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萨尼山原是哈德雷堡震颤派①教徒的山庄，地方相当小而且也未经好好整修。面积有六十多公顷，长满橡树、白桦、枫树和其他高大、茂盛的树木，而矮小的南方松树却很少。贝萨尼山有时被称做上校居住区，可能在社会地位上比米德兰相同的地区更加优越些。
①从英国公谊会分出的美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因在宗教仪式上浑身颤动，故得此名。
贝萨尼山的唯一缺点是离步枪射击场太近。第1射击场就在山南大约5英里处。夜间射击训练时，南风一吹，山上就可以听见枪声。但有些旧式步枪的声音轻柔得就像一支催眠曲。
辛西娅穿着一件绿色真丝上衣、一条棕黄色裙子，很可能还换了干净的内衣。我对她说：“今天早晨你真漂亮。”
“谢谢，你那套蓝西服我还得看多久？”
“把它看成是这星期的工作服好了。”我又说：“你化的妆没把眼下的黑圈盖住，眼睛充血，眼皮也肿了。”
“我只要晚上好好睡一觉就会好些。可你得盼着生日早点到来，好换下你那套蓝工作服。”
“今天早晨你的脾气不太好呀。”
“是的，对不起。”她把手放在我膝盖上，说，“这里没有更好的气氛来发展我们的友谊。”
“对，但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
我们找到了福勒上校住的那幢房子。这是一幢面积大小很合适的砖结构住房。门、窗框和窗板都是绿色的。一辆福特轿车和一辆切诺基吉普停在车道上。对于高级军官来说，美国产的车不时髦，但也不算坏。
我们把车停在街上，下了车继续向前走。7点多钟山上依然很凉，然而火辣辣的太阳已经斜斜地射进了树下低矮的灌木丛。这是夏季里一个平常的早晨。我敲了敲那扇绿色的门。
一个穿着漂亮夏装、迷人的黑人女子开了门，勉强笑了笑。还没等我们自我介绍，她便说：“噢……是森希尔女士和布伦纳先生，对吧？”
“是的，夫人。”我愿意原谅她先认出了年轻低级别准尉的过失。一般非军人，有时甚至连上校的夫人都会弄错。
我们尴尬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她才将我们领进去，来到了中央大厅里。
辛西娅对她说：“您的家真漂亮。”
“谢谢。”
辛西娅问道：“您很了解坎贝尔上尉吗？”
“噢……不……不太了解。”
这可是个奇怪的回答。我是说，坎贝尔将军副官的妻子怎么会不了解坎贝尔将军的女儿？显然福勒夫人有些心烦意乱。她忘了讲究社交礼仪应该是上校夫人的第二本性。我问她：“悲剧发生后您见过坎贝尔夫人吗？”
“坎贝尔夫人吗？没有……我已经……太烦心了……”
但是总不至于像受害者的妈妈那样悲痛欲绝吧。她早就应该打一个电话表示同情和慰问了吧。
我正要问另一个问题，就看到了我们要见的福勒上校。他正坐在装有帘子的门廓里打电话。他已经穿好军装，衬衣的纽扣也扣好了，领带打得很得体，外衣被搭在椅背上。他示意我们坐在他对面小桌旁的柳条椅里。我们坐了下来。
在美国，也许最后保留着传统的社会风俗、等级、责任心和必要礼节的就是军队了。你不明白的话，有一本专为军官准备的长达600页的书，里面讲述了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所以有些事情一旦超出正常的规律，你就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福勒夫人说了声“请原谅”就走开了。福勒上校正在听电话。他说：“我明白，先生。我会告诉他们。”他挂了电话，看着我们说：“早上好。”
“早上好，上校。”
“要咖啡吗？”
“谢谢。”
他倒了两杯咖啡并示意我们糖在何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在军队里很少受到歧视。我可以代表各少数民族这样说，军队的确是一个不因种族和宗教不同而影响提升，影响军队的正常生活的地方。也许个别军人有种族问题，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我不明白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没说话，只是把糖放进咖啡里。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娅。“你受过性别歧视吗？”
辛西娅犹豫了一下，说：“也许……是的，有几次。”
“你是否因为是女性还受到过骚扰？”
“是的。”
“是否有人说过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可能有……据我了解有一次。”
福勒上校点点头。“所以你看，我作为一个黑人比你作为白人妇女遇到的歧视问题还要少。”
辛西娅说：“我知道军队愿意要男性，不愿意要女性。社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您要说什么，上校？”
“森希尔女士，我要说的就是安-坎贝尔上尉在哈德雷堡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比方说，如果她是将军的儿子，在海湾、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打过仗，那么她就会像历史上许多伟大勇士的儿子们一样受到军队的崇拜。相反，她得到的是流言蜚语，说她与基地内的每个男人都有性关系。请原谅我的措词。”
我说道：“如果坎贝尔上尉是一个载誉而归的将军的儿子，与基地里的所有女人都有性关系，那情况就不再一样了。”
福勒上校看着我。“确实如此。对男女军人我们有着两种不同的标准，而如果这是种族歧视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容忍的。如果你们掌握了关于坎贝尔上尉性行为的确切情况，我很想听听。我不在乎情况是否属实。”
我说：“目前我还不能把我的消息来源随便说出来，对坎贝尔的性行为我感兴趣的是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性行为，是否与杀她的人有关。对于她被强xx、被勒死在步枪射击场上那种杂闻式的报道我毫无兴趣。”当然，实际上她没有被强xx，但不能将尸体剖检结果随意说出来。
