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武
本文无意对这两位大人物进行比较。他们两人是如此的不同，一位被其同僚称之为“头号反并人物”，[1]一位被誉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但有一点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他们都曾叱咤历史风云，都是能以各自的政治艺术给历史打下烙印的人物。
正是通过不同的人物才正好反映出时代主题的变迁、发展。
一
从“TheUnnecessaryWar”到“一国两制”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告诉丘吉尔，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起一个什么名称，丘吉尔立即说“TheUnneces-saryWar”。[2]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两种译法，一是“非必然的战争”；一是“不需要的战争”。无论哪一种含义，都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政治家们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消灭战争，不能再依赖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人们，人类社会要么中止其根深蒂固的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历史；要么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身将被中断。
荒谬的是，虽然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地进行战争的世界。据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估计，仅在1983年的夏天，就有15场战争和20场小规模冲突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中尼克松写他的《真正的和平》小册子时，已经发生了140次战争，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3]
这些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最重要、最深刻的冲突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冲突。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有多种描述，有所谓“两大阵营对峙”、“东西方矛盾”等等。这种主要的冲突制约着其他冲突，使人们看到二战后的世界各种冲突后面都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因素在制约着。这就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仅有消灭战争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使其不至于演化为战争；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让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处。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是在丘吉尔时代以前就完成了的共识。但直到丘吉尔退出历史舞台，他都一直缺乏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政治想象力、政治艺术。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世界帝国主义是不承认它的，所以有1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打到俄国去，消灭这个社会主义怪物，这是当时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认识，但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被剿灭，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则生长出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丘吉尔成为国际性政治人物时，英、美都亟需联合社会主义苏联来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使丘吉尔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但即使在那时，丘吉尔也丝毫没有掩盖对这个现实存在物的故意。他把与苏联的联盟看作是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希特勒而与“魔鬼”结成的同盟。[4]即便是希特勒也看到这种“联盟”中的矛盾，希特勒在垂死挣扎之际都还期待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由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缘故而内江。[5]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导人们明智地没有让其矛盾在希特勒被彻底消灭之前完全暴露出来。[6]
但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就突出了。综观丘吉尔晚年的著述，这位颇为雄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面对社会主义的强大是茫然失措的。他无力希冀“打进”苏联去，而希望能够“顶住”这股“邪恶的”力量，两个阵营相互顶着。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不是用战争，而是用其它手段来消灭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丘吉尔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冷战政策。历史证明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政治思维方式。
世界上的矛盾长期顶着，互相僵持，最后总会导致战争。朝鲜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雅尔塔协议的背景下形成的。50年代初南北双方发生冲突，美国在所谓联合国军旗号下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而爆发了朝鲜战争。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争议，因长期顶着互不相让，以致爆发了二战结束以来南大西洋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双方损失惨重。
历史用惨重的代价呼唤着新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一国两制”顺应历史潮流而生。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盲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年来有个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但要有不用战争手段的愿望，而且要有行得通的和平的方式。小平同志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
二
从“IronCurtain”到“一国两制”
“IronCurtain”..（铁幕）一词是丘吉尔的专利。丘吉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铁幕”。铁幕对面的社会主义在丘吉尔的视野之外，他呼吁铁幕他这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求发展，求对抗。[7]这种铁幕理论基本上规划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不苛求于丘吉尔。但是，即便只用资本主义政治家的水平来衡量他，铁幕理论是否真正有利资本主义一方的发展呢？从短期效益来说铁幕的一边有了复兴欧洲等计划，但当历史的长画轴逐渐展开时，这种短期效益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第一，铁幕一边的发展，是以谋求与铁幕另一边的对立为前提的，这必然带来铁幕两边的猜忌、对抗和仇视，由此引起的铁幕两边发疯似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人类发展源泉的最大耗费。第二，把铁幕的另一边放在视野之外必然只片面追求铁幕内部的发展，既必然导致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又必然导致拒绝别国人民的有益的发展经验，第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着的整体，铁幕一边的片面发展不可能是长期的、健康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依靠掠夺别国人民发财，将沉重的债务锁链锁在别国人民的身上，现在这条锁链也无情地锁住了西方的腿。这就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让当代政治家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南北矛盾。矛盾的种于是由丘吉尔种下的。“铁幕”掩盖下的原来是一颗美杜莎的头。丘吉尔将观看美杜莎头的厄运留给了他身后的人。
