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4日，西方7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27个重要国家的首脑齐聚巴黎参加一项隆重的纪念庆典：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
在世界历史上得到如此殊荣的事件并不多见。
那么，200多年前的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节 “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记事本上是这样记载的：
“14日，星期二，无事。”
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20公里之外，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一座被当作监狱的城堡。监狱里此时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统治的象征，摧毁巴士底狱是推翻专制主义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两天后，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在胜利的市民手中被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削平，最终彻底夷为平地。
7月15日的早晨，迪克·德·利昂古尔向国王汇报前一天的情况，此时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路易十六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急风暴雨的进程，它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力度，张扬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价值。1个月之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公布。
在1789年的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遍了欧洲。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革命所推崇的理念，究竟会怎样地影响这个国家？
追本溯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种子，早在路易十四时代已经埋下。
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于国王一人时，国王决策的明智与否将直接影响国家前途。
而路易十四始终未能正确处理国家的定位问题，在亲政的54年间居然打了32年的仗，以一个法国对峙整个欧洲，国力就在旷日持久的战火中消耗殆尽。
更糟糕的是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这位国王的惊世名言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继承着他的先辈们奢侈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在1751年一年中的花费共达6800万银币——几乎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人民对他的怨恨在滋长，每年有成百的小册子、海报和讽刺歌谣描写国王的不受爱戴，但大都是匿名抗议。有一个小册子写道：
“路易，如果你曾是我们爱戴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的恶德还没被我们所知晓。在这王国里，因为你的缘故，人民不断减少，人民都牺牲在你们这些统治的江湖郎中手里，如果还有法国人存在着，那也是因为需要有人来恨你。”
1757年1月5日，正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策马行驶的国王，遭到行刺，凶手达米内行刺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
路易吩咐：“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行刺者声称：“我无意杀死国王……，我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得他能把一切恢复旧观。”
绝对君主制加上这样一位国王，注定了法国的发展必然遭遇的危机。
在与英国打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后，法国于1763年最终惨败。英国确立了首强的地位，法国不得不居于第二。而连年征战的法国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也造成了国内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国家发展面临重重困境。
此时的法国已经落后于英国，在种种原因中，法国对资产阶级的控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处于绝对君主制的控制之下，国王没有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去发展生产，而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标准来留下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而贵族害怕他们威胁自己的特权，总是排斥他们，不让他们加入自己的俱乐部。因此，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显得日益突出。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贵族既属于上流社会，但也能参与商业化；既独立于国王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而且容许资产阶级加入自己的队伍，两者在不断融合，当社会矛盾突出时，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国王总能达成妥协。
而在法国，贵族只是国王的附庸，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属于下层社会，双方泾渭分明。一些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进入贵族阶层，那么他就会被贵族阶层同化，倒向贵族阶层，反而增强了贵族的力量，并进一步制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很难达成和平的妥协，他们的矛盾难以调和。
