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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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