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功敏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今天，科学地厘定我国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政府职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历来有两职能说和三职能说两种，前者认为政府职能是对外反抗侵略，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实行政治统治。后者认为政府除了上述两种职能以外，对内还有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职能。两职能说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单纯的暴力机器，三职能说则认为国家对内除了政治统治以外，还有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现在三职能说已占上风，很少有人再坚持两职能说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它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重大决策，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三职能说还是有缺陷的，这种理论观点已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三职能说认为政府的对内职能有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双重职能，但对外职能还停留在反抗侵略的单一职能上。世界上问题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古今中外国家间固然有建立在强凌弱、大欺小、寓压穷基础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颠覆与反颠覆、干涉与反干涉、渗透与反渗透的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也出现过和亲、交流、通商互市、共处共进、互利性的协议和各种形式联合的关系，这便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民族国家间的和战交替发生的根由。
战争的主要根源在剥削制度，和平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布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但是帝国主义视社会主义国家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4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制度扼死在摇篮里的图谋失败后，接跑而来的是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孤立和封锁。冷战转化为热战的危险就象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时刻威胁着苏联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对外职能立足于反侵略、反干涉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提出过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也赢得了大约20年和平建设时期，为反法西斯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准备，但是当时作为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条件尚不具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敌视的，我们顶住了他们的压力，坚持反对美国的侵略威胁，对他们的和平演变阴谋也有所警惕。与此同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争端。我们和苏联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积极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国的关系。1953年中印谈判中，我国首次提出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得到印度的赞同。随着我国和平外交的扩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越来越大。1955年亚洲国家万隆会议公报提出的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十项原则，实际上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50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基本继续实行既定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打开了国际关系的局面。在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经把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
过于严重，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立足于早打大打，准备几个方面都来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一段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工业的投资布局也从备战要求出发，以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西部山区为主，国防工业占据较大比重，这对全面均衡快速发展经济建设，不是最好选择。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重点转移，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调整了国内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十五年来，基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调整了对外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说，在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我们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原定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的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的。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方针的前提下，确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和政策，在确保祖国统一、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允许台港澳地区保持原先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其稳定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祉。
对外政策调整是从国际国内环境现实出发的。二次大战后两霸对峙，世界处于“恐怖平衡”之下。连绵不断的地区战争和国内战争，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长期的军备竞争，吞噬了大量宝贵资源，妨碍一些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已由战后相对稳定发展进入胀滞和低速增长阶段，衰退和失业威胁到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因此引导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不能不列入政治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失误，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调整政策。长期生活于贫穷落后境遇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心情最为迫切。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稳定发展的实例，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种发展经济上升为国家头等大事的世界潮流，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东西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现实依据。当然，原有社会制度间矛盾、民族国家间矛盾、文化传统间矛盾并未消失。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彼此之间既有矛盾、对抗、冲突、斗争的一面，也存在建立在某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交流、对话、沟通等互相妥协的另一面。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府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对大家都有好处。人口、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都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贩毒、恐怖活动及其他一些反社会的刑事犯罪常常会突破国界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及一定程度的互利合作，不仅是美好的理想，也具备相当的客观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的转折点，并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我国政府的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国内职能越来越突出。从来国家的对外政
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和延长，并为对内政策服务的。我国原先的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存在着“左”的影响。实践证明，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东方大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才作出对外开放决策的，并确定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一百年不变”。既然要扩大开放，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缓和国际关系是适当的。这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但丝毫不意味着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放松警惕。
从追述国家，特别是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实际演化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今中外的国际关系既有互相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互利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国际关系反映在我国政府的对外职能上，既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反侵略、反干涉、反颠覆、反渗透的斗争的一面，又有积极打开对外关系，扩大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达成某些协议或谅解的另一面。认清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两重性，就可能结识更多的朋友，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中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这个反映国家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政府职能，则正象反映在对内职能上，有政治统治与管理社会两个方面一样，对外职能也有反对侵略与和平合作两个方面。理论应该能解释实践、指导实践，当实践已超越理论，理论就不能墨守成规，应该突破原有某些框框，提出新的观点，这也是遵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行动。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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