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明开化
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午饭前夕，天皇皇宫里侍奉天皇的女官和往常一样，来到天皇所在的御学问所。她的任务是给天皇梳理头发。按照当时的宫廷习俗，她还要给天皇涂脂抹粉。但走进门以后，她不禁大吃一惊，与她同行的女官也惊讶失色。天皇居然已经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这是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留有长发。武士们还有随身携带双刀的权利，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生活习俗。在当时日本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情况下，华族和平民是不能通婚的。身份在服装上体现的非常明显，高级官员常用的服装是直衣、狩衣。穿上以后臃肿不堪，在礼仪上也是繁文缛节。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文明开化政策。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宣布日本人有剪掉长发、解除佩刀的自由。不久又一连串地发布了文明开化的法令：允许士族和平通婚；采用阳历，废除天保历；确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的正式礼服，鼓励官员穿西装。这些法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废除日本中世纪以来的风俗习惯，奖励和移植西方生活方式。他们首先在衣、食、住、行方面大搞欧化运动，其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这些社会改革，建立一个适应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除了天皇的率先垂范以外，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实行这些社会改革。这一期间，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小册子，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
１８７４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本奇特的书，他借两人对答的口吻，对当时政府实行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的变化答疑解惑。对话的人一个是代表保守的普通市民，一个是代表开化的新派人物。这本小川为治撰写的《开化问答》站在当时政府的立场上，向当时日本的广大群众宣传铁路、电报、电话、警察、阳历、货币等问题。木户孝允自己主办了《新闻杂志》，不断报道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出游欧洲的消息。
１８７２年，司法省和东京府制定了一项有关文明违章处罚的法令，在当年的１１月开始实施。其中对日本原来的一些习惯予以严厉禁止，比如禁止贩卖春宫画，不允许男女混浴，不准文身，不准妇女断发，不准随地大小便。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制定这些法令后，其他各县也纷纷开始实施。这些行为规范的制定，对改革社会风气到了很大作用。
东京的面貌也随之一新。在日本桥边，银座大街在１８７５年建成了。马路两边，整齐的瓦斯灯，在夜里将这里照得一片通明。临街种植的松树、枞树和樱花让这里看起来如同欧陆风情，马路两边是欧洲式的楼房。时常可以看到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政府官员在这条街上漫步。日本妇女也穿起细勒腰身的时髦欧式服装，或撑着洋伞，或手捧洋书，在街上行走。
这条日本最早的西方大街，后来成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象征，木户孝允称之为“日本桥边的文明开化”，至今，银座仍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大街。
东京在１８７１年出现了第一家西餐馆，名叫“开阳亭”。不久又有许多西餐馆开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来这里大吃牛排，而原先牛肉在日本被认为是脏东西，根本不吃。现在许多人喝着啤酒和白兰地，说着蹩脚的英语，用筷子在牛肉火锅里找肉吃。东京西餐馆的风习，很快传到大阪、横滨和神户。到西餐馆的人不仅有官员和名流，也有人力车夫、演员和学生。
第二节 启蒙的曙光
明治六年（１８７２年），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
这一年的７月，驻美国的日本公使森有礼被调回国，另有任用。他刚刚回到日本，就倡议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将文教界的名流组织起来，为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商讨办法。
在西村茂树的奔走之下，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泽谕吉这些日本第一流的洋学者纷纷响应和支持。９月，学社成立。福泽谕吉被推为社长，但是他固辞不就，森有礼被推举为第一任社长。翌年三月，出版了《明六杂志》。西村茂树在创刊号上说出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我国成立学术文艺的结社，是从今天开始的，社中诸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认为卓绝奇伟之论，千古不灭之说，必出于本社。希望诸位先生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的模范，以不负识者的期望。”
这本刊物在以后一共出版４３期，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论述社会问题的范围非常广泛。由于是名流撰文，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理性之光。而民六社的社员在几年时间内翻译出大量的西方著作也很多，介绍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术语在这一时期被译成日本文字，后来也被中国的学者引入到中国。像西周，他是第一个把西方“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哲学”的人。
