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良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理解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是深刻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的重要环节。
一、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是科学的
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的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
以社会形态的发展为标志划分历史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突出特点。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在于它是以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
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马克思概括出生产力发展三个阶段理论。他指出，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一阶段以手工工具为标志，手工工具是人直接操作的，人体是动力。手工工具受到人的体力限制，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的剩余产品很少。
生产力的第二阶段以机器为标志。机器由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组成，利用自然力作为动力，克服了人的体力限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操作机器的工人有条件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
生产力的第三阶段是“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马克思在研究机器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机器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机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由简单的机器发展成为复杂的机器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机的产生和发展，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使机器不但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而且向不断地解放人的脑力发展。机器的自动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一个新的飞跃，产生“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概念很重要，他对这个概念作了详细分析。他说，在自动化劳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操纵它，而是在生产过程外面来调节控制象自然过程一样的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个预言，现在已被电脑系统的诞生所证明。马克思认为，自动化劳动资料的生产力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阶段。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就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要经历三个阶段。
社会分工的第一阶段是社会自然分工，它是在手工工具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手工工具的生产力不能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人们在自然条件形成的狭窄范围内生产，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只能由人的身体的自然差别来决定，这样便形成了社会自然分工。
社会分工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自发分工，它基本上是与机器的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的。机器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工人可以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使市场交换普遍地发展起来。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分工，这就是社会自发分工。在社会自发分工中，人们力图通过情报了解市场情况，这样使商品生产者产生了摆脱市场自发性、力图达到生产自觉性的要求。这种自觉性的要求，只有通过社会性的生产计划才能实现。但是，在科学技术尚未达到高度自动化的水平之前，不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计划生产。
社会分工的第三阶段是社会自觉分工。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给人们提供了生产之前掌握人们的社会需求的物质手段，这样就可以做到对社会生产的预先的计划指导。这样就使社会分工由自发达到自觉，形成社会自觉分工。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社会分工形式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社会经济形式。
社会经济形式也就是社会再生产的运动方式，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运行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了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即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自然经济是由手工工具的生产力和自然分工决定的。手工工具的生产力创造的剩余产品很少，造成了各生产单位内部的自给自足。自然分工极大地限制了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因而社会再生产基本上以各个生产体为单位，形成众多的散在的再生产群体。
第二阶段是以社会范围的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机器的生产力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这样使得以生产剩余产品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广泛的社会自发分工，建立了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社会再生产的经济结构，于是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
第三阶段是计划产品经济。在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和社会自觉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计划产品经济。计划产品经济的社会再生产以自觉的社会生产计划为主导，它不必依靠市场交换这个中间环节。高度的自动化的信息统计工具为实现计划产品经济提供物质手段。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得极短时间就能创造极大量的产品，这样就使得生产每一个产品的劳动时间极短，短到不同种类的产品中每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不可计算，这样，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再适应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了，计划产品经济成为推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都是一种人对人的直接依赖的社会关系。原始人互相依赖、奴隶依赖奴隶主、农奴依赖地主，这都属于最初的社会形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人们之间的以对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是第二大社会形态，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研究处在现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在计划产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到了第三形态，由于有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有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人们在生产之前就知道社会需要的种类和数量，能够驾驭整个人类生产，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大量产品，使工作日极大缩短。那时，人们不再把物质财富当作宝贵的东西了，而是把劳动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当作最宝贵的财富。人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科学和艺术，陶冶他的个性，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由于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提高，反过来又以一个全新的人投入生产中去，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从而进一步扩大自由时间。于是便形成了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又促进人的发展的良性循环，使人类的自由上国不断扩大和发展。这第三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今天信息科学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是科学的、正确的。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系统的信息科学和电子计算机，但马克思非常重视统计、簿记、情报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些其实都属于信息的范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不是建立在主观空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二、恩格斯晚年的重要反思
马克思提出的三大时代理论为我们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基本方法。但是，掌握这一时代分析法，还必须对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在这方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也并非永远正确。
1895年2—3月（恩格斯于同年8月5日去世），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84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在19世纪40、50年代，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出了非常乐观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到了它的灭亡期的认识。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他亲眼目睹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及其后果，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能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样一个崭新的结论。可以说，这是恩格斯代表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一个严肃的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表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何等高尚的科学态度和圣洁的实事求是精神！恩格斯的自我批评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而是依据三大时代理论；对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周期作出了更科学的判断。
从恩格斯晚年作出这一重要反思到今天，将近100年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促进了又一次经济革命；即由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推动的经济革命。第5代电脑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提出，又预示着这场经济革命将向新的水平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人类社会仍然处在马克思讲的第二形态即现代社会的历史时代，表明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当然，这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可以永世长存。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当代社会主义者必须把社会主义信念建立在对时代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的科学认识。
三、把社会主义信念建立在对时代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现代社会，这是否会得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资本主义的结论？邓小平同志从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中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结论。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6月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4]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看作中国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看作不当发达国家附庸国的根本保证，看作打进已经被占得满满的国际市场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邓小平同志并不是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一般公式出发论证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而是从中国如何在生产力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证的。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根源于两种不同的时代观。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公式出发，根源于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主义即将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而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根源于我们处在现代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对代观。
明确了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基于独立自主地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的社会主义，就会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得出科学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当年马克思预想的那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市场经济、实行计划产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是第三形态的社会制度，是属于“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制度。那种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已经消亡，在全社会实行计划产品经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即现代社会、第二形态的时代。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种社会主义的时代位置：
手工工具的生产力→机器的生产力→自动化的生产力
社会自然分工→社会自发分工→社会自觉分工
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产品经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形态中，先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产生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世界性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后期，就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了。经过国家消亡阶段，人类社会才进入第三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有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论”。这种“趋同论”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是错误的。我们是“代替论”，即在现代社会后期，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被邓小平同志多次批判的“左”的思想之所以跳不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框框，根本原因在于持这种观念的同志仍然把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预想的那种处于资本主义灭亡时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有资本主义一种制度，不承认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并存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不承认一个时代可以同时并存两种社会制度。把当代社会主义所处时代搞错了，必然不能从时代特征出发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左”的思想的认识论根源。
邓小平同志揭示出现代社会并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的新贡献。
四、用科学的时代观认识当今世界与中国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第一，改变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把促进和平与发展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认为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即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前夜，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斗争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一方面要在国内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造反运动，为尽早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作出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
邓小平同志纠正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也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所以我们要争取在较长的和平环境里搞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6]因此，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是我们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时代性的战略任务，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会在这个时代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最终的前途仍然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当今时代，两种制度的矛盾和斗争还不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才是主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当今时代的主要国际主义义务。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面对的挑战，主要是现代化的挑战，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作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时代观指导下，总是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看作主要挑战，因而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苏东剧变后，这种“左”的观念又一次抬头。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主要是针对这种“左”的倾向的。他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7]“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
济领域；这些就是‘左’。”[8]“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9]邓小平同志从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要100年不动摇。
第三，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曾经促进了而且现在仍然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处在社会现代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必然同资本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资本主义的许多做法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性，而且反映了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因此，处在社会现代化落后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必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不但在经济上要大胆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政治上、法律上也需要这样做。邓小平同志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1]
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也就是说，凡是有利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验，都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吸收和借鉴的。对中国来说，不应该脱离发展生产力去设立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离开发展现代生产力去给社会主义设立标准，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指明了当代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历史时代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并列的社会制度，把当代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区分开来，这就为制定当代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为我们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我们应该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把学习这一战略思想放在重要位置，以使整个学习更深入一步。
（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6]《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63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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