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名字，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很熟悉的了。这位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美籍犹太人，和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他跟邓小平的交往与情谊，说起来还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邓小平人生的“落”与“起”还好像有些平行。
□当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大谈朋友、女人和对付苏联进攻的时候，开往北京的第４６次特快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在江西鹰潭车站接待了一个“东南亚外宾”———“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了！”外国记者抢着发出了这个头条新闻。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１２时１５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高度秘密的飞行，是他和尼克松一手策划的。
应该说基辛格能够担任此行，他应该感谢尼克松的宽容。早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时候，基辛格是作为尼克松的竞争对手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洛克菲勒的竞选“高参”，为洛克菲勒奔走呼号呐喊助威的，他甚至公开在记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说尼克松竞选总统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轮投票时，尼克松就以６９２票对２７７票胜出，基辛格对此可谓是气急败坏。然而让基辛格也让全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尼克松的用人之道确实令人敬佩！这个曾以“反共”起家的“鹰派”政治家，却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１９７０年９月，他曾对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几天之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美国进步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这是一个经过周恩来总理导演的意在向美国政府发出中美关系“解冻”的信号，可惜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没有读懂中国人这种特有的含蓄的表达方式。
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后，才有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启程，开始了“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后，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适，肚子痛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公开借口说伊斯兰堡“天热”，把基辛格请到了他的北方别墅去“休息几天”。
基辛格就是这样“休息”到了中国的北京，开始了他的秘密之行，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晚，尼克松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宣读了震惊世界的“七·一五公报”，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前访问中国。
１９７３年２月，基辛格第五次来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录》的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尘封了近３０年的中美谈判机密记录。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晚间１１时３５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作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开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的。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１０００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邓小平传》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同时，性格倔犟向来不轻易认错的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主动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可见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又迈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中说：“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从１９７４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发火了，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这显然是江青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她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但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奈何。但她似乎还不甘心，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心里正窝着气，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闻生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钓鱼台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３０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时０５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格也以美国式的幽默答道：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产量。
基辛格说：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关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个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干杯的时候，邓小平说：博士，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乔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小平：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里，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小平：为什么对“水门事件”那么吵吵嚷嚷？
基辛格：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小平：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着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小平：我们对这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小平：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后，说：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美苏间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计划，我预测不会达成一致。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小平：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小平：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１００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１００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１００万。
基辛格：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小平：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像的。
最后，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台湾问题。当时，身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１９７４年２月间，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美国驻台新任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用一位代办可以负责的方式。同时，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先进的军事装备。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些做法。
邓小平问：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与台断交为前提）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给基辛格的感触颇深。据与基辛格有过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说：“从１９７４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从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１９７６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１９７６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１１月２６日、２７日、２８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１９７６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１９７７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倒退。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悦，不等基辛格将话全说完，他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说：“是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问到：“哪条法律？”
邓小平说：“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说：“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邓小平严厉地说：“你的考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说：“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说：“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了。”邓小平寸步不让。
基辛格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邓小平毫不客气。
基辛格说：“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说：“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在这几轮会谈中，邓小平和基辛格广泛地谈到了核武器、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说：“……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说：“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说：“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划句号了。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是１０个月之后的事了。
□邓小平咄咄逼人，措词强硬，与基辛格尖锐交锋。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不久，邓小平又“靠边站”了。
这是基辛格第８次访问中国了。这次他是带着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问中国来做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使命来到中国的。
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坛，又到了一个非常时刻。周恩来总理因为病魔缠身，已经不能接待外宾了。尽管邓小平还在主持中央工作，但政治上已经开始刮起一股歪风邪气。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又说到当前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已经开始了。
１０月１９日，基辛格抵达北京。邓小平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与基辛格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会谈中，基辛格对邓小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到中国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基辛格不禁佩服邓小平的精明，有一种自知理亏的尴尬。
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正是这一点，我们欣赏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这次中国之行，基辛格是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才被告知毛泽东将会接见他的。
１０月２１日傍晚６时２５分至８时０５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和基辛格进行了交谈。副总理邓小平、外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都参加了会见。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站着欢迎他们，握手寒暄后并让摄影者拍照。从现存的录像资料看，毛泽东说话已经相当缓慢，手势也显得困难。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夫人握手时，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高，还跟基辛格开玩笑说，娶了个高个子的女人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讲话已经不甚清晰，是由唐闻生与王海容重复他说的话，确认没有错，然后才进行翻译的。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着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毛泽东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作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但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思路十分明晰。毛泽东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然后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
他们的具体谈话，我们可以从《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了解到一些精彩片断：
毛泽东：你知道我浑身是病，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
基辛格：不会的。
毛泽东：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信了。
基辛格：我希望你还要很长的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泽东：我接受博士（英语也是医生的意思，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辛格：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泽东：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辛格：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泽东：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泽东：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辛格：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是的。
基辛格：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泽东：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不（把两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着副总理邓小平）。昨天，你对他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台湾是小问题，全世界才是大问题。（开始咳嗽了，护士帮助）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辛格：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拍自己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泽东：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辛格：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泽东：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辛格：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泽东：在一百年内。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确。
基辛格：至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泽东：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它现在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毛泽东：（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也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具体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泽东：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两人在讨论了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在欧洲打仗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起了经常爱看报上的国际新闻，就说起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犹太家族拥有的，还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论调，自嘲地说“我批准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到高兴”的话。
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的意见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前夜，基辛格与乔冠华讨论美国的声明草案。乔冠华拒绝了美方建议的公报，提出了一个美方觉得不能接受的公报，基辛格也拒绝了。乔冠华明确地说，中国准备举行不要公报的高级会晤，这使基辛格很恼火。会议在凌晨中断，没有达成协议。分手时，乔冠华表示说，中国政府不能保证美国总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评论说，这次基辛格访问是从北京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福特的访问的。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１９７６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２８００人减少至１４００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１５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０ＲＤＥＲ。”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１２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１９７６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１月２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本来，从１９７４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３年后的事情了。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１９７９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１９７５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２月１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１９８２年９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１９７４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１０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１９８５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的一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上次见面是１９８２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你来说，三年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说就珍贵了。”
基辛格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你时还要健康。”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自然规律违背不了，我的秘决没有别的，就是尽量少做事，让别人去做。”
基辛格说：“我们相识已经有１０年了，特别是过去６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邓小平高兴地说：“去年我们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调整，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出点差错不要紧。”
基辛格称赞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试验。”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
基辛格接着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１０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１９４９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邓小平的信念、魄力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１９８７年９月，邓小平和来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又见面了。
这天是９月３日。基辛格一见面就说：“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对此基辛格深有感触。他深情地回忆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邓小平也愉快地说：“我访美的时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基辛格还跟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前看到的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道，他还把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情景与外面的报道进行了比较，请邓小平对今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做出预测。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年初有些学生上街闹事，要求全盘“西化”，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问题。
针对国内形势时，邓小平跟基辛格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１０日。
此前的１１月６日至９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１１月９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作为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邓小平这个１８岁时在法国投身中国革命，并很快成为“少共”的积极分子的中国青年，在法国承担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工作。那时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刻蜡版，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劲，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退休前后，分别在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１月１０日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这一前一后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出于人为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就是这次会见中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之船“起航”的“领航人”，邓小平在世界和平发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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