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洪兵
邓小平十分关注国家利益问题。他的有关论述，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表现形式，以及分析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方法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了解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将使我们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利益。而这一认识，正是我们正确确定国家战略目标，判断现实或潜在威胁和选择相应战略手段的前提。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中维系各种社会集团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出某种民族或地理的特征，但实质上，国家是与社会发展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是一种阶级社会的政权组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必然是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反映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对立的；而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就是它的人民性。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他在谈到有关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问题时，常常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邓小平在同一个来访的印度代表团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还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1]这些论述向我们提示，邓小平所说的国家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和愿望分不开的，我国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们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第一，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无产阶级是人民的主体，其利益通过共产党的奋斗宗旨体现出来，而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统治阶级所提出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我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正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为关心的那些事情。邓小平强调：“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
[2]邓小平所说的这些最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荣辱”，这正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第三，我国国家利益价值取向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反映出来的。我国在决策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总是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的。邓小平经常提醒我们，要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能不能“向人民交代”，从人民的意愿出发进行思考的抉择。正因为这样，我国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
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应当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理解国家利益的地位，我们应从“最高”这两个字的含义入手。第一，国家利益集中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衰和荣辱。毫无疑问，这些“最大的事情”，必然是考虑国家关系时的最高准则。第二，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并且高于阶级、民族和其他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第三，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矛盾应当服从国家利益，我们要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或不同的国家都保持友好往来。同时，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第四，我国是一个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要根据国家利益决定自己怎样做，而不是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认识国家利益的作用，应着重把握“准则”这两个字的含义。第一，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目标的准则。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总体战略目标必然是繁荣国家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第二，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关系的准则，邓小平多次向外国来宾谈到，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任何国家友好往来，对于一些历史隔阂、意识形态争论和社会制渡差异等问题，可以采取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化干戈为玉帛。但有一点，邓小平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损害中国的利益，“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第三，国家利益是判断战略决策是非利害的准则。各国通常都以国家利益的得与失，来判定战略决策的是与非，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他还说：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他强调，判定一项对内或对外战略决策是否正确，应当看其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
三、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特别强调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他经常提到“中华民族团结”或“中华民族子孙”。他所指的民族，不是单指汉族或少数民族，而是包括我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作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主体，具有与国家相同的含义。邓小平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指称一个对象，说明一个问题，他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举动，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他一再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国，维护中国和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超越某些分歧和差异而组成社会集团，构成国家的主体。所以，有人从这个意义上把现代国家称之为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代表了民族利益，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维护了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人口占世界1/5多。中华民族的子孙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对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同方式。中国人一向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国家”。我们只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抛弃前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起来，形成整体力量，才能使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把我国国家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样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都要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他多次申明，我国进行的事业是民族振兴的事业，我党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应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邓小平关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一性的论述，都紧紧围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等目的而谈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为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这种团结完全是正义的，与“狭隘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
依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分析和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我国国家利益结构层次中的突出的地位，以及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利益的原则立场与鲜明态度。
正确理解邓小平这一观点，应当着重把握好两点：第一，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这样谈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清楚表明，我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做交易。我们要向国内人民明确这条原则，也同时要向世界各国表明这个态度。第二，抵制国际上的“主权过时”论，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目前，一些西方人士抛出了所谓“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等“主权过时”论，为一些西方大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邓小平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4]
所以，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和威胁我国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要求。
由于我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得到了很好维护。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其国际地位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目前我国的安全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受到某些因素的威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企图损害（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二是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最终实现。我国虽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分别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达成协议，但在落实这些协议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困难和阻力。在台湾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时常对我国主权提出挑战。三是我国与部分邻国存在陆地边界问题，并与一些国家在沿海海域和某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国领土被侵占、资源被掠夺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我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对于我国国家利益面临的问题和遭受的损失，我们应当依据邓小平以上战略思想严肃对待和处理。
（二）着眼国家的发展利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在邓小平看来，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表现在“民族能力”的增强和“民族、国家兴旺”等方面。“民族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征服自然或不被其他民族所征服的整体力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民族、国家兴旺发达”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所以，邓小平将发展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国家发展利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来看待。事实正是如此，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基本标志就是看这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居于何种水平。因而，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眼光是否长远，是否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其关键就是看我们是否紧紧盯住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不放。
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就是要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战略主动权，谁就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动挨打。所以，邓小平强调，我国一定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5]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能力，在某些领导或某些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国整个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应当看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依靠科学技术，而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国工业发展要改变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成本高、效益低的状况，离开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我国要进行人口控制，保护自然环境，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我国要增强国防实力，打赢未来的高技术战争，更是离不开科学技术。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之所以把稳定称之为“最高利益”，因为它是国家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在现阶段的综合反映和最高表现形式。当今世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上一股动摇社会主义体制的浪潮难免不会波及到我国，“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6]所以，我们应当从整体上认识社会稳定对于实现国家各方面利益的重要性，切实把稳定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坚决捍卫之。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3]《邓小平丈选》第3卷，第3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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