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中两个“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概括，这一判断对于中国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也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简言之，即争取和平，发展自己。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其中之一即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的起点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
在再版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新增的《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文章中，提出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国内学术界作过许多研究，但几乎都没有直接论述到“发展的起点”问题，因此很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要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讲的“经济建设”，不再是停留在维持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而是逐步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多次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既然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搞四个现代化，而我们的现实基础又是那么落后的传统生产力，那末，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除了尽一切可能调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外，除了客观地确定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只有起点高了，才能实现现代化。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发展的起点”问题，就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阐述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发展的起点”，还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以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对我们的挑战。1975年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粉碎“四人帮”后，他不仅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阐述了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世界科技发展的动态。他形象地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2]他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要加快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和吸收世界科技成果。一是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我们可以利用；一是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学习就赶不上时代。正是这两点综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
如果说前面两个原因讲的是中国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起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其现实的条件性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充分地注意到了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77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讲话中就已经提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3]这一重要判断不仅为历史所证实，而且因和平因素不断发展终于使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展了这一新的判断。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国际形势，使得我们有条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以便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发展起点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我们不能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后面爬行的观点，揭示了后发展现代化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发展特点，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科学指南。
二、“利用”的实质是开放和引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对外开放的理论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把发展放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他说：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因此，开放和引进是中国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的重要一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利用”二字，其实质就是开放和引进。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举步维艰，十分困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这里有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因素，有林彪和“四人帮”破坏的因素，也有我们党工作上失误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世界，无论是商品，还是技术、资金、信息、人才，都可以在全球交流。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为党制定对内搞活方针的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智力以及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自己的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巨变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变化，都同党的开放政策直接相关。
当然，作为“发展的起点”，这种开放必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开放，离开发展谈开放，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开放；不符合发展要求，以“开放”为名行走私、贩毒之实者，更是我们反对的。因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开放、掌握开放、实现开放。
我们把开放和引进即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不是说我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国外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即使我们通过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也要有自己的改造和创造。而且，只有这种自己创造的“第一生产力”，才是社会生产持久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在我们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发展的起点迅速提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招。
三、重要的在于“抢时间”
历史告诉我们，实行开放是有条件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认为，现在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这就是说，通过开放和引进，将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一要有条件，二要敢于抓时机。两者缺一，全谈不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的大国，能不能抓住机遇，尤为重要。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发展的起点”问题时说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
抢时间，抓机遇，首先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有利于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因素。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已逐渐表现为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尤其是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策，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利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已经太平无事了。当今世界变化多端，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残杀不断发生，尤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在威胁着各国的独立和世界和平。世界各国都在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最佳有利位置。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稍有怠懈，必须认清有利的形势和潜伏的危机，紧紧抓住和平的因素，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推进我国的现代化。
抢时间，抓机遇，同时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由于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在这场关系人类文明前景的革命中落伍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场新科技革命尚未划上句号，而且有许多新兴的科学理论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加灿烂的前景在等待我们。已有的新科技革命成果是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的技术资源；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的机遇。加上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我们在科技现代化乃至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快发展，实在是大有可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抢到时间。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制定“863”计划时，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5]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他明确地指出：“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6]
这两个“抢时间”不是互相割裂的，抓住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赖于抓住国际形势发展中的和平因素，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就难以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包括技术交流、科学交流和人才交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7]因此，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重要的是抓住可以为我所用的机遇，要抢到时间。
四、我们的雄心壮志在“先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除了强调“利用”二字外，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强调凡是为我利用的都必须是“先进”的。
他在论“发展的起点”时，说过要利用“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先进装备”以及管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等等。其中，一类属于生产力范畴，一类属于管理体制范畴，但都必须是在世界上先进的。他说：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先进”的核心，在于真正的现代化，能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1978年9月18日，在同鞍山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从技术设备、管理和人三个方面展开这一问题的论述：
第一是技术设备。他说：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70年代的，配套也要是70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富有战略前瞻的思想，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我们有些地方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这种现代化的眼光，加上对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信息缺少全面的了解，引进了不少人家淘汰的技术设备或即将落伍的生产流水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联系这些教训读邓小平同志的著述，更觉其可贵。
第二是管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又一重要思想。这是他比较了鞍钢和日本钢铁生产的实际情况后，从肯定鞍钢改革设想角度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于开放，而且对于改革，显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上海宝钢的特点，就是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改革我们的旧体制，形成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达到了世界冶金工业先进的生产水平，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
第三是人。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应该设想，经过技术改造，文化和技术操作水平较高的工人应当是大量的，否则不能操作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人的因素，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把强调人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对立起来，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在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不仅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能艰苦奋斗的人，而且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的管理方法的人。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以及培养相应的人才，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也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才能获得的。因此，无论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来说，还是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说，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经济，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作者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0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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