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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