不利因素，同样不能加快发展。
三、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认清了以上所述国际、国内存在的各种机遇，怎样做才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呢？
首先，继续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在1983年7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要扩大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合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目前，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在国际、国内一切有利条件下，加快发展。
其次，要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早已被世人公认。1978年以后，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等，但是，目前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1950—1989年才达到30％。[5]可见，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无论何时都应注重科技发展。
再次，要大力抓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6]以往，我们在教育方面有许多失误，对教育的重视不够。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归根到底要靠教育培养出的大批人才。战后的日本，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日本政府把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因素”，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看，教育总体水平还很低，到1990年，大陆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2亿多人，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仅为3％，而中等发达国家在1987年便达到17％。[7]这种教育状况，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抓教育。
最后，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传统体制，被邓小平称之为“一种革命”，[8]这绝不是夸张。自实行改革以来，农村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正在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9]由于我们的党对传统体制弊端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这些年改革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仍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弊端，因此，“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10]
综上所述，国际、国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只要好好把握机遇，并克服不利条件，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实现经济起飞，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社会主义迟早会走出低谷，迎接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赵树海：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袁俊峰：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3]《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5]《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载《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7]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9]《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1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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