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游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冷静、深刻地分析与研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把握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到了80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表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呢？
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程度。据统计材料，战前的1938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70％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战后从1945到1975年，主要资本输出国在国外的长期投资大约增长了10倍。其中，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已占它们全部对外投资的70％，这一趋势仍在加强。例如，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占它全部对外投资的75％；到1981年末，英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80％；1981年至1984年，日本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比率也从1972年至1980年的45.3％上升到50％。仅从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情况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确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局面。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相互间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殚思极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各国就会蒙受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固有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相互间矛盾还很尖锐激烈，但谁都不愿通过战争来解决，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从1975年起建立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在取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后，普遍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南方国家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这种做法已经在某些局部取得一定进展。今后，它仍将是解决“南北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致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此努力谋求与世界各国进行更广泛的友好合作，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2]
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对具有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看，情况也有变化。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它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就不会消失。但这种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对国际关系全局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有时上升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有时则被其它更具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所代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史中，我们看到，在两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矛盾曾经左右了世界全局。第一段时间是1917年至1945年这28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武装干涉与反武装干涉、武装侵占与反武装侵占。第二阶段是1945年到60年代中期这20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包围、遏制与反包围、反遏制。60年代中期以后，超级大国争霸加剧，第三世界形成并崛起，由此产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致到80年代，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牵动和左右世界全局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和平发展问题，其全球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暂退次要地位。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世界处于一种新旧格局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某些国家正欲谋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力量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将更有力地反对“一国主宰下的和平”，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仍将是今后世界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
本世纪初，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问题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帝国主义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相互之间必然会围绕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进行角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将使它们相互问已划定的势力范围和原来形成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起的强国则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将引起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列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上述分析，很快由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战后，斯大林沿用上述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仍会导致新冲突而引发战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观点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成为唯一的权威理论。
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井未像原先估计的那样。二战后世界上虽然爆发过多起局部战争和地区性武装冲突（除几起发生在欧洲外，其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国家间却相间无战，世界大战并未爆发。从80年代开始，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国际上更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和平的趋势。这就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多年来是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存在，认为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因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忽视了经济建设。
面对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邓小平同志不圃于已有的看法，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察时机，忖度形势，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冷静、深刻的分析，作出了新的判断。这就是“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3]“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4]对于总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兔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在当代世界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它纠正了过去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及其所带来的某些偏差，如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强调战争加速革命进程的观点，强调争取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是当前主要任务的观点，等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新论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断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面对90年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更能感到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作出的上述判断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感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所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
三、对中国外交的指导调整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在国内实行大胆而稳步的改革，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基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论断，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总结过去外交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进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第一，充实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以此根本区别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独立自主，首先是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绝不在任何大国的威胁和压力下屈服，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在外交实践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新的充实和新的发展。在新时期，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6]我们既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不同大国结盟，有利于抵制和反对任何大国的霸权和强权行径，有利于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有利于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和世界局势的稳定，这样就不会因为结盟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其次，中国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线和决定亲疏好恶，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再次，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体现了自力更生与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的正确结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独立自主也不是崇洋媚外、奴颜卑膝。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有关机构开展的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活动。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人员。中国提出许多公平合理的建议，并以裁军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和平愿望，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为了促进发展，中国致力于国内长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主张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主张加强南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
第三，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以此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世界的大事，它使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第三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有饱受外来侵略和欺压的共同遭遇，在目前又都面临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它们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也是解决整个人类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政治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它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其它一切正义行动；在经济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平等互利、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一贯主张各方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排除外来干涉，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求得问题公平合理的解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紧紧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事业中，真正维护第三世界的利益，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将更加有效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3]、[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95、112页。[5]、[6]《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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