第二节 “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六即位了，他说：“我的天主！为了治理国家，我太年轻了！”他努力地维持他的绝对君主制，以至于走向更深的深渊。
路易十六喜爱狩猎和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并不专横独断，也不贪图享乐，但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容易为权臣左右。20岁即位后，左右国事的先是首相莫尔泊伯爵，继为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
1774年～1783年间，路易十六派军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为此支付了20亿里弗尔军费。
关于参战，有和英国争霸的成分。博马歇在给路易十六的报告中说：“只有在征服英国使其衰弱的过程中，法国在陆上才能够保存它自己。”而塞拉斯迪恩1776年11月29日，在向美国国会报告时称：“我从未完成我的任务，除了慷慨的、不屈不挠的和智力之运用外，在各方面，美国人再也没有比大西洋岸的任何一人负于博马歇先生更多的了。”
参战使法国元气大伤，而同时，路易十六数年内给予王族和近臣的赏赐，总量达到了4030万里弗尔。1789年左右，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
面对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4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年～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下台。
1777年～1781年，著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年金，根据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是，对于“久病”的法国来说，这种温和的诊治手法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引退。
1783年～1787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悦王后，以蒙骗的手法，造成政府有偿还债务能力的假象。
他寄希望于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但当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暴露出来后，他也就下台了。他的后继者是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安，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皇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在发展和转机阶段。
纺织业方面，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里昂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对外贸易方面发展神速，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1716年～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1.5倍，工业品增加2倍，殖民地商品增加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1774年～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1.55亿里弗尔。
所以马蒂埃称：“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然而，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法国土地55％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耕种由佃农来做。
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形成了封建等级结构，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万～13万人，占总人口的0.4%～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年平均在1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1亿里弗尔）。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组成，几乎都出身于宫廷贵族阶层，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神职人员，一般出身低下，平均年收入约数百里弗尔，其中少数人亦可达数千里弗尔。教士作为第一等级，享有免税特权，并且受到国家政权和教徒的尊重。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精神支柱。
低级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革除教会的积弊，憎恶教会上层的腐化，同情被压迫群众的疾苦，故倾向于革命。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3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5%。全国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贵族。除了地产所得之外，他们还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这样可以获得年俸和赏赐。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万～30万里弗尔。
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据说布列塔尼地区某地有三分之一的贵族已穷到几乎像乞丐。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
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
资产者的上层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新兴阶级，从根本上是同旧制度相对立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代表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