福勒上校说：“我相信这是实话。布伦纳先生，我不是怀疑你的职业道德。但你最好把那些关系留在你的脑子里，不要把你的调查变成大搜捕。”
“上校，我很感激您对此案的关心以及对死者家属的忧虑。正如您所说的，我们不是在谈论流言蜚语，我们在谈论我所获得的铁的事实。安-坎贝尔不仅性生活活跃，而且她引导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性生活方式。在这个尽是男人的军队里处在她的位置，性生活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了。关于两个标准的问题我们可以谈一个早晨，但当我听到一个将军的女儿同基地内半数已婚的高级军官睡觉的事，我想到的是嫌疑犯，而不是小报的标题。‘荡妇’和‘妓女’这两个词在我这个侦探的头脑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讹诈’和‘动机’。我说得够明白了吧，上校？”
福勒上校一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点了点头，但也许他是在同意他自己的某些想法。他对我说：“不管你要逮捕谁，你能否保证在你的报告中只提及最少量的此类内容？”
我几乎想把安-坎贝尔那间秘密的性娱乐品“小仓库”以及我如何为了减小伤害而做出的让步告诉他。我说：“坎贝尔上尉房子里的证据本应该可以与亚德利局长分享，但森希尔女士和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搬迁措施，确保这个未婚迷人的女军官的屋子里会使她的家人或军队难堪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成为公众的笑柄。行动胜于言词，这是我能给您的唯一保证。”
他又点了点头，竟出乎意料地说：“我对你们俩的工作很满意。我已经调查过你们两人了，你们有最权威的推荐信，有你们接办此案是我们的荣幸。”
这时候我想抬脚就走，因为这话把我抬得太高了。但我还是说：“您这样说太好了。”
他又给我们倒了咖啡，说：“这么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嫌疑犯——穆尔上校。”
“对。”
“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说，“我们有他在现场的证据。”
“我知道……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勒死了她。”
“是的。也许他是在犯罪时间之前或之后到过那儿。”
“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证据吗？”
“没有结论性的证据。”
“那他不就成了最重要的嫌疑犯了吗？”
“目前是这样。”
“如果他不承认，你会指控他吗？”
“在这样的案子里我只能提出建议，是否指控他毫无疑问得由华盛顿来做决定。”
“就我看来，你的报告和建议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考虑到只有我掌握案子发生的线索，这应该是唯一的因素。”我又说，“我必须告诉您，上校，这些把安和基地某些军官联系在一起的谎言可能包括或不包括像军法官这样的人，也可能包括或不包括那些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得到应得处置的人们。我讨厌成为一个散布不信任种子的人，但我只告诉您我听到的情况。”
“从谁那儿听到的？”
“我不能说。这些情况来自一个正常的渠道，而且我相信您知道这个问题传播得很广。我认为您无法把您自己的房子清理干净，上校。因为您的扫帚不干净，但也许森希尔女士和我能。”
他点点头。“唉，关于这一点，你们到这儿的时候我正同将军通话。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啊哈，我不喜欢新进展。“是吗？”
“司法部同你们的上司赫尔曼上校、部队的军法署署长，以及其他感兴趣的部门在会上决定委派联邦调查局来破这个案子。”
噢，他妈的。我对福勒上校说：“好了，控制损失我已经不能负责了。你和其他军队长官应该明白这一点。”
“是的。有些人已经心烦意乱，五角大楼并不是人人都认为控制损失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没认真打一仗就向这些要求屈服了。但是他们的确搞了一个妥协方案。”
辛西娅和我都问那是什么方案，福勒上校却告诉我们：“你们的办案时间一直到明天中午。如果，到那时你们还没有逮捕罪犯，也没有提出指控建议，你们就不用再调查了。不过你们必须留在这儿，以防联邦调查局的人有问题要问。”
“我明白。”
“一个由联邦调查局负责的特别工作组正在亚特兰大组建，人员来自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司法部长办公室，还有福尔斯彻奇你所在的犯罪调查处的几名高级军官。”
“噢，我希望所有的警官都得呆在军官招待所。”
福勒上校勉强一笑，说：“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当然，你们也不愿意这样。如果你全面地考虑一下就会觉得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辛西娅说：“上校，不是每天都有军队里的上尉被谋杀的，这样兴师动众是否有点太过分了，听起来更像是研究公共关系学而不是认真研究侦破学。”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她是一个女人，她被强xx了，而且她是将军的女儿。”他又说，“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人人平等，但事实是有些人能得到更多。”
我说：“我明白您无力改变这项决定，上校，但您应该和将军谈一谈，看他是否能推翻或修改这一决定。”
