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总编导任学安
2006年深秋，一部十二集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在央视与观众见面了，同期，一部共八册的系列丛书与也读者见面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国崛起》。这是我和我的团队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一个巨大工程。很多事情都要有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不敢对我们刚刚交出的这份答卷做任何品评。在即将告别这个倾注了我太多热情、投入了我太多精力的项目时，我更愿意回味创作过程带给我的感悟，那是我三年来最重要的记忆。
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九大国，五百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我想，这是历史的召唤。
从15世纪开始，大国的兴衰，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全球范围里的相互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世界大舞台上的剧情走向。
五百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成为不同时代的主角，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它们多以经济贸易起家，也以思想文化影响世界；它们以军事力量维系霸主地位，也因为战争而备受重创。五百年后，较早的一代大国已相对衰落，但其多数仍属强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其中几个仍对世界有很强的影响力。
而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有“天朝大国”的观念。在我们先人的眼中，中国就是天下，世界就是中华，我们的历史只是一部“浪花淘尽英雄”的王朝更替史，历史的和现实的危机，只不过是一个个王朝的危机。
这种认知以及由此而来的荣耀到1840年时遭到了真正的挑战。很遗憾，我们是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森森寒光中开始认识世界的，中国被迫卷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中，天朝大国的傲慢与自信被一次次无情地击碎。在历史的挑战面前，中国人开始睁眼打量这个有些陌生的世界，也由此开始探寻民族复兴之路。
探寻是艰难的，这一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是近二十八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现实。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视人，我们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大国崛起》一片，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用影像梳理五百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五百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她的诞生，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从容自信的存照。我们力图用十二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通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寻看坐标中的大国并思考自身在其中的位置。为此，我们开始了近三年的艰苦跋涉。
2004年春节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正式立项。七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完成了对九国崛起历史的整理；九月，电视节目内容大纲完成；年底，电视脚本的初稿基本成型。至此，我们完成了对电视片主体内容和主题的确认。
这一年是我的第三个本命年。在这一年里，浩渺无边的历史让我感到茫然，千头万绪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众说纷纭的因果、巧合、偶然、必然。尽管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研讨，尽管跑遍北京的大书店买来了几百册历史书，尽管数易其稿做了大量案头准备，但是，面对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如此之大、多少人毕其一生都无法穷尽的命题，无论多么细致周到的准备都是挂一漏万的。
此后，我一次次发现：最难的考验总在“下一次”。
第一轮的难题是创作一个可以指导境外拍摄的脚本。2005年4月20日，全部电视脚本终于通过了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看。
第二轮的难题是完成七个摄制组前往九个国家的出国手续和拍摄联络。2005年7月31日，第一个摄制组终于出发了。
第三轮的难题是境外拍摄和采访。2005年10月29日，最后一个摄制组顺利回来了。
……
在面对浩淼历史的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是删繁就简，清晰表达。
在形成电视语言的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是深入浅出，情理兼顾。
在七个摄制组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找到要找的人，拍到要拍的场景。
在六台编辑机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是从几百盘带子里挑出合适的画面，构建易于解读的场景，让观众在影像中与历史重逢。
其实都不是。每一座山的后面都还屹立着一座山。幸好，我们不是一支电视创作的孤军。
三个365日的风雨兼程，对帮助我翻越每一座高山的师长和朋友，我心怀感动：
早在《大国崛起》项目提出之时，虽仅有只言片语的方案，却得到了时任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的袁正明先生的首肯，随后一路绿灯——不仅在立项时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编委会成员的一致肯定，而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得到了台长赵化勇先生的亲切关怀，得到了分管副台长罗明先生、副总编辑袁正明先生的具体指导，得到了总编室主任程宏先生（时任）、副主任罗琴女士的支持。在随后的几百个工作日里，我得到了所在节目中心的倾力支持：时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的梁晓涛先生参加了早期的策划和剧组的筹建；现任中心主任郭振玺先生给予了我最坚定的信任和无条件的创作保障。对于一个历经三年的大型项目来说，这一切是极为宝贵的！在广经中心这个大家庭中，给予我无私支持的还有韩建群先生、郑健女士和张政女士等。
著名文化学者麦天枢先生参与了本片的前期策划、脚本梳理等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那令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智慧。
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大国兴衰史的主讲者，著名世界史学家钱乘旦教授，不仅在最早给我们指点了世界大国历史的框架，而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不吝赐教，帮助我们穿越重重历史迷雾。
感谢高岱先生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们，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研究员和在国别史研究领域里各有建树的全国各高校的专家们，感谢所有接受剧组采访的各国学者。三年来给予我们帮助的学者，我无法一一历数，正是海内外学者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共同铸建了《大国崛起》一片的学术根基。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感谢陈乐民、资中筠夫妇、吴建民先生、王缉思先生，在他们身上，有着令人尊敬的大家风范。