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他们大多没有文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苦，但内部差异也不小。工人日工资为数十个苏，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面包。他们不仅收入低微、劳动条件恶劣，而且饱受物价上涨之苦。
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总人口80%左右，而所占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左右。
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除了分成制佃租等，还要交纳烘面包税、榨葡萄酒税、使用磨坊税、过桥税、市场税等杂税，服一定的劳役。领主的狩猎权和养鸽养兔特权又使农民的庄稼遭到蹂躏。王家政府征收直接税（人头税、所得税、念一税等）、间接税（盐税、靴鞋税、酒税、烟草税等）和王家劳役（筑路、军用运输等）。国家征收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如按人口平均分摊，大约每户年负担50～60里弗尔。其中仅盐税一项每年即达5000万里弗尔。加上包税人的中间盘剥，就更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据杜尔哥在1766年计算，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125～150里弗尔供生活消费，简直难以糊口。因此，在旧制度末期，流浪汉和乞丐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税负分担的极不合理，这也是农民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仅反对封建领主，也反对腐朽的天主教会和专制王权。
如此艰难岁月，再加上启蒙思想家启迪民智的一系列鼓与吹，使人民日益觉醒。而此时，整个欧洲、美洲都是一幅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画卷，北美殖民地人民狂吼着自由，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对此行动大加支持的法国也深受影响。一个积累民主精神，迸发时代激情的时代深深将法国卷入其中。在内外冲击下，法国革命已然蓄势待发。
第三节 “革命已经在蠢动。”
《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具有批判和嘲讽法国革命前夕的腐朽统治阶级的激烈内容的戏剧，不仅在法国禁演，就是在维也纳，也被认为是一部不受欢迎的戏而遭禁演。而拿破仑评价《费加罗的婚礼》说是“革命已经在蠢动”。
《费加罗的婚礼》主要剧情是，西班牙贵族阿尔马维瓦伯爵在费加罗的帮助之下，和罗吉娜结为伉俪，但是，他的天性朝秦暮楚，刚刚结婚就又冷淡下去了。这时，已成为他的男仆的费加罗和女侍苏珊娜提出结婚要求，伯爵坚决反对。他舍不得可爱的苏珊娜，他不肯不加染指就把她交给费加罗。于是，他恢复了与罗吉娜结婚时已经废除了的初夜权，他要“合法地”占有苏珊娜。
百科辞典上这样解释：“初夜权即是平民结婚时，领主、酋长、圣职人员先于新郎与新娘共衾的权利。”《费加罗的婚礼》的可以说是对这一残酷制度的强烈反抗。
首次公演是在1784年4月27日，这是一个大事件，巴黎人专心致志地观看第一晚的演出。贵族和平民一块入场，结果酿成了格斗，有3个人死去。演出空前成功，以至以后每场观众爆满，轮流演出达60多次。演出收入很多，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博马歇甚至拿出41999法
郎给慈善机构。
在巴黎，当三级会议逐渐来临时，第三等级希望变革的心情也日益高涨。许多小册子在各地流传，人们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高谈阔论。历史上最有威力的小册子出现在1789年1月，由自由思想的沙物尔教区的伊曼纽·约瑟夫·西耶斯修道院长所著。尚福尔曾写过这样的诗句：“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它有什么？一无所有。”西耶斯将此具有爆炸性的讽刺短诗，加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并转化成三个问题，立刻成为半数法国人正在问的：
第三等级是什么？
一切东西。
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等级上，它得到了什么？
一无所有。
它要求什么？
去变成一些东西。
西耶斯指出，在法国2600万生命中，至少有2500万属于第三等级，事实上，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假使，在三级会议中，其他等级拒绝与它同席，它将会自组一个“全民大会”。
1789年之前的旧制度，在法国培育了倾向革命的第三等级。
在旧制度下，某些宅第的门口竟然贴着这样的告示：“狗、佣人与士兵不得入内！”
专制制度的压迫与生活的贫困促使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逐步加强了斗争。1766年，由于收获不足与粮价上涨，巴黎与第戎等地区发生了“面粉战争”，政府被迫调兵镇压。1788年6月7日，是格勒诺布尔城的“抛瓦日”，民众纷纷从房顶上、窗口里扔下瓦片，驱赶街上的士兵。1788年～1789年，许多地区的民众造反。
1788年7月21日，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未经国王批准而突然在维齐伊城堡自行召开。参加此会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了1倍，表决不按等级而是按人头计算。这可以说是1789年5月全国三级会议的预演。
这次会议发表声明说，改革必须由三级会议事先通过、一切代表应由选举产生、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按人而不是按等级投票。这项声明迅速传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法国大革命前夕，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动员人们为之奋斗。这其中，最杰出的、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西耶斯和罗伯斯庇尔。有人说，他们两人的思想是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钥匙。
大革命前夕，西耶斯发表了著名的政论小册子《论特权》和《第三等级是什么？》，他以理性为旗帜，从法律的高度来分析批判特权阶级。他认为，法律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安全，他提出关于自由、关于公民权利的思想，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应该平等，他用一个球体的比喻让人信服。他说：我将法律比作一个庞大球体的中心，所有公民无一例外，在圆周上均与中心保持同等距离，所占位置相等；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依存于法律，所有的人都将其自由与财产交由法律保护，这就是我所称的公民的普通权利，在这点上他们彼此全部相同……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共同权利，也就保护了一切他能做事的权利，除非公民想要做的事已开始危害公共利益，否则这种保护绝不会停止。