“我谈过。这就是昨天晚上大约11点时我们达成的协议。原来决定你和森希尔女士马上停止本案的调查，但将军和赫尔曼上校又给了你们一些时间。他们认为你们就要抓到罪犯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充足的证据和合理的怀疑，认为是穆尔上校，你们就逮捕他。如果你感到有必要逮捕，是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的。”
我想了一会儿。穆尔上校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为什么是替罪羊呢？除了不多的证据之外，还因为他是个疯子，行为诡秘古怪，军服邋邋遢遢。据肯特说，将军不喜欢他同安的关系。他没得到过重大的奖励，他并不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军官，甚至连一个宪兵队的下士都希望他尽快死去。这家伙狂热地一头扎进尼采的书里，像掉进了陷阱。我对福勒上校说：“好吧，如果给我30个小时，我会办妥此案的。”
福勒好像有点失望。他问道：“为什么你有了证据还不采取行动？”
“证据不足，上校。”
“好像是这样。”
“是肯特上校对您讲的吗？”
“是的……但你指出法医的证据证明了穆尔上校在犯罪现场。”
“对。但这有个时间、动机的问题，最终是行为的本质问题。我相信穆尔上校同那儿发生的事有某种程度的纠葛，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单独行动，或者是蓄意杀人，或者他真的会因杀人而被判刑。我必须办好这个案子，而不仅仅是逮捕他，然后把案子扔给法院。”
“我知道。你认为他会认罪吗？”
“只有问了他才会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问呢？”
“通常在我和嫌疑犯都做好了谈话准备的时候才问。在这个案子里，我也许会等到最后一刻。”
“好吧。你需要基地犯罪调查处的协助吗？”
“我已经得知鲍尔斯少校也是死者的一个情人。”
“那个传闻。”
“对。但如果我——不，上校，如果您问他，他也许会告诉您实话。在任何情况下，由于他与死者的关系已被提出，而我们又无法确定，所以不得不取消他参与此案调查的资格。我也不想同他手下的人合作。”
“我觉察到了，布伦纳先生，但是凭一个没有证据的告发——就算他本人承认同死者有性行为——并不会使鲍尔斯少校丧失参与此案的资格。”
“我想是这样。他的名字会被放进嫌疑犯名单B或名单C中，直到我得到他不在现场的证明或我的证据不足为止。上校，这个话题既然您谈到了，我可以开始问您几个问题吗？”
福勒上校用他那开始有些颤抖的手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现在太阳升得更高了，然而装了帘子的门廊里仍有些暗。因为早晨我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咖啡在胃里咕咕直响。我的头脑也不像原来反应得那样快。我瞥了一眼辛西娅，看上去她的精神比我要好些。但明天正午的最后期限意味着我们必须废寝忘食地去工作。
福特上校问：“一起吃早餐吧？”
“不，谢谢您，上校。”
他看看我说：“继续问吧。”
我又开始问了：“您同安-坎贝尔有过性行为吗？”
“没有。”
“您知道谁有吗？”
“肯特上校告诉过你他有。我不会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因为这样做似乎是我把他们列入了你的嫌疑犯名单。”
“好吧，让我们直接来谈这个名单——您是否知道什么人可能有杀害她的动机？”
“不，我不知道。”
“您知道将军的下级副官埃尔比迷上她了吗？”
“是的，我知道。那很正常，而且对他来说，向他上司的女儿献殷勤并非不明智。他们都是单身，安很迷人，又都是军官。婚姻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福勒上校又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出色。”
“阿门。她对他的关注有所反应吗？”
福勒上校想了一会儿，说：“她从不对任何男人的关注做出反应。她总是着意引起别人的关注，而她在得到满足以后，一切也就结束了。”
“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真令人吃惊，上校。”
“噢，求求你，布伦纳先生，现在你知道了这里的一切。我并不想在你们两位面前保护她的名誉。这女人是个……上帝，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不是‘勾引者’，不是‘爱戏弄别人的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荡妇’……”他看了看辛西娅。“给我一个词。”
辛西娅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形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可以用‘复仇者’这个词。”
“复仇者？”
辛西娅说：“她并不像您开始暗示的那样，是流言蜚语的牺牲者，从传统意义上说她不是乱交，从事实上说她也不是慕男狂。实际上，她是在用她的美丽和她的身体来复仇。上校，您知道这一点。”
福勒上校好像对这个评价并不感到高兴。我怀疑肯特上校把他对我们讲的情况向他做了简单汇报，忽略了安的性行为和特殊目的这一事实。她的特殊目的就是让她父亲像个大傻瓜。福勒上校对辛西娅说：“她憎恨军队。”
辛西娅回答说：“她恨她父亲。”
福勒第一次好像感到不舒服了。这个人是个冷漠的家伙，他的盔甲是经过考验的，他的刀也是如此，但是辛西娅刚刚戳他一下，他的恐惧就暴露了出来。福勒说：“将军真心爱他的女儿。请相信这一点。但她却对他产生了一种摆脱不了的无名的仇恨。实际上，我和基地外的一个心理学家谈到过这一点，虽然他不能直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但他说她可能得了不明确的性紊乱症。”
辛西娅说：“从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好像并非不明确。”