“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科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破除了铁幕的神话和迷信，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两种社会制度不是彼此封闭地发展，二者之间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
“一国两制”理论比较“铁幕”理论，有显著的历史性和人民性这两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种制度在当前世界共存，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不能否定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也不能人为地用“铁幕”将二者分裂，而应允许两种制度在交往中互相竞赛，同时将竞赛的选择权、裁判权交给人民。这正如邓小平在指出了两种不同制度可以在一国中并存后所说：留下的问题就是和平的竞赛，让人民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
“一国两制”从三个方面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思路。第一，允许在一个国家内从实际出发实行不同制度，以利于让不同制度的优越性或长处在各自的条件下得以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第二，允许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说，有利于它本身溶解、吸收资本主义中还有生命力的形式和手段，使社会主义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吸引力。第三，它以在一个国家尚能实行两种制度的壮举，在世界范围内打破关于“铁幕”的神话的迷信，使人们在直接参与的两种制度和平竞赛过程中就近观察比较各自的长短和优劣。
三
“铁幕”与“一国两制”的时空维度。
“铁幕”理论所适应的空间维度是明显的。从主观上看，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理论的产物，以损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为代价。从客观上看，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它的设计者主观设想的那么广泛的应用，而且从历史过程来看，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感到负效应越来越大，大约在50—60年代，这种理论维系着西方世界抱成一团，但它是以宣传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怖神话为前提，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引起了也包括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在内的许多冲突。60年代中后期开始，“铁幕”两边各国分别被绑在美、苏两端，基本上只有利用“两霸”的兴起，而妨碍了包括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甚至西欧资本主义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正常发展，而且美苏两霸本身也为其各自在“铁幕”的两边“挑头”、军备竞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铁幕”理论的时间维度也是很短暂的，它的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就逐步消失，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世界人民相互加深了解，到了60—70年代之交，基本上就没有人再相信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还横着不可逾越的“铁幕”了。有人将柏林墙的拆除定为“铁幕”理论最终失效的标志，那么这个理论影响历史的时间就是40左右。同时，我认为“柏林墙”只是一个象征问题，而实际上，从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打开对华的大门开始，就标志着西方本身最终抛弃了“铁幕”理论。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
“一国两制”的空间维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套具体的方案，它首先适用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第二，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适用空间是极其广泛的。比如现今世界有许多领土开发、资源开发的矛盾，也可按一国两制的方式，采取“共同开发”方案；又如这个理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人民主动选择等。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它的适应空间将在一个长时间内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展开。
“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从香港来说，已明确为法律所规定了的是50年不变。50年以后可能更不需改变，变或不变将交给人民决定。同时，作为解决当今世界矛盾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应用时间维度将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时代。可以说在整个共处时代里，随着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全世界人民互相了解的加深，“一国两制”所代表的政治信念将获得不断扩展的时间维度。
丘吉尔在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曾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8]邓小平和丘吉尔都曾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一条战壕里，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邓小平的历史足迹则跨越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有了“一国两制”的创举，和平与发展不仅是有了善良的愿望，而且有了——用丘吉尔的后任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撒切尔夫人在归结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利益时说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决。
“铁幕”理论与“一国两制”理论之所以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时空维度，是因为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主题，“铁幕”一出世就是面朝过去的东西，它生存于“战争与毁灭”的阴影之下”；“一国两制”一诞生就是面向将来的理论，它发展于“和平与发展”的阳光之中。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99页。[2]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页。[3]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第3页。[4]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99页。[5]《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第六编“第三帝国的灭亡”，第三十章中“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部分。[6]关于这一点，西方史学界将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定为冷战开始，幸方到1947年才是“冷战加强”。可以想象，假如冷战恶化于希特勒德国彻底灭亡之前，将会给人类历史带来多么大的浩劫。资料参见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便览》“世界大事年表”部分。[7]丘吉尔晚年曾将他1947年和1948年的演讲集成一册，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求铁幕一边的发展，求铁幕丙边的对抗”的基本思路。参见丘吉尔著《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8]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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