后来，他的这种思想在《人权宣言》中得到充分体现。
西耶斯在政治学上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原则，那就是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必须自己单独组成国民议会”，“第三等级无一例外地代表全体国民议事和表决”，“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为了使第三等级能够夺取整个国家，西耶斯提出一套系统的国民代议制理论和宪法理论。他认为，法律来源于国民的意志，那么也只有国民永远是宪法的主人。
西耶斯的政治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为第三等级和将要到来的大革命提供了最锐利和勇猛的武器
罗伯斯庇尔更加年轻气盛，他的思想也更富有民主色彩，他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坚决捍卫者。
在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期间，罗伯斯庇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民主的主张。他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建议国民自卫军胸前要佩戴“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兰西人民”的标记，同时还建议把它写在国民自卫军的三色旗上。
他对政治民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后草案》中，这个遭到国民议会否决的草案共38条，其中一些条款远远走在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的前面。他提出：“人首要的权利是具备保持其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关于财产权，他说：“财产权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尊重别人权利义务的限制。”违反这个原则和一切财产占有和交易，都是非法的，不道德的。
罗伯斯庇尔还明确提出了“人民是最高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作品和所有物，公职人员是他们的办事员。”
他后来关于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的理论，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把革命的发展推向顶峰，最后也让革命进入一种无序状态。
1788年，由于国库的空虚，王室债务沉重。路易十六勉强同意召开古老的法国议会，即由僧侣、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组成的三级会议。僧侣和贵族直接选举代表，平民通过基层和地区的一系列选举产生代表。没有人会十分确信这次三级会议会带来什么理想的结果，毕竟，这次会议离上一次召开的会议已经有了170多年了。
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思想早已具备，大革命爆发了。
呼唤自由和平等的革命之声迅速传遍了欧洲，恐慌的各国君主们开始组织反法同盟。
1789年时，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法国。在这个公认的欧洲的中心发生革命，从一开始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法国革命之所以吸引或者困扰众多的人，是因为它反映的正是整个欧洲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忧虑和矛盾。
当法国革命者高呼自由和平等的口号时，他们喊出的不仅仅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的声音，同时也是光荣革命时的英国贵族和独立革命时的美国革命者的声音。
不同的是，法国的这个声音，在摧毁了巴士底狱后，要继续打破一切枷锁、冲破一切的成规与经验的约束。革命的汪洋恣肆之态，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
第四节 “冲向巴士底监狱！”
1789年5月4日，1139名代表，庄严地排成一列队伍，参加圣路易教堂的弥撒。凡尔塞教士在最前排，次为身着黑衣的第三等级代表，接着是悠悠然、身着彩衣炫耀的贵族，再次为教会代表，然后是由皇家人员陪同的国王和皇后。市民们聚集在街上、阳台和屋顶上，向平民代表、国王与奥尔良公爵欢呼，而对贵族、教士则熟视无睹。
5月5日，在离皇宫约400码的地方，在宽敞的“小娱乐之厅”，621名平民代表，308名教士，285名贵族，召开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三级会议。
国王先以一段简短的演讲，开始了第一次会议。他坦白承认了政府财政的困窘，却把这个原因归结于“一场耗费庞大，但却诚实的战争”，他要求增加一项新的税种，并哀叹着“新设施的夸大要求”。
内克尔继之以3个钟头的演说，承认了一项5615万里弗尔的亏空，而实际上的亏空比这个数要大得多。他请求准许一项8000万里弗尔的贷款。代表们对这些数字烦躁不已，他们只不过想听听这位自由的阁员说明改革的计划。
第二天，会议展开了分组讨论。热情高涨的一般民众挤进了会场，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三等级拒绝这种分开方式的会议，他们等待其他等级的加入。而贵族们却按君主立宪制度的要求，想要用每一等级一票的方式投票，以削弱第三等级的影响。教会代表分为保守和自由两派，采取观望的态度，静看时局的发展。一个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人民愤怒了，暴力事件不断。
6月10日，不能再等的第三等级代表派了一个委员会到贵族和教士中去，再度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并宣称，如果还采取这种分庭开会的方式，第三等级将不顾及他们而继续国家的立法。
部分贵族和僧侣为这一民主的潮流所感动，大约有超过半数的僧侣代表和五分之一的贵族代表加入第三等级的会议。第三等级选取贝利为主席，并自组为代表团及立法机关，而且宣布他们的会议是“国民会议”。
路易和他的贵族会议也在商量，国王感觉到，他的王位还是建立在贵族与教会之上的，于是决定对抗国民会议。
6月20日这一天，当第三等级的代表来到自己会场的门前时，却发现门被锁住了，里面盘踞的是工人。