“嗯，谁知道这些心理学家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让我懂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权威人士的孩子们企图步父亲的后尘，后来变得灰心丧气，又经过一番寻找自我价值的时期，最后才去做自己能做的事，这已同他们父辈所做的事大不相同了，因此也就避免了同父辈的竞争。这些事，对社会也是很重要的。根据那个心理学家所说，他们许多人忙于社会工作，当教师、护士，或从事其他教育工作，包括从事心理学研究。”
我说：“心理战术实际上不是一种教育工作。”
“对，这就是此项分析偏离了标准的地方。那个心理学家还说，如果儿子或女儿呆在父亲的领地里不走，常常是因为他们想伤害父亲。他们无法与之竞争，又无法离开，所以他们呆在父亲们身旁，发动一场像游击战一样的战争，来打击他们的父亲。小到制造烦恼，大到搞破坏活动。”
他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复仇的唯一方式——是的，正如你所说，森希尔女士——他们凭着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或其他原因来报复他们自己。在坎贝尔上尉的案子里，她做的一切都很独特。她父亲不管她，她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据那位心理学家讲，许多反对父亲的儿女们都有乱交、酗酒、赌博和其他反社会的行为，他们知道这些事会使他们的父亲难堪。也许由于坎贝尔上尉在心理学方面懂得很多，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也就更加出格。很明显，她试图勾引她父亲周围的每个男人。”
福勒上校探过身来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明白安的行为是没有理性的，这与她父亲对待她的态度无关。我们都有假设的敌人，而当孩子把父母当成敌人，那么在孩子的心中，愤怒就压倒了父母对他们全部的爱。安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心理失调的人，但她没有得到帮助。实际上那个狗杂种穆尔为了达到他肮脏的目的，却点燃了安心中的怒火。我相信，他是想看看他发动和控制的这种力量能延续多久。”
整整一分钟没人说话，后来辛西娅问道：“将军为什么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呢？他领导着一支装甲特遣部队挺进幼发拉底河的威力哪儿去了？”
福勒上校回答：“那事很容易，但要管他女儿却没那么容易。实际上，一年前将军就考虑过应采取某种措施。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将军进行干预，让穆尔上校调离，或命令安去接受治疗，作为一个司令他可以这样做，但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所以将军听了我的意见，就让事情顺其自然了。”
我说：“滥用职权对穆尔和安采用强迫命令对将军的事业没有好处，所以你们就只承认那儿有问题，而没去处理。”
福勒上校说：“这是个非常难办的事。坎贝尔夫人……安的母亲认为如果安离开哈德雷堡到别的地方去发泄她的愤怒，情况会有所改善。这是一种逃避。但在一周前，将军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可是……唉，太迟了。”
我问道：“将军决定怎样做？”
福勒上校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么多是否都与此案有关。”
“告诉我吧，我来决定。”
“嗯……那么好吧。几天前将军向他女儿发出最后通牒，给了她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让她退役。第二个选择是辞掉学校的职务，并同意接受将军为她选择的某一种治疗——住院或在家就医。第三个选择，如果她拒绝上述选择，将军就让军法官来调查她的不端行为，并向最高军事法庭提出控告。”
我点了点头。不管怎样，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是真的，一定加速了第6步枪射击场上事件的发生。我问福勒上校：“她对最后通牒有什么反应？”
“她告诉父亲两天之内给他答复。但是她还没答复就被杀害了。”
我说：“也许这就是她的答复。”
福勒上校看上去有些吃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仔细想想，上校。”
“你的意思是她在穆尔上校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种奇怪的自杀？”
“也许。”我问他：“过去有没有某种迹象或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能解释坎贝尔上尉对她父亲的愤怒？”
“比如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争风吃醋——母亲，女儿，那种事儿。”
福勒上校很近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我超越了谋杀案的调查范围，做出了一种违背品行和道德的行为。他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布伦纳先生，而且我建议你也不用费心解释。”
“是，长官。”
“就这些吗？”
“恐怕不是。下面的问题甚至更令人讨厌，上校。你说你同死者没有性关系，为什么没有呢？”
“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
“我是说她为什么没向你提出过？还是她提出过，而你拒绝了呢？”
福勒上校朝大门瞟了一眼，好像怕他夫人在附近听到这里的谈话。他说：“她从没向我提出过。”
“我明白了。是因为您是黑人，还是因为她知道提出也没有用？”