境外拍摄是这部纪录片遇到的一座大山。我们有幸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负责外事工作的马旭明先生、曹寅先生和李晓明先生、张永富先生的鼎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九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驻上述九国大使馆的支持；还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贺利先生，为剧组出行提供了最优惠的出访行李定价。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用镜头触摸这段历史。
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我特别出色的电视创作团队，并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创作期间的超常付出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他们是我多年合作的同事和朋友：
万剑英，一位聪慧美丽而敬业的女导演，她带领助手包润峰完成了第七集《百年维新》；石世仑，一位以思维缜密和执行力见长的导演，他与合作者高隽完成了第五集《激情岁月》和第六集《帝国春秋》；毕岳昆，一位富有创作激情的导演，他完成了第八集《寻道图强》和第九集《新途风云》的前期拍摄以及部分后期工作，后因父亲病危而不得不中途遗憾退出；李成才，一位喜爱思考和善于表达的导演，他与合作者刘颖女士，一位极具责任心的年轻女导演，完成了第十集《新国新梦》和第十一集《危局新政》的摄制。特别要提及的是，刘颖女士不仅在美国组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从而确保了该组创作任务的完成，同时作为最早进入剧组的导演之一，承担了剧组部分资料、联络工作和后期全片的合成工作。还有在剧组创作攻坚时加入团队的黄蔚导演，她的专业能力和专注投入令人感佩。
下面是令我屡屡动容的、来自北京三多堂影视广告公司的创作团队，这支活跃在纪录片创作前沿的队伍，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电视佳作，如《20年，20人》、《唐之韵》、《晋商》等等。这一次，他们不仅凭借丰富的电视创作经验和优秀的职业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十二集中的六集（《海洋时代》、《小国大业》、《走向现代》、《工业先声》和《寻道图强》、《新途风云》的后期部分）创作，而且承担了全片的音乐编辑、境内拍摄和部分特技制作。
在这里，我想向这个团队中的高晓蒙、刘军卫、段骏、李宁、程乐平、苏全军等人表示我特别的谢意。尤其是高晓蒙先生，作为公司的掌门人，他亲自操刀，创作了本片第三集《走向现代》和第四集《工业先声》。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用他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丰富的电视片写作经验，为本片提供了内容、主题及文字表述上的把握；中国纪录片界的大师康健宁先生，以他纯熟的影像驾驭能力和极为丰富的创作经验，为本片的后期制作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撑；
感谢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先生为本片创作主题音乐，感谢山西电视台的孙占山先生精益求精地完成了本片的解说；
周艳，本片的执行总导演，这项浩大工程的最早参与者和付出最多的人：她撰写了最早的电视脚本中的八集并完成了全部十二集脚本统稿；她负责实施了本片的动画特技、音乐、节目包装等的洽谈、方案设计及创作跟进工作；她具体创作了本片的结篇：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她参与策划了本套丛书的总架构，并组织了丛书的撰稿和审稿工作。我为能有她这样的伙伴感到荣幸。
《大国崛起》项目的承制方中视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国际制片人员，高小平先生和谭湘江先生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水晶石动画制作公司在剧组聘请的特技导演刘华的带领下，为本片提供了非常专业的特技制作服务，滕杰、田园及他们的团队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养。
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是：高峰先生、孙玉胜先生、杨晓民先生、崔文华先生、汪恒先生、胡劲草女士、哈学胜先生、曲向东先生、曹真先生。
同时，齐世荣、雷颐、夏洪波、何海明、陈伟、赵赫、闫维毅、张晓阳、许文广、吴晓娟、高先民、陈红兵、陈建忠、李永强、李勇、徐立军、张丽娜等人士，他们或在历史知识、或在观念梳理、或在广告经营、或在设备与资料提供、或在人员支持等方面为本片做出的贡献，我将铭记于心。
感谢赵维萌先生和他的北京九华国际会议中心为剧组提供的良好服务。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1988年提出了“影视史学”的概念，他对此的定义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在视觉传播占据优势的时代，电视已经成为强势媒体。影视史学借助当代最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工具，承担起了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
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以说是对影视史学理论的一次实践。为了使我们的探索更具史学价值，在剧组成立之时，我们就对出版一部大型图书作了综合考虑。每一位导演在出国拍摄之前，都与剧组签订了撰写导演手记和拍摄相关图片的协议；同时，剧组要求各组在采访各国学者时，尽可能地就世界五百年的大历史做有深度的访谈。于是，在一群电视人手上，诞生了一套关于世界大国历史的丛书。
这是中国电视工作者从未有过的尝试。这无疑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在翻越这座高山的路上，我要特别感谢章晓宇先生的卓越才干和敬业精神，他在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脚本撰稿中崭露头角，随后又负责丛书的组稿工作，并且撰写了其中四册。在此，也要一一感谢丛书的各位作者和审读专家：
《葡萄牙西班牙》：撰稿孙岷；审读王加丰
《荷兰》：撰稿孙岷；审读陈勇
《英国》：撰稿常仕本；审读：钱乘旦
《法国》：撰稿王凌峰章晓宇；审读：沈坚
《德国》：撰稿章晓宇；审读：李工真
《日本》：撰稿孙岷；审读：汤重南
《俄罗斯》：撰稿章晓宇；审读：徐天新
《美国》：撰稿章晓宇；审读：李剑鸣
今天，这部丛书能与读者见面，必须要感谢的一个人是：全国人大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杨瑞雪社长。作为对电视艺术有着独到见解的文化工作者，她参与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早期策划；后蒙她慧眼，与出版社总编辑郭林茂先生一起带领他们的团队前来商谈，将《大国崛起》以不同于以往电视片出书的方式结集出版，并始终在一线指挥书稿的编印工作。
在领导、专家、同事、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三年的艰难跋涉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但这三年中发生的事和经历的人间悲喜剧，却不是一部电视片和一部系列丛书所能全部记录的。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上天的眷顾，使人到中年的我平安度过了一场过早到来的家人健康危机；感谢各界朋友们和我的团队的支持，使处于最困难时的我没有放弃努力；感谢央视的领导和我在珠海金湾区挂职的领导及同事们，他们给予的特别关心令独处粤地的我在面对家庭重大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挂职任务和《大国崛起》项目；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坚强的妻子在患病期间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段匆匆自南国飞回北京，白天侍候在病榻，夜晚苦熬在剧组的情景，连同创作中的感悟，一起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再次谢谢你们，所有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正是你们的爱，使我笃定于《大国崛起》这项工程。尽管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我终于可以无愧地和这三年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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