这时候，一个著名的医生吉约坦博士大声说：“让我们到网球场去！”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三五成群地向网球场进发。
网球场建于1686年，是专供路易十六和王太子打球的场所。在门楣的上方，雕刻着一个象征国王权力的太阳。那天，将近600名第三等级的代表涌进了这个网球场，他们也没有想到，这座当时已有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会因他们的到来而名垂史册。
代表们在网球场，作了一个历史性宣言：
国民大会，顾及到它被召集来建立王国的宪法，完成公众秩序的革新，及维持君主政体的真正原则，因此，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各方面继续的深思熟虑。它可能被迫地组织它自己，以后，每逢它的会员集会时，就是一个国民大会。此大会的所有会员，均将作一个庄严的宣誓：永不分开，不论何地，只要环境需要，它一定重新开会，直到王国地位被建立，并
在坚固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时候。誓言说，所有会员，每一个人均以签名来承认这个坚定的决心。
550位代表和20位副代表立即签字。60多个教士也接着签字。
国民大会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国王和他的贵族们不会善罢甘休。
7月1日，国王召集了10支联队到巴黎，多数是日耳曼人和瑞士人，6000名军队在布罗伊元帅的带领下，占据了凡尔赛；10000人则在贝森瓦男爵的率领下，攻下了巴黎附近的一些据点。大会和人民确信，国王正计划对付他们。
现在，在巴士底狱遗址上的是巴士底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52米高的纪念碑。耐人寻味的是，它纪念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更不是攻陷巴士底狱战斗中的牺牲者，而是几十年后另一场革命的死难者。
它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提醒后人：1789年7月14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并没有立即给法国人带来自由与平等。
1789年7月，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面包的价格是一个大问题，在此时，人们猜疑，有一些奸商正在囤积居奇，以抬高物价，而城外的军队也在威胁着大会和大革命。
7月13日，群众聚集起来，他们进入了圣拉萨瑞修道院，占据谷仓，并将它迁往市场。另外一群人打开了佛斯监狱，释放了犯人。
7月14日清晨，8000名群众闯进了一个叫“废厅”的地方，缴获了3.2万支毛瑟枪，一些火药，12门大炮。突然，一个人大叫：“冲向巴士底监狱！”
为什么人们选择巴士底监狱？
不知从何时起，这座100尺高，有30尺厚的墙，有75尺宽的壕沟的堡垒，已成为封建专制的象征。在人民心中，它相当于1000所监狱。
下午1点钟，18个人先爬墙，跳进巴士底的前庭，然后，放下了吊桥，数百人越过了壕沟。战斗开始了！
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98名起义者和1名士兵死亡。
7月15日，国王走进全民大会，宣布：军队撤出凡尔赛和巴黎。
7月16日，激昂的群众用鹤嘴锄和枪炮扫平了巴士底狱。7月17日，路易十六来到巴黎市政厅，从新市长巴伊手里接受了蓝白红色帽徽（红蓝二色代表巴黎市，白色代表波旁王室），表示批准新官吏的任命。这一行动象征他已承认了议会，承认了巴黎市新政权，承认了这场革命。
以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革命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但是，革命远远没有结束。
摧毁了巴士底狱之后的巴黎迎来的是什么呢？
第五节 “就权利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
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又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将启蒙运动宣传的政治学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只有17条的宣言，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到1791年通过宪法的时候，被作为该宪法的前言。
第一条
就权利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
第二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利。
……
第十七条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人权宣言》的起草者穆尼埃说：“对法国而言，《宣言》的发表是一项巨大的进步。”虽然它所阐述的思想并不新奇，它只是概括总结了17世纪、18世纪哲学家们的思想，但是，它却标志着旧秩序的寿终正寝。
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不仅赢得了法国贫苦人和被压迫者的欢迎，而且，大多数贵族也非常乐意接受，虽然他们的封建权利丧失了，但是，他们的财产却安然无恙。
在第三条中，“所有主权源于国民”，具有特殊的意义。主权于民，则表示路易十六将不再是法兰西的国王，他的权力将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
而此时，国王在做什么呢？
与巴黎的喧嚣不同，路易十六躲进了距离首都20公里的、平静而又安逸的凡尔赛宫，他也迟迟不肯签署宪法中的某些条款。
被谣言和面粉的匮乏刺激着，巴黎贫民又一次被激怒了。1789年10月6日清晨，两万多名巴黎人包围了王宫，一些人冲进去，杀死了守卫，路易十六被迫屈服了。人们簇拥着国王一家启程回到巴黎。
1790年，为庆祝攻打巴士底狱胜利1周年，各地的国民自卫军派出两万人，前往巴黎参加庆典。国民会议规定，代表们的费用由巴黎各区分摊，王国的军队由11000名老兵组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联盟节”的由来。
人们把庆典定在玛斯广场举行，由于场地不平，人们决定重修。但是，到了7月7日，还有一大半修建工程没有完成，要到7月14日庆典当日完工，除非有奇迹出现。
奇迹真的出现了。一位名叫卡特利的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在工地上转了一圈，给《巴黎纪事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动员全体市民去玛斯广场参加劳动。
就在当天，几乎全巴黎的人都出动了。我们难以想像这样有趣的场面：虔诚的修女、残废人、僧侣、法官还有女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地拉着一辆辆装满泥土的两轮车。