“我……我还是认为那是……她同几个黑人约会过……不是在哈德雷堡，那是过去的事了。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她知道……”他笑了，这是第一次。“……她知道我是不容易下水的。”他再一次带着微笑，补充说：“或者她觉得我很丑。”
辛西娅说：“可您并不丑，上校。就算您丑，那也与安无关。我想她是向您提出过，但您出于对您妻子的忠诚，或者是出于您自己的道德良知拒绝了她。在这一点上，您变成了安的第二大敌人。”
福勒显然已经听够了，说：“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样谈过话。”
我说：“您也许从没被卷入过一场谋杀案的调查。”
“对，没有。如果你下令逮捕，这个调查就会结束。”
“实际上，调查会继续升级。直至到达军事法庭。我犯的错误不多，上校，但当我意识到我犯了错误时，我会努力工作以暴露出我的错误。”
“我很赞赏你，布伦纳先生。也许穆尔上校就能解释你的怀疑。”
“他可以试一试，也许对发生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说法，我想知道每个人的说法，这样我就能很好地分析出事情的真伪。”
“随你的便吧。”
辛西娅问他：“坎贝尔上尉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
“您能谈点关于他的事吗？”
“他住在西海岸，那地方有个西班牙语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他不是军人吗？”
“不是。他是……他尝试过许多工作。”
“我明白了。您见过他吗？”
“见过。大部分假期他都回家过。”
“您是否认为他也有他姐姐那样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但他选择了与家庭保持距离的方式。这是他处理问题的办法。比方说，在海湾战争期间，加利福尼亚的几家电视台想采访他，却无法找到他。”
辛西娅问：“您是说他和家庭疏远吗？”
“疏远？不是……只是保持距离。他回家时，家里人见到他都很高兴。他走时他们又都很悲伤。”
“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很好，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安-坎贝尔能接受他，与他很融洽。”
“接受他……什么？他的生活方式吗？”
“是的。约翰-坎贝尔——这是他的名字——是个同性恋者。”
“我明白了。将军也接受这一点吗？”
福勒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想是的。约翰总是非常谨慎——从来不把男性情人带回家，穿着也随大流，没什么特殊。我想如果将军不是忙于应付他女儿那些不检点的事，他一定会对他的儿子感到大失所望。但同安相比，约翰是个严肃的人。”
“我明白，”辛西娅说，“您是否认为将军迫使女儿扮演了一个男人的角色——我是指在西点和军队——来弥补他儿子所缺少的在事业上的抱负？”
“人人都这么说。但是，凭我多年了解的情况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安在西点军校时是个非常热情的学员。是她自己要去那儿的，而且她干得很好。她在4年服役中主动参加义务值勤，而后才进了学校。所以，我认为不是将军在推她或强迫她，或像对待小孩子那样阻止了她的爱好，比方说，如果她没有去那儿的兴趣而硬逼着她去。这些道理都是那个心理学家说的，而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得安在中学是一个顽皮的女孩，一个从事军队工作的好人选。实际上，她想继承她家的这个传统。她的祖父也是个职业军官。”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然后提醒他说：“您说过她憎恨军队。”
“是的……我说过，但正像你指出的，她恨的是她父亲。”
“那么您那样说是说错了吗？”
在盘问中，指出对方的谎言是很有效的方法，即使那只是个小谎，这样能使嫌疑犯或证人陷于防守的境地。
福勒上校想纠正他原先的论点，对辛西娅说：“她原来是喜欢军队的。我不能肯定说出她最近的思想。她有太多的仇恨，她呆在军队里也是另有动机的。”
“我现在对这一点很清楚。”辛西娅又问：“您能谈谈安-坎贝尔同她母亲的关系吗？”
福勒上校想了一会儿，说：“她们的关系很好。关于坎贝尔夫人，我跟许多人的看法相反，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但是她选择了服从她丈夫事业的方式。我用‘选择’一词是因为事实如此——那是她的一个选择。坎贝尔夫人毕业于旧式学校，如果她对婚姻做了承诺，那么她会遵守诺言；如果她改变了主意，她会离婚。她不像当今那些既想保存蛋糕，又想把它吃掉的现代妻子们那样去诉苦、去抱怨和生气。”
他朝辛西娅看了一眼，继续说：“她不会因为她丈夫的背判行为而苦恼，幸与不幸她都会忍受，她懂得作为一个妻子和伴侣的价值，她不会去市中心找一份买卖房地产的工作，用这种可怜的方式来宣告她的独立。她没有佩戴将军的星章，但她懂得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奉献和她多年的忠实，她丈夫也不会戴上它们。你问安同她母亲的关系，而我说的是坎贝尔夫人同她丈夫的关系，不过你可以从中找到你问题的答案。”
我点点头。“是的，我能。那么安想改变她母亲的行为和态度吗？”
“我想起初她试过，但坎贝尔夫人只简单地告诉她让她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她的婚姻。”
辛西娅说：“好建议。这使她们的关系紧张了吗？”
“我不善于协调母女关系。我家里是兄弟4人，而现在我自己有3个儿子。总的来说，我不会揣摩女人的心，我从未仔细观察过母女关系。但是我知道她们从未一起做过什么事，比如买东西、打网球或者是筹划晚会。不过她们在一起吃饭，有时也单独吃。这些对你来说够了吗？”
辛西娅点点头问：“福勒夫人很了解安-坎贝尔吗？”
福勒上校回答说：“相当了解，通过社交活动了解的。”
“那么福勒夫人当然对坎贝尔夫人也很了解，所以也许我可以同福勒夫人谈谈——有关母女关系。”