这一时期后来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在美国当公使的时候，森有礼就知道了福泽谕吉的大名，并且认为他是对日本文化教育有巨大贡献的人。这是因为福泽谕吉在１８７２年发表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强调：“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人无天生贵贱贫富之别，唯勤修学问，洞悉物事者为贵人，为富人，无学问成贫人，成下人矣。”他主张排斥“无实用之学问，学习人们普通日用之实学”。本着天赋人权的观念，福泽谕吉批判了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本书发行总量达到了８０万册，超过了他以前写作的《西洋事情》，当时在日本创造了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
《劝学篇》第一篇发表的时候，正值日本制定新学制。这些思想对于新学制的制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福泽谕吉在东京的都港区主持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前身），因为地处三田，福泽谕吉获得了“三田的文部省”的美誉。１８８５年，福泽谕吉又发表《文明论概略》，系统论述西方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号召日本人向近代文明进军，使日本固有文明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这本书后来一直被当作明治初年日本文明开化的经典著作，福泽谕吉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他的头像也被印在今天日本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
当时的这些思想家传播的西方自由思想，被广大青年所信奉。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之理》，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并列为学校教材。这些启蒙思想的传播，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从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逐步发展，形成明治前期的重要社会现象。
第三节 教育的进步
几乎每一位关注日本崛起的人，都不得不把目光放在日本的教育上，因为军事和教育是它兴起的两大关键。
1874年，在佐贺士族叛乱被政府果断实行的“军国之政”平定后，大久保利通提审叛乱的首要分子江藤新平，听完这位当日政府同僚的辩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江藤丑态，令人可笑”。四天后，江藤新平的脑袋就被刽子手砍了下来。
但此时，日本全国的大、中、小学实行的还是江藤主持制定的学制。
江藤新平1871年7月就任新成立的文部省大辅（教育部副部长），总揽了教育行政的大权。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
幕府时代的日本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主要的教育机构有私塾，这是由著名学者创办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吉田松阴在１８５６年再兴的松下村塾，培养出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洋学家绪方洪庵１８３８年在大阪创办的适斋，培养出了福泽谕吉等3000多名学生。在各藩有各藩设立的藩校，学习很多近代科学课程，只有士族能够参加学习。在江户，幕府的直属学校是昌平坂学问所，主要以儒学来教育幕府官员和各藩的优秀武士。他的课程设置也为各藩的藩校所效仿。
对农、工、商这“三民”来说，他们是进不了上述三种学校的。他们只能进寺子屋，这是为一般平民建立的学校，因为多设在寺院里，儿童一般在7、8岁就拜师求学，尊师如父，爱生如子，所以叫寺子屋。寺子屋学习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实用的知识，根据每个人将来的职业而定，一般有习字、诵读、作文、珠算、礼仪等课程。办学的人在城市多是官员和医生、商人，在农村则由村长、神官、僧侣为主。到明治维新以前，这种学校已经普及城市和乡村，计有1万多所。
到1871年12月，江藤新平就组建了一个学制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的12名成员有10名是洋学家，只有2名国学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委员依据英国、荷兰、美国、德国的教育制度，在1872年的6月完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国民教育计划。这是一个由学区、学校、教员、学生、考试五大部分组成的计划，共计109章，加上1873年增加的海外留学生和专门学校的规定，共有213章。
学制草案按照法国的办法，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置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区下面设置32个中学区，全国共设有256个中学区，各区设一个中学；每一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全国设立53760个小学。按照当时的人口，每600人设置一个小学，每13万人设置一个中学。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
学制主要的部分是在小学，儿童从六岁上学，分为上下两等，各为四年。可以根据各地情况设立幼儿园、私塾小学、贫民小学、村落小学、女子小学等。中学分为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共有六年。除了普通中学以外，还可以设立工业学校、商业学校、翻译学校、农业学校残疾人学校等。大学则是教授高深学问的学校。教育经费分为三部分：学费、民间负担的捐赠款、国库的委托款。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评价《学制令》的时候说：“文部省于1872年制定的学制，是出色的启蒙主义文件，是为了加紧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体制，加快普及教育。”
1872年6月，当这个草案首次被提交到太政官会议上审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部的负责人都非常吃惊，这个计划过于庞大，在当时日本的条件下，废除所有的寺子屋，全国一律实行8年制的小学校，让主管财政的大藏大辅井上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当时的日本确实无法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学制的颁布时间不得不一再拖延。