以后，每天都有25万人参加劳动，诺大的广场秩序井然。许多人是全家都来助阵：丈夫挖土，妻子装车，他们的子女轮流推车，老人抱着小孙子在旁高喊：“好！加油！加油！”
最感人的还是人们之间的那种相互信任：一个青年来到广场，把手上贵重的手镯和戒指，草草地和衣服放在一块。有人说：“当心你的东西。”他说，没关系，“大家是自家兄弟嘛！”等他收工回来，他的那堆东西还是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
庆典的日子终于来了。清晨，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巴士底狱前。8点人们向玛斯广场进发。主教和200名身披白袍，腰扎一根三色带子的神甫一起，在广场圣坛为祖国祈祷。随后，15万人庄严宣誓。礼炮声和军乐声响彻云霄，在塞纳河畔上空久久回荡……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如果革命始终保持如此深沉的激情，而不让它异化为一种无节制的恐怖，那么法国大革命将拥有更大的光荣和影响力。
第六节 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1791年6月20日深夜，王室成员化装后逐一悄悄穿过隐秘的通道溜出王宫。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日后的路易十八）也在当晚轻装出逃，成功逃入布鲁塞尔。
国王一行人离开巴黎后十分兴奋，而起初行程也比较顺利。一路上，路易十六并不费心隐藏，甚至多次下车与附近乡民交谈。到达圣默努尔德之前已数次有人认出国王，但震惊疑虑之余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然而，马车到达马恩河畔沙隆时已落后原计划3个小时，原定在城外迎接国王的骑兵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迎接部队怀疑国王未能成功逃离巴黎，便陆续撤离。
第二天傍晚，圣默努尔德驿站，站长德鲁埃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此时一行行色匆匆的人马引起了他的注意，路易十六走出了马车，他认出了，是国王。
德鲁埃在马车离开后马上通报了市议会，市议会派德鲁埃追赶国王。
德鲁埃抢在国王前面到达了距蒙梅迪三四十英里处的瓦雷纳。瓦雷纳敲响了警钟，拦住了国王一行人。起初，代理市长答应帮助承认了自己身份的国王离开，但市议会讨论后决定拖延时间，下令国民卫队严阵以待，并向附近城镇求援。布耶手下的骑兵随后赶到，但无法救出国王。
6月21日早晨，国王出逃的消息在巴黎传开。路易十六临行前在桌上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从王室手中剥夺了外交、军事和地方行政权利，并宣布他在1789年6月23日以后批准的全部法令无效。
6月22日清晨，巴黎的使者到达了瓦雷纳。路易十六一行人在数千名国民卫队的伴随下启程返回巴黎。一路上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随着马车缓缓向巴黎进发。制宪会议派出的3名代表在马恩河谷与国王会合，陪同王室在6月25日抵达巴黎。
路易十六出逃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很多由衷热爱国王的民众都认为他是遭到绑架。但国王留下的声明打破了他们的幻想，造成人民心理上极大创伤。民众对路易十六的支持骤减，公共场所的王室标记被黑布遮盖，出现了大量讽刺王室的图片。同时，在战争的威胁下，法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数人致信巴黎或公开宣誓效忠国家、法律和制宪会议，国王不再是凝结法国的核心。
1791年9月3日，立法会议通过了宪法，即1791年宪法。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它概括了大革命以来颁布的多项反封建法令，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前言，一开始就庄严地宣布彻底地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制度。
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属于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法国执掌。
立法议会内部分为三派。右派264席，掌权的为斐扬派，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这一派起先还能够掌握议会，但由于内部分裂、行动软弱且过于依赖国王而很快失势。中间派345席，他们拥护新制度，但政治上摇摆不定，一般支持得势的派别。左派136席，为雅各宾派，包括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内，这一派主张实行共和制，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富有战斗力，常常能以气势压人的演说控制议会的局面。
10月初，巴伊和拉法耶特分别辞去巴黎市长和国民自卫军司令职务。11月，拉法耶特竞选巴黎市长失败，后被派往前线。吉伦特派的佩蒂翁当选市长。这样，斐扬派就失去了对巴黎市军政的控制权。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已呈恶化迹象。在国内，反抗派教士煽动迷信的农民发动叛乱。城市中食品供应的紧张和乡村中对仍保留着的封建权利的抗议，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在国外，以王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逃亡贵族集结在边境的科布伦茨城，伺机反扑以复辟旧制度。
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等封建君主都对法国革命事态的发展深感恐惧，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当时，战争问题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问题。吉伦特派主战最坚决，他们不仅相信法国能够抵抗侵略，而且相信可以通过战争把革命输出到国外。
1792年4月20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到议会，提议对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宣战。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宣战决议。一场持续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其结局出乎任何一个党派的意料之外。
战争一开始，由于吉伦特派内阁指挥失当和立宪派将领的消极抵制，法军节节败退。6月13日内阁改组，罢免吉伦特派大臣，代之以斐扬派。但战争形势更趋危急，普鲁士军队参战，开始越过国境入侵法国。以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为代表的雅各宾左翼呼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惩治国内的叛徒，废黜国王。