福勒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就像你们看到的，福勒夫人很难过，所以除非你们一定坚持现在谈，否则我不得不请你们等几天再谈。”
辛西娅问：“您夫人会待在这儿吗？还是她太悲伤了，可能会去哪儿休息一下？”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娅说：“如果你的意思我没理解错的话，作为一个公民，她可以来去随其所愿。”
“您理解得很对，上校。我并不想去开传票。我想今天同她谈谈，因为我没有几天时间可等了。”
福勒上校深深地叹了口气。显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急，并且他对下级给他带来的压力很不习惯。我想是因为我们穿着便服他才没发火，没把我们赶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犯罪调查处常常穿便服去处理最糟糕的案子。福勒最后说：“我问问她今天下午是否能同你们谈。”
“谢谢您。”辛西娅说，“她能同我们谈，总比被迫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好些。”
福勒上校明白这些情况，他点了点头。
我问他：“第二点，上校，您能告诉我坎贝尔被杀的那个晚上您在哪儿吗？”
他笑了笑说：“这是你打算问的第一个问题吧。嗯，我在哪儿？我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参加了在军官俱乐部烧烤餐室举行的军官告别晚会。我很早就托辞离开了，到家还不到10点，我又做了些文字处理工作，打了几个电话。12点就和夫人休息了。”
如果他夫人能证明这一点，我问这个问题就太蠢了。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那天晚上没发生什么意外吗？”
“没有。”
“您几点醒的？”
“6点。”
“然后呢？”
“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大约7点半开始去工作。”他又说：“也就是去我现在该去的地方。”
“您大约在8点往坎贝尔上尉的住处打了电话，在她的录音电话上留了言。”
“对。坎贝尔将军从他家里打来电话要我这么做的。”
“他不想自己给她打电话吗？”
“他很苦恼，而且知道他夫人很失望，所以就让我来打这个电话。”
“我明白了。但是，就像事情发生的那样，我们8点前到达她的住处时，留言已经在录音电话机里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在一瞬间，福勒上校一定会猜测我是否在诓他。其实不是，不然他得编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解释。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可能我把时间搞错了。一定是更早些。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她家的？”
“我得查查我的记录，我能推断出您并不是在7点前打的电话，说她赶不上7点钟的早饭了。”
“这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布伦纳先生，虽然我常常在早于这次的时间打电话提醒她。”
“但是这一次，您说：‘安，你今天早晨应该到将军家去一趟。’在您说了‘你现在也许在睡觉’之后，您又说了吃早饭的事。如果她值勤结束是7点，而您在7点半给她打了电话，她那会儿才刚刚能赶到家，还根本谈不上去睡觉。”
“你是对的……我想我是记不太清了。我也许忘了她在值勤，我的意思是她也许还没睡醒。”
“但您的留言中提到了值勤。整句话是‘今天早晨你值勤结束后，应该到将军那儿去一趟’。”
“我是那么说的吗？”
“是的。”
“嗯，那好，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也许是在7点半前打的电话。我是在将军打来电话后紧接着打过去的。坎贝尔上尉显然已经同意7点去见她父母。虽然按常规她是在那个时间与下一班的军官交接，但她提前离开让值勤军士代理交接也并非不正常。”他又说：“这一点你有问题吗，布伦纳先生？”
“没问题。”我没有问题，你可有大问题。我问：“坎贝尔上尉和她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她为什么要同他一起吃早饭？”
“嗯，他们常在一起吃饭。我告诉过你，她经常去看她母亲。”
“这次早餐的目的是安-坎贝尔对将军的最后通牒做出答复吗？”
福勒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可能是。”
“在被迫答复最后通牒前仅一小时，她死了，您不觉得奇怪吗？您认为这之间有联系吗？”
“不，我想这是巧合。”
“我不相信巧合。我来问您，将军是否要求他女儿回答更多的问题？”
“你指什么？”
“嗯，名字。基地那些同她睡过觉的男人的名字。坎贝尔将军要进行一次大清洗吗？”
福勒上校想了想，说：“完全可能。但安并不在乎谁知道这些，她会很高兴把这些告诉她父亲。”
“那些同她睡过觉的已婚军官们会很在乎，而不会像她那么高兴的。”
“我知道他们的确在乎，”福勒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安不会改邪归正，他们的行为有可能败露。”他说：“你知道，布伦纳先生，大多数已婚男子在不端性行为中都有矛盾心理。”他看了看辛西娅，又继续说：“一方面，他们害怕被他们的妻子、家人、朋友或上司发现；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并且总是夸耀他们的征服。当被征服者是他们上司的漂亮女儿时，他们就无法控制住自己而信口开河了。相信我，我们都有过类似感受。”
我笑了笑。“的确是这样，上校。”我又说，“但是说说是一回事，照片、名单和宣誓书就是另一回事。我的看法是这样，她的一些情人也许通过安了解到将军掌握了关于他们的足够的情况，并且要求女儿拿出一份不轨行为的报告。有人也许认为杀死安就消除了证据，了结了此事。”
