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欣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国际战略”的概念。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较长时期和全局性的谋划。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指出了未来年代的发展趋向，以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学习他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
1、对时代内容的判断
对时代内容的判断指对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过渡时期中特定阶段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判断。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历史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逐渐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世界人民面临的任务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十四大报告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从列宁到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世界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内容的基本判断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论是：“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上述判断的依据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9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斗争实际，认为各国资产阶级在市场上斗争的同时总是联合起来对付各国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也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同时是国际性的。因此，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会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发生。
列宁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突破过去革命理论的束缚，提出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列宁设想一国胜利后迅速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烧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把俄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
在列宁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奋斗的国际战略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新的判断，在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指明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也指出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大主题的论述揭示了当前世界战略力量的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处在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又具有一定活力；社会主义有着无限生命力，但经济、政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力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双方势必处在一个积聚力量、相持不下的统一体中，呈现出竞争共处
的和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仍是战争的根源，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世界战争是可以抑制的，而最终解决世界前途的问题，主要看在和平竞争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即看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和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前途，到头来是看谁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看谁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2]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下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在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心内容和战略任务作出判断的同时，还对当前国际形势作出具体判断。
（1）在较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以前总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个判断，是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邓小平同志划清了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界限，并通过对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辩证考察，科学地预见到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他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如果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延缓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小平同志的这个基本估计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一个解体了，一个野心很大但力不从心。
（2）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4]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这一精神，概括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的主要特征是美国地位下降，其他各极力量有所增强，到90年代初，西欧与美国实力大体持平，日本经济实力为美国的2/3，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多极格局的重要一极，在新旧格局转换期，世界格局处于一超多强局面，多极化趋势加快，美国难以独霸世界。
（3）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总根源早在70年代未，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仍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冷战结束前，霸权主义主要指美苏两家，冷战结束后，主要指美国。美国侵犯别国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导致世界、区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
由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世界依然存在战争危险。目前，这种威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局部战争和局部冲突频频发生；二是美国开始进行两个冷战，一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
（4）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他多次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美国得分不多，得分最多的是别人，美国又面临两大对手，日本敢向美国说“不”，德国也敢向美国说“不”。这很值得注意。近年来，日美、日欧在经济领域内的激烈争夺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这一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
全面持续地观察国际形势，不能把发达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不能把我国面临的形势，尤其是“六·四”后的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充分利用西西矛盾，及时并善于把握实际存在着的机遇，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
1、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一样，邓小平同志维护党和国家“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特别看重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独立自主和创新，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和国际斗争中的立足点。邓小平的探索是在中国原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苏联模式的潜力已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是在社会主义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世界上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通过改革尽快摆脱传统体制的樊篱，走出一条既超越苏联模式又非全盘西化，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证明：苏联在西方浪潮冲击下迷失方向，照搬资本主义道路，把国家的命运拴在西方大国身上，从而丧失了国家主权和独立，演出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国由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广泛地发展了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没有做它们的附庸，更未吞下它们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国家利益原则
1989年1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5]邓小平同志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6]
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它揭示了国家关系的本质。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及国际社会中平等权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要受该国领导人阶级立场、党派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最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行的。因此，国家问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
它阐明了处理国家利益关系的正确准则，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因素为借口去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发展合作，不能搞对抗。
80年代未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内思想动态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7]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只要在本世纪末最后十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风浪中稳如泰山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继续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在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后来以中印公报的形式正式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1988年后邓小平同志曾在五次谈话中强调要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国际问题。
他在强调这一原则时，突出两个思想。一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1989年10月，他在同国际友人谈话时说：“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年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8]翌年7月，他又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9]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12月同日本客人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与新秩序相对立的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以富掠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国际新秩序核心是和平、公正、合理，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另一个突出思想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六·四”后，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压力，邓小平同志分析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10]因此，中国具备同大国打交道的条件与可能。由于我们力量相对不够，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也有必要继续同大国打交道。因此，小平同志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如何处理同大国的关系，他提出一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11]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此基础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进一步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条件。
4、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应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这一原则是对国际关系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对我们进行国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自己的重要职能，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国家关系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原则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利用美国的两面性，维护与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它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将继续在人权、贸易、军售、台湾、西藏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压力，本质上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它出于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以拓展在华市场，维持东亚稳定。
美国的这种两面性，为我们提供了在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继续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的严峻性，应始终对美国保持应有的警惕。
5、党际关系原则
在如何发展与外国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进入90年代后，这些原则突出地表现为一句话：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1990年3月，在苏联局势急剧变化，其内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3]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后来，他依据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各国发展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别国只能尊重不能干涉，“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中”[14]
邓小平同志主张“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把不搞争论看成是他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决不是不分曲直不讲是非，而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搞争论，决不是不讲原则
随波逐流，而是有气魄容纳世界上的各种意见，有耐心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有决心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为中国自己负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职责，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国际义务。
6、睦邻友好原则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睦邻友好原则，主张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我国周边，始终存在着不安定因素、热点或潜在的冲突危险。要消除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必须与相关的邻国协作配合，共同努力。因此，创造和维护与邻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较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在实践上，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他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朝关系不同一般，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经受过疾风暴雨的考验；中国和东盟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双边关系应当是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与立场；中缅亲戚越走越亲；中巴两国是睦邻友好的典范；中印应改善关系，应该求同存异，中印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责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稳定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中国通过稳定周边，在亚大地区的作用、影响增大。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亚洲任何一个问题几乎都难以解决，中国对于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不可少的。
7、反霸原则
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1989年后，他多次指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泊，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突出反霸？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两个现实威胁，一个威胁是对世界的，另一个威胁是对中国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泰国总理差猜谈话中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15]我们必须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和继续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失去竞争对手后，充当国际警察，它不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到处插手世界和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开推行军事干预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两极格局解体后，虽然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由于美国对我国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遇到的困难增大了。美国在亚大地区的军事存在仍具有相当规模，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至于同我进行军事对抗，但它从根本上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除了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外，美国还把我国视为在亚大地区“制造麻烦的根源”，并通过大量军售，增强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以牵制我国。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
8、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避开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后，提出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这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坚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这是一个从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的大局着眼而提出的出色的、有创见的思想，在世界上以前是没有的。
在具体办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说，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其灵魂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者是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64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10][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14]《邓小平丈选》第3卷，第359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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