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成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而且是一位善于从国际与国内大视角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伟大战略家。当苏东国家动荡、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必须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之时，邓小平同志却以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2]很显然，在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任务”取代或淡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那么，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会化为乌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化不成了。可见，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把握世界全局、有预见性地指明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指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何等的重要。
一、关于和平问题
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观。他既不固守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也不固守我们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点，更不重复我们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快进历史博物馆了”的观点，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当今我们面临的国际大势作出了深刻分析和判断。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粉粹‘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3]“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因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5]“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6]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7]邓小平作出“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的结论，主要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
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8]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虽然战略武器数量少了一些，但从总体上讲，也还是有资格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的综合实力远远比不上昔日的苏联，再加上今日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搞“西化”，因此，美苏打一场世界性的核大战就更不可能了。昔日美苏两家打不起来，今日美俄两家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打世界大战的迹象。总之，在今天要打起世界大战还不可能。当然，战争的危险是依然存在的。
2、从全球看，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10]邓小平还指出：“这个和平力量还应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11]“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12]日本人民是世界上唯一饱尝过原子弹袭击之苦的人民，他们特别反对核战争，“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13]二战后逐渐形成美苏争霸的因素不复存在，国际形势从总体上看，明显趋向缓和。全世界人民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更多精力解决自己国内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的竞赛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经济强国、经济集团代替了军事强国、军事集团，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经济的考虑也已超过了地缘政治的考虑。总之，制止战争的力量与反对战争因素是比以前更多更大了。
3、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在客观上也起着抑止战争的作用。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通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以及机器人工程的不断发展，使未来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起全世界人民对世界大战的强烈反对，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和高涨得多。这使包括美国当权者在内的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核国家由一国发展成为多国，使核战争的结局将发生既没有胜利者又没有失败者的新变化。一旦打起核大战，都有致对方于毁灭程度或近似于“核冬天”的力量，这就迫使掌握了核武器的霸权主义国家不敢轻易动手先使用核武器。现在，世界上已有2万多个100万吨级的核弹头，其总爆炸力约为200亿吨梯恩梯（TNT），如爆发核战争，用1/4核弹头就会使全世界成为“核冬天”，达到致全人类于毁灭的临量水平。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其当量仅为1.5万吨梯恩梯（TNT），投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当量也只有2.5万吨梯恩梯（TNT），就造成数10万人丧生的可怕后果；而今天，仅用一颗100万吨级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力就是当年造成日本广岛或长崎毁灭力的40—60倍。由此可以想像，一旦在今天打起核大战，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啊！
二、关于发展问题
“发展”一词的概念，其内涵十分广泛，它泛指一个事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但在国际政治中，“发展”问题的特指含义，主要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指富国）处在赤道以北地区，故将发达国家统称为“北方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例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穷国）则处在赤道以南，将它们统称为“南方国家”。总的来说，“北方”与“南方”泛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富裙国家与贫穷国家。因此，小平同志把发展问题亦称之为“南北”问题。
南北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质是经济不平等关系，即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南北国家的经济悬殊愈来愈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
1、南北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是一个主要原因。北方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对南方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上。可以这样说，假如北方国家离开南方国家，北方很多国家的机器就要停转、汽车就要停开。如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储备的一半以上、石油产量的1/3和石油出口的1/2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而世界石油消费的80％却不是在中东，而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又如矿产资源，西欧所需矿产资源的50％，日本所需的80％均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大量消耗的36种矿产品中也有23种之多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南方国家是北方国家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譬如早在1981年，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产品的37％，欧共体全部出口产品的40％，日本全部出口产品的44％；近几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产品总量，已超过日本和西欧出口产品的总额，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从二战结束至1980年止，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达6000亿美元，为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资本输出额的12倍。（2）贫富悬殊的局面愈演愈烈，是形成南北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1950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为2735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年人均产值只有276美元，前者为后者的9.9倍。到1980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上升为8549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年人均产值才为757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3倍。进入20年代以后，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与日俱增：1921年，人均产值在100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就有25个；到1986年，人均产值在250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已达36个；到1988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猛增到39个；其中，仅非洲就有27个。1984年以来，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就有1.5亿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2、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办法：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同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见时，除了谈和平问题以外，还着重讲了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他说：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14]1984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说：“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穷，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5]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同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又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6]1988年12月，小平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时再次强调，“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7]
邓小平上述谈话，内容极其丰富。他一方面正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冷战结束，美苏力量相对衰弱；西欧、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运动进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新阶段；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发展权的斗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争取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成为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3/4的人口不摆脱贫困，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是一个整体，南方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国家就绝不会有好的出路。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责任。就全世界来说，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当代世界的这两大问题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中国要同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种认为“中国发展了会构成对别国的威胁”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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