7月11日，立法议会正式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规定，一切行政机关都处于戒备状态，日夜办公；凡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都必须动员起来，领取武器，保卫祖国。数天之内，仅巴黎一地就有15000人志愿报名参加义勇军。全国各地也纷纷组成义勇军并陆续到达巴黎。其中来自马赛的义勇军，还高唱激昂雄壮的《莱茵军战歌》，步行27天进入巴黎。
爱国热情高涨的群众对君主立宪派的统治十分不满。他们决心推翻君主政体。7月底8月初，巴黎48个区中有47个区通过了废黜国王的决议。7月25日，普奥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在从科布伦茨发动进攻时发布了告法国人民的宣言，声称，必须恢复国王路易十六的自由和合法权利，保证王室安全。巴黎如敢反抗，将予彻底摧毁。
消息传来，巴黎民众更加怒不可遏，于是加速行动。巴黎各区一方面向立法议会呈送请愿书，要求立即废黜国王，另一方面积极准备举行暴动。8月8日，在圣安东区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雅各宾派左翼成员在其中起了骨干作用。8月9日，起义队伍占领市政厅，改组市政机构，成立了新的巴黎公社，即1792年公社。同时，逮捕市长佩蒂翁，处死原国民自卫军司令芒达，把指挥权交给了雅各宾派的桑泰尔。
8月10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巴黎公社领导人的率领下包围王宫，歼灭瑞士近卫军，占领了王宫。在武装群众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停止国王职权，撤换各部大臣，迅即召开国民公会。路易十六被巴黎公社当作囚犯押送到丹普尔狱监禁，等候审讯。从此以后，君主立宪派退出了革命舞台。
统治法国上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终于在8月10日人民起义的洪流中被冲垮。这次起义结
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进入新阶段。它把吉伦特派推上了统治地位，但也表明，一支新的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成长壮大。而国王则受到惩罚。
1792年9月22日。
这一天，法国国民议会一致决定废除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绝对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
1792年11月，有人在杜伊勒里宫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铁制的小壁橱，里面竟然藏匿着路易十六和敌人来往的书信，这些信确定了路易十六通敌叛国的罪行。经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
吉伦特派的代表想对国王进行宽大处理。但是，1月16日，当问及“法国国王路易应受怎样的判决？”时，走廊上的群众高呼处以死刑。1793年1月20日，经过一夜的讨论，国民公会以微弱优势同意处死国王，并在次日押赴断头台。
1月21日清晨，天空飘落着蒙蒙细雨。在断头台上，国王向他的臣民们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说：“我虽无辜而死，但我宽恕一切。我饶恕我的敌人，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他还想再说些什么，行刑的鼓声淹没了他的话。片刻过后，他的人头落地。刽子手抓起国王的头颅，高举示众。
人群中吼声四起：“共和万岁！自由万岁！平等万岁！”
臣民砍下一位国王的头颅！欧洲乃至全世界都被法国弄得目瞪口呆，各国宫廷一片大哗，各国君主害怕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合到一起，“反法同盟”这个词存在了22年。
第七节 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1792年9月21日，第一共和国诞生，同时，法国志愿军和正规军并肩作战，在瓦米尔之战中击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目睹这一战役的歌德对朋友说：“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你们可以宣告见证了这段历史。”
被雅各宾派革命群众控制的国家，充满了崭新的气象。街头到处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说家；在公文和说话中，不再使用“先生”，而是彼此称呼“公民”；人们还编制了“共和历”以取代传统的格里高利历。
这个共和历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建立共和元年的报告：1792年9月22日起为共和元年；一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另加5天或6天补充，叫“无套裤汉日”。10月24日，诗人法布尔·戴格朗丁为每个月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
但是，面对革命，群众的激情日渐走向极端，失去了控制。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激进的革命举措让法国遭逢另一种绝对的统治——群众专政。
7周之内，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于非命。一年之中，法国有3.5万人被处决，而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雅各宾派开始用一种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上断头台。
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里，有这样的一幕：
一天，罗伯斯庇尔身着布衣和无套裤，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迎面撞见一群人。人们马上认出了罗伯斯庇尔，并激动地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会继续革命，加速杀人。罗伯斯庇尔看着人们因激情泛红的脸说：“你们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人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人们回答说。
是的，革命需要杀人，只是没有想到，大革命初期的功臣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推上了断头台，而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尝到了断头台的滋味。