福勒点点头。“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杀她的不是陌生人。但是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想让她闭嘴的人用这种方式杀害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死者的性行为上来呢？”
问得好。我回答说：“也许是用来掩盖行为的本质。罪犯需要杀了她，加上强xx不过是干扰调查。我经手过两件这样的案子，丈夫用这种方式杀死妻子，使现场看上去像是陌生人干的。”
福勒上校说：“这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男子杀害女士仅仅是为了灭口呢？因渎职行为上军事法庭总比因杀人上军事法庭风险小得多。”
“我同意，上校，但是我们是有理智的人。在非理性的世界里，杀人的一个基本动机是避免丢脸和出丑，手册中是这么说的。”
“嗯，同样，这也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
“要仔细想想在安-坎贝尔的情人中有谁可能想到用杀人来避免丢脸、离婚、上军事法庭和从军队中被开除。”
“布伦纳先生，据我了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尔上校同她并没有性行为方面的纠葛，所以他没有灭口的理由，但他也许有许多强xx她并杀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这些就是影响你逮捕他的原因，你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机的形成上。”
“当然，我正沿着这条线索调查，上校。我喜欢将谋杀调查看成像步兵和装甲兵司令指挥一场战役一样——多方进击——佯攻、试探出击、主攻，然后是突破、包围。”我补充说：“包围他们，猛击他们。”
他苦笑着。我知道他会这样。他说：“这是你滥用资料、丧失创造精神的好办法。直接去找杀人犯，布伦纳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战术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许您是对的，上校。”我问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是否遇见了值勤中士圣-约翰？”
“没有。实际上，我后来听说其实是一个警卫班长在总部值勤。所以这样一来，当早晨第一个军官来接班时，引起了一场大吵大嚷。那个班长说那值班中士几小时前离开后再没回来，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儿，也不知道值勤的军官在哪儿。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桑德斯少校，一个参谋，决定去叫宪兵队，宪兵队说圣-约翰被他们拘留了，但是拒绝说出原因。我是在大约9点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并且向将军做了汇报。他告诉我要继续追查下去。”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问坎贝尔上尉去了哪里吗？”
“没有……回想起来，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我以为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只不过是离开得早些，让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让警卫班长代理，自己借此机会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回家暗中监视他妻子去了。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个值勤的男人脑子里想着他妻子对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检查一下，这是军队生活的一个问题。”
“是的。我曾办过一个案子，两人被杀、一个重伤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圣-约翰同宪兵队争吵过，这事没报告总部，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为我认为肯定是坎贝尔上尉提前离开导致了圣-约翰玩忽职守，并且我知道此事自会见分晓的。所有人都认为圣-约翰的被捕同我们后来发现的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他的话听起来有根有据，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说：“您说过前天晚上您在总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贝尔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时，您看见她了吗？”
“没有。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在将军的办公室隔壁。值勤军官和中士在二楼办事员和打字员用的大房间里。他们先是接受一个值班军官的值班记录和特殊命令，然后选一张桌子，让自己晚上过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军官报到。”他问：“满意了吗，布伦纳先生？”
“可能，长官。反复核对后我才能知道是否满意。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别无办法。”
“我相信你还有些自由，布伦纳先生。”
