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溶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因此，时代问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原因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对时代的研究、主要是对时代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关系的研究显得不够，往往把它等同于外交政策，习惯于按照“先内政后外交”的顺序，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来阐述。阐述的位置或许并不重要，关键要把它的理论意义，突出地强调出来。
时代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是列宁的时代观与邓小平的时代观的继承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彻底。这里引用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邓小平的一段话，或许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启示。
这段话刊登在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一文中。邓小平针对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观点，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1]这段话说明，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在60年代前、70年代、80年代都不同。60年代前，我们按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都分别属于这两大阵营。70年代，我们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个部分。80年代后，我们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新理论。
下面着重谈谈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思想的形成过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两个转变”的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提法，是在80年中期才形成的。这是根据世界形势的客观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虽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是趋于紧张的。而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策动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发生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估计到，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2]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80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在强调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看到，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布局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3]而后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出人预料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的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上终于支撑不住，国际上和平力量的反对，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这一改变的迹象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982年已出现。当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开始逐渐改变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即“两个转变”的第一个转变。比如，邓小平同志1982年8月21日会见德奎利亚尔时强调：“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4]再如，改变了对裁军谈判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们是赞成谈判的”。[5]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开始了“两个转变”的第二个转变。
基于对苏共同的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认为中国为对付苏联威胁而有求于美国，因此，即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冒犯中国，中国也会吞下去。中美刚一建交，卡特政府就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西方的一些国家也持这种看法。向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中国政府，对此相应采取强硬态度。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
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可以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中央作出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定，邓小平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7]他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8]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主席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对美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这里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方针。邓小平说：“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
[9]在“一条线”时，我们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美苏关系，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人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9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同年6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他在这一年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外政策的正式提法，由“和平的外交政策”改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和平”这两方面内容，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应着重强调。
发展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相伴随。第三世界原来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它们先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后，经济斗争成为主要问题，这场斗争在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等国针对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制订的援助不发达国家两个十年计划均已失败，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的状况，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同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著名讲演。人们也许忘记他讲演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他当时“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的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所以提出注意“发展是核心”的思想，正因为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实际上长期存在，只是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反映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也不能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变化的关键。
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简要概括邓小平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再发展问题，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再发展也解决不了。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加强南北对话。双方要互相沟通。北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同欧洲的联系”，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三，第三世界的发展关键靠自己的努力，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同志说：“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
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11]他强调：“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2]他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大方面，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他在1984年10月31日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不当头”的观点。
邓小平在1978年5月7日的谈话中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13]1979年3月30日他又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14]他在1986年4月4日又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5]1989年10月26日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16]这里，邓小平将坚持和平与坚持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本来是和平的象征。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和平、民主、富强”的形象，但后来这一形象被破坏了。这与苏联等国家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关。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确实批判过“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导师观点的片面理解，使我们不愿意过多强调和平。长期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和颠覆企图，也谈不上和平，加上我们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是否要强调和平这一点的认识发生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仅包括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也包括强调坚持和平，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应该指出，毛泽东也是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的，但是把坚持和平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是否坚持和平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是重新正确认识、并有重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容。
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相联系，是邓小平同志永不称霸，决不当头的思想。人们已知道，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与几位中央同志谈话提出了“不当头”的观点。但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82年8月21日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他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不能当头头。“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7]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得更早，在70年代中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时就已提出，可见，这一观点并非是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形势下的一时的策略考虑，而是邓小平同志处理国际事务一贯坚持的原则主场，，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7][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10][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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