此时江藤新平已经调任司法卿，他和参议大隈重信极力主张通过这个草案，文部卿大木乔任不顾一切反对，强硬要求通过。于是，当年8月，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终于以《学制令》颁布出来。同时还发布了太政官的《告谕》，《告谕》开宗明义地说：“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兴其业，以遂其生者，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长其才艺有非学不可。”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日用常行言语、书算，各种职业知识和技术。政府办学的目的在于四民平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这个命令的推行是强制性的，有的县采用了劝诱的手段，给小学生发给金属的“就学牌”戴在身上；有的给孩子发校旗和班旗，不少县官亲自到学校褒奖优等生。也有的县用警察强迫儿童上学，上午８点和下午３点，如果在街上发现闲逛的学龄儿童，立刻捉拿送到学校。
在《学制令》施行的七年间，小学数量增加到２８０２５个，教员７１０４６人，小学生的人数达到２３０万人。
１８７７年，文部省的官员、著名学者西村茂树来到第二学区考察。他看到的情况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日本的教育。绝大多数日本的小学生之在一年级和二年级读书以后就退学了，农民的孩子苦于费用，又要帮助家长干活。当时米价２块钱一石，但是学费就要两毛五，农民负担过重。教材里的东西离农民的生活太远，还不如原先的寺子屋，可以学到一些实用的技能。不少地方农民暴动反对新学校。
１８７９年，在实施７年之后，学制令被废除了。取代它的是《教育令》。它的制定者是田中不二磨、美国顾问马利和伊藤博文。这是一个用美国式的自由教育思想设计出来的制度。和法国教育制度主张集权不同，美国教育制度更注重地方分权和尊重自由性。所以教育令废除了学区制，每个村设立公立小学。儿童４到１６岁，在８年中只要上学４年，每年只要４个月。这个命令颁布后，原先鼓励民众就学的官吏受到了打击，强烈要求反对教育自由化，民众也反对将教育权力下放给地方。
１８８０年，趁天皇视察的时候，新任文部卿河野向天皇提出考察报告书，和修改《教育令》的方案。根据这个修改后的《教育令》，文部省将小学的八年分段从“４，４”改为“３、３、２”。
就在修改教育令的时候，天皇的侍读元田永孚为了促进“天皇亲政”的目的，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德育大论战，他主张复活儒教，采用国家固有道德教育下一代。他以记录天皇的意见为名，写出了“教育大旨”和“两项小学条例”，送伊藤博文征求意见。他批判了文明开化，指责社会改革过分欧化。
伊藤博文反应迅速，他认为政教应该分离，奖励科学。这种开明的政策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由于这次争论，在《教育令》中没有规定道德教育的问题。
１８８２年，在法国巴黎，伊藤博文会见了到德国考察教育的森有礼。两人讨论了实行宪法以后日本应如何对待教育的问题。森有礼主张学习德国国家主义教育的思想和伊藤博文一拍即合。１８８５年，在日本实行内阁制以后，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任命森有礼为第一任文部大臣。１８８６年，确定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学校令》颁布。这个由《帝国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构建起来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将学术研究和教育区别开来，大学专门研究与国家发展有关的学问，把中小学当作培养忠于国家的良善臣民的教育机关，充满了国家主义的思想。从平常中学到高级中学，最后到帝国大学，形成一个培养英才的学校系统，成为学校体系的主体。
１８７７年，工部省改工学寮为工部大学校。文部省决定将１８６９年政府接管幕府的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创办东京大学，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中心。到１８９０年为止，政府将全部教育经费的４０％给东京大学，使之成为日本最著名的大学。１８９７年开设京都帝国大学。到２０世纪初，日本又相继设置了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
当时的帝国大学都有工学部，是专门传播西欧共学知识的教育机构。大多用外语教学。在西方尚未形成工学体系的时候，日本大学的工学体系直接借鉴了西欧的成功经验。在全面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技术的人才和知识转移。而在实际产业建设中，以培养中级技术人员为主的高等工业学校（相当于高中）对日本工业化的贡献超过了大学的工学院。中学毕业后，因为经济困难选择高工的学生，素质并不低。在明治年间，大学工学部毕业生大都担任官厅技术人员、学校教师、财阀企业的技师，而高工的毕业生则成为众多民间企业的骨干技术人员，引进西方现代技术，在日本加以改造，奠定了日本工业化的基础。在培养人才的数量上高等工业学校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大学工学部。
到井上毅担任文部大臣的１８９０－１８９４年，鉴于日本产业的发展和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先后制定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简易学校规程》。这些法案为日本培养近代产业技术基本知识的和技能的初级技术人才和工人创造奠定了法律基础。１８９４年在第六届议会上，他说：“虽无炮火之竞争，却存在实业技术之竞争。地球上各国正在开展技术、制造、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因此我国怠慢一日，就关系到国之富强、国之命运。”在这些法律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在明治中后期形成体系，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１９００年８月，也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庚子年，日本废除小学学费制度，实行四年的义务教育制度。１９０７年延长到６年，儿童就学率到１９０８年达到９７％。
１８７２年坚决主张通过学制的大隈重信，几十年以后在《开国50年史》中说：“教育在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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