“仅仅一丁点儿。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现在正自动落进我的上司赫尔曼上校的嘴里，不敢向高级军官提问的准尉他都要吃掉。”
“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嗯，我会告诉他你干得很出色，没表现出任何恐惧。”
“谢谢您，上校。”
我们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我的咖啡凉了，但我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们同坎贝尔夫人谈谈？”
“我会尽力的。”
我对他说：“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绘的是个军人的好妻子，她会明白谈话的必要性。”我又说：“今天我们还想见见将军。”
“我会安排的。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恐怕我们今天要走遍基地各处。就给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打电话留言吧。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礼安排好了吗？”
“是的。降旗号响过后，今晚和明天早晨遗体将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别的人去吊唁。明天上午11点，在小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到乔丹飞机场，用飞机运到密歇根州，在坎贝尔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职业军官通常都将遗嘱写给军队存档，常常包括关于下葬的说明，所以我问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愿望吗？”
“这个问题同谋杀调查有关系吗？”
“我想立遗嘱的日期和下葬说明的日期同这次调查有关。”
“遗嘱和下葬说明都是在坎贝尔去海湾参战前一周写的，这不会有什么不正常。告诉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遗嘱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约翰-坎贝尔。”
“谢谢您，”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吧，“您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上校，我们非常感谢。”尽管您想迷惑我们一下。
按礼节，上级军官行动优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识到我已说完，并且站起来。但是他却又问我：“在她房间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有损于她或基地任何人的东西？”
我变得忸怩起来，问：“比方说？”
“嗯……日记，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单。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姑妈可以单独在坎贝尔上尉的家里住一周，而不会发现任何她不赞成的东西，包括音乐。”这是真的，因为简姑妈虽然爱探人隐私，但她没有空间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他告诉我说：“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东西。安对每件事都做记录，这是她作为心理学家的一种训练。不容怀疑，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她作为一个讹诈腐蚀者的欲望绝不是靠对她在汽车旅馆外边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办公室里的短暂记忆来维持的。要更仔细谨慎才行。”
“是，长官。”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关于安-坎贝尔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里说出。安-坎贝尔对我来说，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我也许会找到杀人犯，但有人必须找到她所作所为的原因，必须把这些解释给福勒、肯特之辈和所有的其他人听。安-坎贝尔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怜悯，它需要一个理性的解释，可能还需要一种辩护。
福勒上校陪着我们走到前门，在门口，我们握了握手。我对他说：“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找到坎贝尔上尉西点军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习惯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从未注意过。”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么她戴过。”
我对他说：“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将军，我会希望你来做参谋。”
“如果你做了将军，布伦纳先生，你会找我做你的参谋的。再见。”绿门关上了，我们沿着小径朝我们的汽车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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