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的外交思想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其基本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时代主题的看法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更新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和革命时代”的论断。经过长期科学、细致的对世界大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在校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即和平和发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新旧交替，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同发展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没有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和平是难以保持的，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各国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正在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邓小平阐明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它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决定了我国的内政和外交。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对外政策应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益来制定。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一个国家没有主权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更为重要，要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认为政治稳定是首要的国家政治利益，它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证。根据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里，中国国家利益的重点是经济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同全世界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它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地强调中国自身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等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着利益冲突，当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时，应注意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共同的利益，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解决国家利益的冲突。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经验和当今世界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才是中国的希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行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手段，它的实质就是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还就对外、对内开放的范围、规模、领域、渠道、步骤、布局、形式等作了具体的论述，从而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长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四、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不看别国眼色行事，不迁就国际上的临时事变，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改变了过去结盟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提出不打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世界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要靠自己。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们的独立、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则要有利于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
五、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坚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战略方针，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尤其与近邻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要有所作为，但中国永远不当头。邓小平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妄联合起来，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共同努力奋斗。他在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会谈时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创造自己的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中国将坚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对外政策。同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六、警惕西方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缓和后，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邓小平分析说，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即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搞“西化”，又搞“分化”，既保持“压力”，又保持“联系”的“两手促变”战略，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方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要刹住自由化风，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要抵制外来的腐朽思想。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泛滥，丢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他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经济搞上去，并斩钉截铁地表示，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七、关于“一国两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从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指明了道路，也为世界局势的稳定提供了新思路。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一国两制”，使本来对立的两制关系能够和平共处，它主张在尊重历史和现实、互不伤害、照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合理地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一国两制”构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一个对国际上政治和战略有意义的想法。
八、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主张中国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国际新秩序外交，以和平与发展为共同目标，反对建立任何霸权和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并存的两种制度和三类国家，即资本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对话合作；以国家主权利益为共同基础，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要求摧毁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一球两制”。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新秩序同旧秩序是相对立的。旧秩序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与战争相联系，以不公正、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以强权为纽带，大国控制世界，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处于从属地位、不平等和贫穷状态。新秩序是由世界各国参与建立，反对战争，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寻求公正合理的原则为纽带，共同发展经济。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互相促进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的基础，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要前提。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还需要世界各国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九、党的对外工作和国际共运战略。邓小平在推进中国发展的同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建立党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以及国际共运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走要坚
持，即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对别国党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却是另一回事。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一个党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由于每个国家、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论断，提出了建立党与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判断国际共运的是非不能以一国一党的经验和实践作为标准，只能根据各国党的实践和经验来判断。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改革也要从各国实际出发，不要照抄照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正确对待个人的作用，不要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希望系于一两个人身上。对国际问题采取不争论的原则。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国际共运虽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对世界有重大影响。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
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贡献。邓小平论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当代和下个世纪从“站起来”到“站得住”，一直到“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仍然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趋势后，邓小平对将来是怎样的多极结构未作定论，但他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1/5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能有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实际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强大，有助于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中国要真正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论述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必将经过“小变化”、“中变化”到达“大变化”，从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宏伟目标。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更加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也将起更大的作用，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中国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东西、南北问题方面尽更多的力量。
邓小平对国际问题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和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针对性。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政策和方针，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成功地开展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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