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力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铸了一个新的支点。他在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娴熟本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起源于1972年，当时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1]在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中美关系尚未全面正常化，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再加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增长不快，直至1978年底，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还不足10亿美元，这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随着邓小平奇迹般的第三次复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肩上。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拍板下，中美两国政府排除障碍同时公布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这一时刻宣布建交。固然有对付当时苏联威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经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应忽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31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他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曾经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2]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3]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的确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中美建交伊始，双方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
随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4]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走；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还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急待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5]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5月14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30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业、计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作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现在这位美国部长的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作出努力。
二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万斯国务卿呼吁，万斯应允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政府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的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有效期为3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30天将终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定有效期延长3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定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0亿8千多万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1978年的4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38亿3千多万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9亿8千万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10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60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8月31日至9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9月12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9月16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月17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30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使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它们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
三
在中美贸易协定签定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转向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问题。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曾一度实行严格的限制，中美建交之后美方在此问题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美国商务部于1980年4月把对中国出口从“Y”类调整为“P”类），但步子迈得不大。为了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对美国朝野做工作，敦促美方在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象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谈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以后稍微改了一下（改成‘P’组）。邓小平认为，这种滞后的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美国作出了回应。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这是一重要的步骤。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吹风”。198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表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在此之后，美国方面逐步放宽了高级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由此促进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其中高级技术的对华销售额比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对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1984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支点。中国方面把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美国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但两国间的贸易却是以每年20.7％的速度增长，199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354.3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已达1.2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经济优先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1]《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冬梅编），时事出版社11982年版，第7页。[2][3]《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第5期。
[4]《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5]布热律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4D—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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