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云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悉心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指出国际上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他把问题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其深刻的含义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
概括了国际形势蛮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这一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劫难后的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因此，这也就成为许多政党、政治集团和负责任的政治家进行活动的重要口号。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创办的机关报，便取名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78年社会党国际第14次代表大会专门研究和讨论了称之为“两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彼此相关的议题，即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和平和发展这两个问题被冲淡了。一是接着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开展了轮番的扩军备战，世界大战的各种因素几乎已经显露；二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各种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磨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有民族问题、领土问题，乃至人口、失业、环境等问题，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求给予解决。
就世界来说，关系全局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究竟是把什么问题突出起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没有面临共同需要解决，因而可以合作的问题？类似这一系列的问题，人们的回答是各异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也难于取得共识，甚至出现对立。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可以彼此进行合作的立足点，这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认识能否随着时代的发展潮流前进，能否确切反映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
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方面高于同时代人，他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抓住了人们抓不到的关键问题。
世界和平，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头号问题，因此，为争取和平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接连不断，数不胜数，但究竟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如何，有的表现出心中无数，有的在理解认识上抱否定态度。总的看，人们处于担忧、恐怖和无奈之中，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传统的分析这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观念，而是从现实出发，观察了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国的动向，制约世界战争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增强，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明确提出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已不仅仅是不要战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其它各类问题的解决，它占有比其它问题更加突出的地位。邓小平同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东西方谈判逐步取得进展；各国政府开始相应调整政策，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情绪和力量明显增长；毁灭性核武器的发展和扩散，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损失。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有希望的。这一结论和判断是有充分根据和说服力的。
经济发展，是决定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核心问题。当世界战争象达摩斯利克剑悬挂在头上时，人们是无法再去考虑其它问题的。然而大约是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缓和，经济发展问题自然就突出起来。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归根到底维系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问题，一般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只看到它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尽快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问题，是由发达国家来帮助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是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却不同，他把问题提到世界范围的高度，提到南北相互关系和影响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到世界人口2/3或4/5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次也涉及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再发展问题；第三还涉及到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问题。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认识。这是全新的提法。
邓小平同志对和平和发展赋予这样的含义和意义，正确反映了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世界人民广泛的赞同和共识，并付诸以具体的行动。1994年联合国大会讨论问题之多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和平和发展却是本届大会确定的主题。和平和发展已成为当今讨论国际问题最常用的概念了。
丰富了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内容
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区别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不同时代性质和特征的原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揭示的、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开辟的新时代，即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现在人们估计，这个时代延续的时间，可能不会比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间短；人类历史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已为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本世纪上半期，是社会主义取得了世界性大发展，大胜利的时期。人们对此坚信不疑，就连布热津斯基也承认，共产主义“称雄于20世纪的大半部历史”。而当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发生曲折，遭到局部的暂时失败时，有人便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关于当今时代的提法要改变，或者认为，原先列宁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提法不科学。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集体领导下，党对理论和国内外一些重大政策作了拨乱反正，然而关于时代问题，并没有提出纠正和代之以新提法。通览《邓小平文选》第3卷，虽看不到有关当今时代观的详尽表述或对原有时代的提法作出评价，但从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已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列宁所揭示和论证的现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现仅举几处为证：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1]
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中谈到，中国若在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经济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因苏东各国演变而发生信念危机鲜明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3]
仅仅是以上几处内容，就要比一般地肯定原来关于时代的提法更加具体和更有说服力了。
由于本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并进而遭挫折，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和平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有人对原有时代提法的科学性、准确性产生怀疑或疑惑不解，这并不奇怪。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将时代的性质和特点等同起来；二是对时代特征的新变化由于受到传统提法的束缚，未能及时作出新的概括，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创造性提法所解决。
在这之前，从列宁到毛泽东，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作为统一的概念使用的。这在客观上也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即刚刚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主题或主旋律就是革命和战争，其他问题列居次要地位。如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提出：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4]1977年，即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认为：“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
坚持这样的传统观念，就难以说明这样的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出现暂时低潮，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发展，既没有革命形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时代是否改变了。如果不能对时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就会导致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动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好是同先前的革命和战争的提法相对的。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中，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僵死不变的。现在看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战争，曾推动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死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现今出现的和平和发展，从长过程来看，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决不因为时代主要内容的变化而改变了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相反，这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括，使我们对时代的认识深化了，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会出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这就使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展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既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总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提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一致，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
当今和平和发展替代革命和战争，这是国际形势变化确已存在的事实。但由于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和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未能更早地把握住新情况，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中心位置，分散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止一次地失去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最多，并具有一走实力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在国际上的行动都会在世界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左右一定的国际舆论导向和行动投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论断，对中国人民来说，第一，明确了把国内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有利条件和理论依据；第二，确定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实现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根据形势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因而也就改变了过去为适应对付迫在眉睫的战争，而实行的许多决策，诸如“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5]“等，我们可以利用20年，甚至更长些的和平时间来从事经济建设，争取到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不只是和平发展的单方面的受益者，它还是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使世界各国人民受益。因为不仅是中国人民一贯热爱世界和平，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泛的市场，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的对外政策，由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搞“一条线”的战略，转变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的全方位的反霸维和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我国独立自主地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切实行平等与和平政策的政党建立正常关系，开展积极合作，从而使和平和发展的进程更加健康。
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和发展也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这就指明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彼此合作的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各国需要在这方面谋求尽可能多的合作点，消除尽可能多的分歧点和障碍。
和平与发展，目前还没有非常稳定而良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是可以不费力地坐享其成。相反，目前的状态还是令人极不满意的。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两霸一起消失，而不过是代之以美国想一家独霸和西方七国群雄称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就是战争根源的存在，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对“两大问题”作出的估计是，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而在这之后，即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经济上，中国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在推动解决南北关系的同时，采取通过新的途径加强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的新成就，来促进和加快南北关系，使世界经济的关系在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以经济促进和平。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这样做，不仅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的合作，必将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9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4]《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5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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