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徐和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着眼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站在全球高度，高屋建领地洞察国际战略形势，针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崭新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是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也为世界上解决国际争端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抓住历史契机，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争端就随之产生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引起国际争端的原因和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其范围有大有小，但国际争端大多涉及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其解决的好坏，不仅与当事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人们长期以来为寻求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作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1899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由于西方列强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不到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宣布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为目的，但是由于国际联盟本身的性质，它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在希特勒德国悍然兼并、占领奥地利和捷克以及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等重大事件中，国际联盟甚至姑息退让，以致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导致了自身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其宗旨之一，并建立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插手和干预世界各地的国际争端，不仅使国际争端难以和平解决，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争端。
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关系从以激烈的对抗为主变为以全面竞争和对话为主，整个国际形势开始趋向缓和，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各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提高。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认为维护和平与谋求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世界发生争端，都希望现有的争端得到妥善解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一种极大的制约；现代战争的巨大消耗和破坏，使战争手段日益与争端各方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而且，就解决争端本身来说，用战争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双方的分歧，消除爆发点，相反还增加相互间的仇恨和隔阂，埋下新冲突和战争的种子。正是在时代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背景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本着对历史、对国家、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契机，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二、适应新情况，探索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离不开
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与外宾谈话时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1]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
对于领土、资源争端，邓小平提出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2]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等争端，邓小平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置争议，就是把那些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避免双方激化矛盾。所谓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各方连结起来，各方共同得利，为合理解决争端创造和谐有利的气氛，最终达到消除争端。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绝不是“不谈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把事情弄僵，陷自己于被动；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得到较好的解决。邓小平这一化争议和潜在冲突为合作的战略设想，符合争议各方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减轻了他们对我国的疑虑和敌意，有利于争端的妥善解决。
（二）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
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争端实际，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思路：一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而不用吵架的方法，不用武力的方法；二是双方相互让步，并且能向各自的人民交待；三是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我国与印度、越南和前苏联有关国家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通过双方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订立边界条约，寻求合理的解决，是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办法。
（三）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处理国家间关系
邓小平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3]对于与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邓小平提出要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如在中美关系上，“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4]对于在历史上与我国有过矛盾、有过恩怨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如在中苏关系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中日关系上，要看得远些，“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6]对于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同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申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一样。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贸易矛盾等，邓小平也强调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
（四）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2年8月，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二战以来，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其根源就是超级大国在挑拨、在插手、在相互争夺霸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联合国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联合国应该而且可以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联合国在世界冲突各地广泛开展调停、
调解与和平斡旋，在有些地方开展了维持和平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联合国目前还没彻底摆脱大国的控制，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未能体现真正的公正、合理，这样不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目前，人类所渴望的和平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上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也是以维护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
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为解决世界上许多争端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利于直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世界上有许多争端，如政治分歧、贸易摩擦、宗教纠纷、种族冲突等，一直困扰着人类。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装冲突，危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老办法不能解决，就要寻求新办法。否则，始终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7]如果世界上很多争端都从尊重历史和现实出发，考虑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会大有好转，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二）有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从世界角度来看，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有和平安宁的环境，发展经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使争端各方得到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有助于争端各方排除相互关系中的障碍，增进了解和信任，从而为开展经济合作和交流创造条件。如中俄、中印、中越等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或者达成共识后，不仅双边边境贸易和往来明显增多，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中俄、中印、中越等国的经济合作。
（三）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当今世界，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插手世界各地的争端和冲突，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国内动荡不定，国家之间领土、边界、资源争端频频发生，往往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有利条件。争端各方如果能够和平协商，在没有外来势力插手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霸权主义得以制造事端的一些借口和条件，限制霸权主义的活动。如中国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祖国达成协议，就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国际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难以插手。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8]是对世界和平、人类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菲律宾《世界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中英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典范，即无论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当代国际上发生的问题，都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用谈判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认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
四、辩证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将是我国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在理解这一思想时，要特别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一是在国家主权、安全等根本利益上丝毫不能让步，而对一些相对的非根本利益，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处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9]二是把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在当前，维护和平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大局。解决国际争端，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虽然象领土、资源争端的解决上，我国会损失一些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照顾了当前经济建设的大局，有利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隐患，保障和平安宁的环境，促进我国的发展，这就从更长远的意义上和更高层次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三是既要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也要尊重和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国际争端中，争端各方的共同利益是调解国家间矛盾、寻求争端解决办法的基本前提，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则是影响争端和平解决的内在根源。争端各方既要考虑到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要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不损害各方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让步。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需要以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能不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实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邓小平在分析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为什么取得成功时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0]只要经济上去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在国际上就有地位，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就有牢固的基础。如果经济上不去，不仅解决国际争端难以实现，而且国内容易发生问题，从而引起动荡甚至内乱，并有可能出现新的争端。因此，我们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提高综合国力，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基础。
（三）力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
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11]这虽是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内政时提出的一条原则，但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同样适用。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以武力作为解决和干涉国际争端的手段，严重损害别国主权，使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受到干扰。如果争端一方或几方推行武力政策，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制造紧张气氛，维护既得利益，那受到威胁的国家则有维护国家利益、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当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的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及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作战，就是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行动。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就要有以武力自卫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准备。因此，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历史契机，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备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完全实现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一是争端各方要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的大局出发，加强合作，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争端各方不论国家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应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使各方都能接受。二是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要摆脱霸权主义国家的控制，防止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大国所利用，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干扰。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就大有希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1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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