先赴断头台的是革命元勋丹东，身为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的丹东，签署过不少杀人的命令。然而，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人民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是什么最终导致了丹东的死亡？是自由。
丹东为了自由而发动革命，又被“自由”的革命法庭斩掉脑袋。丹东之死可谓奇矣。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他们为了自由而革命，并建立起人民专政的革命法庭，对每一个不符合人民意志的人都采取“迅速、严正、坚毅不屈的正义行动”，也就是最直接的肉体消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丹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无止境的自由让他思考到自由的另一面约束，太多的鲜血让他反思这种行动的意义和价值。
有一次，丹东和友人在残阳如血中沿塞纳河散步，丹东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丹东开始对绝对化的人民民主的自由产生了怀疑，怀疑这种自由与妓女一样，“是世界上最无情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他隐隐约约感到，“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好，炉火烧得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烫焦的”。于是，在审判丹东的人民法庭上，丹东对旁听席上的人们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对雅典的“民主”的讽刺，那么丹东之死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提出质疑。他提醒人们，不能听见“自由”就兴奋，最好先搞清楚，“自由”是什么意思。
丹东死后，罗伯斯庇尔通过一项法律，它要求革命法庭只在死刑和宣判无罪间作出选择。法律和秩序其实已然不复存在。由此，对断头台的厌恶开始在人们心中滋长，即使那些热衷于“断头台”狂欢的人也觉得项上头颅朝不保夕，人们渐渐远离罗伯斯庇尔。
1794年7月26日，革命历法的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说，要求再次彻底清洗国民公会的代表，以铲除共和国之敌。而此时，国民公会的代表几乎被断头台斩尽杀绝。次日，国民公会反戈一击，他们意识到，这是为自己的生死投票，他们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
巴黎动荡之夜随之而来，罗伯斯庇尔始料不及，然而，一切都结束了，企图自杀的他于次日被送到断头台处死，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群众的绝对统治也是一种专制，而且很可能更加野蛮、血腥而不负责任。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
正如一位被推上断头台的革命者——罗兰夫人这样哀叹：“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你之名而行。”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人权宣言》中这样一句话：“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很快走到尽头。当拿破仑用他的“战争恐怖”取代这种“革命恐怖”的时候，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也走到尽头。但法国的动荡才刚刚开始。
大革命爆发之后，巴黎的街道成为一次次起义、革命、政变的见证。巷战，成为这个艺术、文化之都最独特的战斗形式。
罗伯斯庇尔鲜血淋淋的头颅被插在柱子上。群众的绝对统治也是一种专制，而且很可能还是更加野蛮、血腥的专制。
第一共和国的命运向法国人昭示了现代国家命运的这样一条法则：一旦背离了大革命倡导和确立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政权就无法带领国家继续向前。
之后发生在法国的频繁的革命和政权更替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即便是天才的拿破仑，即便他几乎使整个欧洲匍匐在他的脚下，却依然不能让法国保持胜利和大国之位。
但这条法则一直要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才被读懂。
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它们是：1789年革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革命，7月王朝建立；1848年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1870年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法兰西的土地成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
激烈而反复多次的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动荡的局势使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法国的大国之路因此而变得格外曲折。
历史渊源使人们习惯于将法国和隔海相望的英国作比较，有两个关键的时间总是被拿出来对比：
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
英国，1485年。
法国，1589年。
开始进行由专制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
法国，1789年大革命。
历史上并不缺乏后发先至的例子，但发展的机遇却稍纵即逝。相对于两个100年的时间差而言，影响更大的是变革方式的不同：在法国经历着百年动荡的时候，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变革的老对手英国已经在进行一场工业的革命。在这一轮的国家竞争中，法国遗憾地错失了时机，不得不始终居于“第二”的位置。
这也许就是法国用最彻底而没有节制的革命方式来实践“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所付出的代价，这场基于启蒙运动思想启发而产生的革命，却在刚一开始就忘记了什么叫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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