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秀
毛泽东晚年依据世界格局的变动，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从70年代初开始，从战略高度调整了我国外交政策。而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动，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这不仅进一步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战略，而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三个世界理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观察国际斗争局势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逐步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冷战政策，反苏反共的叫喊声甚嚣尘上。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洞察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意图。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深刻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比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更符合当时国际斗争格局的实际状况。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斗争的新情况指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是帝国主义借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夺亚洲、非洲地盘之实。他认为，当前世界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这一看法是“中间地带”观点的深入展开。
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加深，并进一步扩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美国闹独立的倾向愈演愈烈。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际斗争的新动向，他认为世界局势正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他在先后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威胁，并希望英法强大起来。毛泽东已不把帝国主义看作铁板一块，随着苏联对外搞霸权主义，越来越嚣张，毛泽东断言苏联已经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称霸世界。从而，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是因为这些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要求独立和解放；而其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第二中间地带”，是因为它们一般都不愿意打仗。这里可以看出，与“中间地带”、“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相比，“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又有了明显的丰富和发展。这表明，“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开始形成。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正式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这就成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新的形势变化，这不仅需要对70年代世界新格局进行新的分析和理论概括，而且需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两者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此，他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同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从而宣告了“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
可见，从提出“中间地带”的观点，中经“两类矛盾”三体力量”的论述，再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进而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既是毛泽东深刻反映对战后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他观察分析国际局势不断深入并做出理论概括的过程。
1978年9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2]1979年3月，他又深刻地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这就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高度，阐明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加以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主题论。这一理论，不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后，对战争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4]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同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5]1980年1月，他又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6]1987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从1977年到1987年，邓小平从“战争可以延缓”到“战争可以避免”，这是对战争问题在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根据70年代未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对战争问题新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世界格局中诸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变动的状况，从而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8]他又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和平问题实质是全球的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其中发展（南北）问题“十分突出”，是“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穷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不会有多大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同样，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对此，邓小平有过多种论述，诸如“中心”、“核心”、“大局”、“主要任务”、“根本任务”等等提法。他强调，经济发展是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发展生产力是大局，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中国要发展，“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立，自立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9]这就是说，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0]
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搞建设是不行的。
我们在制定国内建设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的对外政策，从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侮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这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实践表明，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用来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都是行不通的，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替霸权政泊。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情清楚楚。我们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为指导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准则。
其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例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以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美国利益也不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件大好事。
其四，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所以，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总之，邓小平在考察了当代世界格局新变动的基础上，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从当代世界的战略高度，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1966年3月第1版，第1191页。[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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